不朽的白蕉

淺行漫步2 2015-12-13

展開全文

內(nèi)容提要：

白蕉為近現(xiàn)代“海派”帖學書法代表人物之一，其書法一生以“二王”為旨歸，瀟散縱逸、超凡脫俗，與其淡泊自守、孤高狂狷的個性相統(tǒng)一，給當時沉悶雷同的書壇帶來一股清新奇逸的高古之氣，影響不可低估。歷經(jīng)時間的汰洗，在當代振興帖學的大背景下，白蕉的價值和意義正逐漸凸顯出來。本文試圖對其人其藝予以全方位評價，著重分析其行草書的藝術(shù)特色及成因，兼及與同時期書家的比較。以期恢復其在現(xiàn)當代書法史上應有的地位，并有益于當代。

關(guān)鍵詞：

白蕉；行草書；瀟散簡靜；“二王”；“海派”書風發(fā)軔于清乾嘉年間(公元1736年—1820年)盛行于清晚的碑派書法至民國后逐漸走向頹勢。一些有識之士開始“別裁偽體親風雅”，高舉回歸“二王”的幡旗，走“宗晉法唐”的傳統(tǒng)帖學之路，使竟尚碑學的局面有了較大的改變。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一股恢復“二王”書系的藝術(shù)思潮，構(gòu)建了體麗筆健、歸宗“二王”的書法藝術(shù)流派。這種回歸是歷史的必然，對糾正時弊，更完整地繼承傳統(tǒng)藝術(shù)的精華，開拓一代新書風起了不可忽視的歷史影響。論者認為這一流派主要以沈尹默為旗幟，馬敘倫、潘伯鷹、鄧散木等為中堅，海上白蕉更是其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書家之一。

近年來隨著書法事業(yè)的復興和“二王”帖學的回歸，白蕉理所當然地走進我們的視野，被我們重新認識和追捧，這是歷史的選擇，也是我們的幸事。本文試圖圍繞白蕉其人其書予以全面述評，以期引起更多同道的關(guān)注和研究。

一

白蕉（1907年—1969年），近代海派藝術(shù)代表人物之一。上海金山人，本姓何，名馥，字遠香，筆名白蕉，號旭如，別署復翁、復生、濟廬、云間居士等。出身于書香門第，才情橫溢，為海上才子，詩、書、畫、印皆允稱一代。詩論亦富創(chuàng)見，詩名蜚聲文壇，寫蘭尤享盛譽，在1940年代，他和徐悲鴻、鄧散木被稱為“藝壇三杰”，且有“白蕉蘭、（申）石伽竹、（高）野侯梅”三絕之譽。其書法以“二王”為宗，兼取歐、虞諸家，超逸絕塵，冠絕時人。亦擅篆刻，雖不常作，而高古絕倫，深得漢印堂奧，其自用印均出于己手。為人秉性耿直，散淡自然，重品德而輕名利，以“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為座右銘。一生清貧，常“于黑墨白米之間每相為短長”。曾主編《人文月刊》，并編寫出版《袁世凱與中華民國》一書，黃炎培為之作序，為研究袁世凱提供了重要史料。

抗戰(zhàn)勝利后，他看到家鄉(xiāng)張堰鎮(zhèn)僅有小學，即邀方?jīng)_之等創(chuàng)辦浦南中學(即今張堰中學)。解放后，歷任上海市文化局美術(shù)科代科長，上海中國畫院籌委會委員及秘書室副主任、畫師，上海書法篆刻研究會籌委會委員，中國美術(shù)家協(xié)會上海分會會員，上海美術(shù)專科學院教師等職。

1962年白蕉曾與任政等一起在沈尹默創(chuàng)辦的上海市青年宮書法學習班執(zhí)教，為書法普及事業(yè)不遺余力。生平著作有《云間談藝錄》《濟廬詩詞》《書法十講》《書法學習講話》《書法欣賞》《臨池剩墨》《書法大成》《鋼筆示范》《行書字帖》等。白蕉書法早在青年時代便負盛名，當時藝術(shù)界的一些名流都和他有過交往。大藝術(shù)家徐悲鴻就曾對他激賞有加，還把他引薦給齊白石。后來徐悲鴻留學歸國曾邀白蕉赴北京棲霞山賞紅葉，并畫了一幅枇杷相贈，托蔣兆和帶給白蕉，白蕉還為此寫詩以記之。

1953年，徐悲鴻帶白蕉去白石老人處，白石老人為白蕉畫了幅芭蕉圖。這些軼事白蕉夫人金學儀有專文詳細談及，在此不贅。[1]

1938年，為了募捐抗日，他和鄧散木合辦“杯水書畫展”，表達了一片拳拳赤子之心。初露頭角就受到歡迎，開始鬻書自給。1940年，又在上海首次舉辦了個人書法展，一時好評如潮。當時王蘧常曾作詩贊頌：“三十書名動海陬，鐘王各欲擅千秋。如何百煉功成后，傲骨難為繞指柔。” 從此白蕉更是書貴名重，但他依然“以不息為體，以日新為道”，無間臨池之志。據(jù)說白蕉臨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將臨本與北宋原拓映日對照，竟能重合起來，一時傳為美談。[2]另據(jù)白蕉夫人回憶，白蕉練字常通宵達旦，差不多每夜都要用掉一二杯子的墨，到老不改。往往滿室墨跡累累，紙盡墨干而興猶未盡。晚年曾戲稱自己為“仇紙恩墨廢寢忘食人”，這從他存世的一些詩和題跋中也可得到印證。[3]“白蕉對于自己的創(chuàng)作一向是很嚴格的。他評價古人的作品是挑剔的，而對自己則近乎苛刻了。他的書畫作品稍不合意，便即撕去，毫不足惜……有時整理舊作，不滿意的，又撕了。連孩子們見了都說他“浪費”。他自己亦感嘆地說：“狠不易，

對自己狠更不易。十紙撕其九，又棄其一，白蕉年五十六，于此曰：我知勉夫。” [4]白蕉晚年還能做到對自己如此之“狠”，足見其對藝術(shù)負責之精神，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對藝術(shù)的癡迷程度和一以貫之的勤勉精神，而這正是他得以在名家薈萃的上海站穩(wěn)腳跟、迥異時流的基本前提和保證。

白蕉外表溫文爾雅，具有典型的舊式文人謙謙君子之風，但他骨子里又是桀驁不

馴的，他的狂狷脫俗的氣質(zhì)個性是成就其書法獨特品格的根本。篆刻家陳巨來的《安持瑣憶》臧否人物，把白蕉寫進“海上十大狂人”之列，他在文中這樣寫道：

余久知其為一狂而懶之名士，報刊上亦時見其文字，小品文似專學袁中郎一路者。及見之后，覺和藹可親略無狂態(tài)也。至五六年十月，中國畫院籌委會成立，他為十委員之一，兼秘書長，聞為文化局科室調(diào)充者云云。時二個委員，劉海粟、賀天健，均旁若無人，白反覺更和氣了。但余從不與之多談多話。及大鳴大放開始，白寫了一篇洋洋文章，論書法，竟認為中國無一人懂書法、擅寫字（隱隱以他自居為第一），最后一段云，反不如日本人有所得，“吾道其東乎”。遂被揪了出來，問以何故念念不忘日寇之用意所在？先已有劉海粟、張守成等，戴上右派帽子，最后召白兄、錢瘦鐵、陸儼少及余四人，勸自戴右派帽子，可以早脫云云。故吾四人同具名請自戴者也。初白與余二人同管資料室，后余至淮南，遂無消息了。及六二年余回院后，白已調(diào)去美校為教員或秘書矣。從此不相處一起了。至六六年后，又聞其與余等一樣作了牛鬼了。及去歲余回家后，始知白已逝世了。據(jù)徐生告余，當其斗爭最烈時，白所持手杖上貼了大字報，不準取下，走路以示眾，白不堪日被批斗，病亟之時猶如此，致某日回愚園路家中時，爬上樓頭，即倒地而死了。

白狂名至大，但余覺得，并不如外面所傳為甚也。只他對沈尹默云云，似太對沈老過分一些，使沈老大大不懌。或者即據(jù)此一例可概其余邪？白書學右軍固佳，晚年作隸書，尤非馬公愚、來楚生可及者也。[5]

1956年的白蕉“認為中國無一人懂書法、擅寫字（隱隱以他自居為第一）”，分明是自許為第一，至于文中提到的他對沈尹默過分一些，雖不知具體緣由，但據(jù)此可斷定他似乎沒有把“其俗在骨”的沈尹默老置之眼角，這也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其狂的本性。

又據(jù)唐吟方《雀巢語屑》載：白蕉早年舉辦展覽（大概是1940年），在廣告語中即自稱為當代寫“二王”第一人，而當時“物論殊不耳”。可見白蕉之狂確非常人可及。據(jù)白蕉夫人回憶：“悲鴻先生很贊賞白蕉的書法，為他訂了第一張潤筆單，并親筆為他書寫。1932年，特請他寫‘屈原九歌’長卷，白蕉在《云間甲集》中云：‘悲鴻先生去年來書委寫屈原九歌長卷，余以待病家居，鹿鹿未就，今半矣，乃始成之，計有真、行、草共計十紙。仙童樂靜，不見可欲，風猷非唐以后人所能仿佛。恨丹麟不及見之也。（其時丹麟已英逝），壬申白蕉。’”[6]

當時白蕉只是個年僅25歲的毛頭小伙，竟然自謂“非唐以后人所能仿佛”。其自視之高、個性之狂真的和東床袒腹的王羲之有得一比了。其實白蕉所謂的狂是在藝術(shù)上不甘為人后，決不是無知者無畏的年少輕狂，而應看作是一種藝高人膽大的自信。這也表明其散淡自然，不慕榮利，故而傲視權(quán)貴，不與世俗同流合污。這正是魏晉精神在他身上的一種體現(xiàn)。

據(jù)史料載，1940年白蕉回家鄉(xiāng)探親，受到日本軍官的邀請，卻被白蕉婉拒。1948年秋，白蕉回鄉(xiāng)探望老母，被偽縣長強邀赴宴，針對偽縣長污蔑共產(chǎn)黨的謬論，白蕉竟當場予以駁斥。解放前他還對執(zhí)掌文化宣傳大權(quán)的虞文破口大罵，并以手杖猛擊之，令在場諸人無不色變。諸如此類軼聞還有很多，不一一列舉。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白蕉的個性成就了他的藝術(shù)，也給他帶來了滅頂之災。1957年因為他在文章中說領(lǐng)導“沒有足夠重視祖國傳統(tǒng)書法藝術(shù)，研究書法的團體不如日本多”，批評了不少中國書法家對書法理論的研究還不如日本，結(jié)果被誣陷為“念念不忘日寇”，被劃為“右派”，打入另冊，遭受非人折磨。文革期間，又莫名其妙地被批斗，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以至于61歲便含冤離開了人世。[7]絕世才情未得充分施展，令人扼腕痛惜。

二

白蕉書法從早年至晚年，經(jīng)歷了“楷書—行書—行草—草書”這樣明晰的過程。越往后草書痕跡越重，晚年方有純粹意義上的草書。故其行書作品傳世最多，也最為世人所稱道。其行書風格類型大致不出字字獨立、中正平和的行楷書和行中參草、氣勢暢達的行草書兩種。前一種主要以書卷氣為旨歸，志氣平和，溫文爾雅。用筆圓潤遒美，結(jié)構(gòu)端莊舒秀，從容大度，明顯帶有歐陽詢、虞世南的家數(shù)。雖一筆不茍而又無雕琢刻意痕跡，在技巧和內(nèi)涵上幾乎達到了無可挑剔的地步。但若以更高的要求來衡量會覺得規(guī)矩有余而抒情性不足，總覺失之單調(diào)。如其1940年所作的《桃花源記》行楷四條屏和1951年創(chuàng)作的《抗美援朝，保家衛(wèi)國》行楷四言聯(lián)均屬此類。相對而言其行草書成就更高，如1942年所作《意在何妨瘦》行草扇面和1950年所作《新歲晴和》行草扇面以及一些手稿信札均屬此類。這些作品均是其壯年之作，更為純粹凝練，瀟散脫略，沒有晚年飽受文革政治迫害時的躁動與煩亂。落筆肯定，形方勢圓，雖以勢主運，卻不纏繞。既有勢之延伸，又有韻之回旋，集雄逸與清奇于一體，恰如其分地表達出作者的修養(yǎng)和性情。雖以情主運，卻能意法相生，情理交融，沒有鼓努狂野的“沖擊力”，也不見逞能求寵的“表演欲”，理性和激情的把握很到位，是功力、才情和學養(yǎng)的自然流露，可謂“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最難得的是技法純熟而不俗，在保有高雅格調(diào)和書卷氣的前提下盡展咫尺千里之勢。

白蕉行書取法高古，自稱“復翁攻書不見唐以后人”，主要以“二王”為本，雖亦沾溉米芾、董其昌之流，但始終保持著“二王”的瀟散縱逸、超凡脫俗的品質(zhì)。這除了他起點高用功深以外，和其天分高亦不無關(guān)系。他認為：“從來講作字，沒有不尚力的。可見這一種力如果外露……死勁用力，去而不回，這樣把力量發(fā)泄無余，表現(xiàn)為力竭聲嘶的樣子，便有兵氣、江湖氣，而失卻了士氣。字須外柔內(nèi)剛。”白蕉標舉作書要重“士氣”，雖功在字內(nèi)，而要妙在字外，這正是抓住了晉書重韻之妙。從其代表作《蘭題雜存長卷》（現(xiàn)藏朵云軒）一眼便可看出“二王”行書手札的韻味，通篇信手揮灑，略無滯礙，雖是小字而有大家氣象。全篇為分次完成，每有所感，轍補記之，參差錯落，不齊中有大齊，不以力取，全在神存。故胡傳海先生在評價此作時說：“疏宕處采用了《平安、何如、奉橘帖》的安詳舒逸的布局方法；流蕩處表現(xiàn)了《得示帖》《鴨頭丸帖》勢如滾珠的轉(zhuǎn)承技巧；跌宕處嫡傳了《二謝帖》頓挫有致的用筆方式；俊逸處汲收了《喪亂帖》氣勢開張的結(jié)字形式……當然，白蕉也不是一味地再現(xiàn)“二王”的面貌，細細品味仍然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別：白蕉用筆更追求起落無痕跡，折筆相對減少；結(jié)字求簡，行筆速度更快些；字距安排也力求變化。”[8]胡先生的分析可謂明察秋毫，鞭辟入里，確為白蕉知音。據(jù)說白蕉曾將《喪亂帖》《二謝帖》《孔侍中帖》《鴨頭丸帖》放大盈尺，朝夕觀摩，觀之入神，得之于心，再用之于筆。終能以形寫神，以神統(tǒng)法，探得“二王”神髓。而難能可貴的是他沒有匍匐于“二王”腳下亦步亦趨，而是以“二王”為根基，又不露痕跡地融入了諸多名家的筆墨元素，出以己意。做到了既與“二王”合又能與“二王”離，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給人以儒雅、自然、舒適的美感體驗。沙孟海先生1980年曾在此卷后跋云：“白蕉先生題蘭雜稿長卷，行草相間，寢饋山陰，深見功夫。造次顛沛，馳不失范。三百年來能為此者寥寥數(shù)人。”此作大概為白蕉去世前兩年所作，確乎臻達渾融無跡、人書俱老之境，得此評價當不為過，難怪1999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將此卷影印出版后即引起了廣大學書者的熱切關(guān)注和效仿。

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身為畫家的白蕉對墨法的運用是匠心獨具的，其妙處不在林散之之下。他擅用漬墨和淡墨，潤燥相間、濃淡相雜，墨韻生動而富于變化，漬墨處水墨淋漓，一片化機，營造出幽深、簡淡、玄遠的意境，這對其“古淡”書法風格的形成起著很重要的作用。細察《蘭題雜存長卷》，不能不為其墨法之巧妙運用而嘆服。

總之，白蕉書法外觀柔美，內(nèi)現(xiàn)力度，潤而不肥，枯而不燥，穩(wěn)不俗，險不怪。“從點畫到結(jié)體，從筆墨到謀篇，非常停勻妥帖，得統(tǒng)一變化之旨……白書非常富有‘沖和’之美，舉重若輕，搖曳生姿，秀媚之中寓清雅氣息。”[9]白蕉書法深得“二王”平和簡靜之意味，用筆起止不露痕跡，線條泯滅鋒芒棱痕，柔韌遒勁無比，如此輕松自如駕馭用筆的能力在同代人中幾乎無人能敵。

白蕉所處的時代帖學剛剛興起，碑學余緒依舊影響深遠。在談及碑與帖的關(guān)系時，他認為：“碑與帖，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碑沉著端厚而重點畫，帖秀穩(wěn)清潔而重使轉(zhuǎn)。碑宏肆，帖瀟散……應該取碑的長處補帖的短處，取帖的長處補碑的短處。”在其書法實踐中也嘗試過從碑中吸取養(yǎng)分。如柳亞子紀念館藏有他1948年正月所作“幼聞半池韓先生”詩稿就與其一貫風格大異其趣，表現(xiàn)出明顯的碑派的厚重大氣。但這只是階段性的嘗試，他后來還是沒有走碑帖結(jié)合的路子，而是堅定地選擇了純粹的傳統(tǒng)帖學之路。他認為：“六代離亂之際，書法乖謬，不學的書家與識字的石工、陶匠所鑿的字，正好比是一只生毛桃，而且是被蟲蛀的生毛桃。包世臣、康有為兩人去拜服他們合作的方法，那是他們愛吃蟲蛀的生毛桃，我總以為那是他們的奇嗜。”可見他對碑派書法還是不認同的，這里面既有個人的喜好，又有時代風氣的影響。他曾批評康有為的字為“頗似一條爛草繩子”，雖不免過激，卻一語中的，發(fā)人深省。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他才能始終如一地把“二王”一脈正統(tǒng)書風作為終生追求的極則，而不鶩多炫博，四面出擊。除了行書和楷書以外，我們幾乎看不到他有篆隸書傳世。俗話說“偏攻易就，盡善難求”，同能不如孤詣，這種挖井及泉的做法也是其走向成功的前提之一。

三

評價白蕉書法，不能不提到與他同聲相求、互相陶染的沈尹默、潘伯鷹、馬公愚、鄧散木等人。這一群體中沈尹默是領(lǐng)軍人物，他們都以“二王”為本，書風相近，形成“海派”書風群體，影響極大。白蕉學生孫正和曾說：“沈尹默先生傳羲之書風如鑒湖之風，澄澈明凈。馬公愚先生傳羲之書風似會稽之酒，芳香醇厚。鄧散木先生傳羲之書風如越王之臺，嚴峻高聳。白蕉先生傳羲之書風如蘭亭之竹，瀟灑脫俗。”這是十分有見地的。

平心而論，較之白蕉，沈尹默及其他人都未能脫俗。他們均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以法度謹嚴的唐法對度高韻勝、瀟散風流的晉人書法進行程式化機械處理的困境中。他們只能是以功力精湛、技巧嫻熟見稱于世，成為“技法派”的代表。沈尹默的書法觀是從實用的立場和角度出發(fā)追求學以致用、雅俗共賞，這樣做雖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卻犧牲了品格個性。董其昌云：“字須奇宕瀟灑，時出新政，以奇為正，不主故常。”[10]以此論來關(guān)照這一群體的書法，唯有白蕉庶幾當之。白蕉能在法備的基礎上將魏晉風度自然化出，在當時同輩書家的襯托下愈發(fā)顯得卓爾不群、孤高特出，為當時沉悶雷同的書壇帶來了一股清新奇逸的高古之氣。試問現(xiàn)代書壇能如白蕉那樣輕松自如揮灑的書家能有幾人？不過于右任、黃賓虹、謝無量等極少數(shù)人而已！

作為繼承型書家的沈尹默等人，實現(xiàn)了“二王”的回歸與沿襲，其書法的共同特點是：不好異尚奇、追風趕潮，追求高古的韻致，富有書卷氣息。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不足處是容易陶醉在一種固定的審美定勢中，一旦形成風格則一成不變，很少突破自我。歷史地看，凡是傳統(tǒng)型文人均趨于保守，缺乏藝術(shù)家應有的創(chuàng)新意識和勇氣。白蕉亦不例外，其書亦是繼承多于創(chuàng)新，入古多于出新。未能借古開今，辟出一片真正屬于自己的書法天地。具體地說是清雋醇雅有余，而雄厚跌宕不足。此種不激不厲的風格適合案頭把玩的尺牘小字，施之遠而觀之的高堂大軸則顯得單弱。凡事都有兩面性，長處往往也是短處。以白蕉的全面修養(yǎng)理應做得更好些，但遺憾的是他也未能跳出時代的籠罩，或許白蕉只能成就到此種境地，我們當不必過于苛求。白蕉之所以在當時的書壇影響不著，跟他淡泊自守的個性有關(guān)。他不善交際應酬，從不汲汲于名利，不求速成，不欲人道好，數(shù)十年如一日的習藝問道，是真正能靜下來，“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故其書法修煉得火氣全消，一片淡雅平和。正是因為其心態(tài)上達到了晉人的境界，才能把他人難及之晉韻自如地表達出來。他曾經(jīng)拈出“恒、興、靜”三字作為書法學習的條件，他做到了人書合一，化繁為簡，故而能那樣地平淡靜雅、率意自然。書法乃寂寞之道，能耐得大寂寞者才是得大道之人。白蕉身后名聲鵲起即說明了這個至理。

早在1949年萬象圖書館印行《書法大成》時，在收入的40余名民國以來的名家作品中就有白蕉的大作，還刊有他的草書基本運筆法圖例教案。1998年，北京二十世紀書法系列大展中也展出了一件白蕉的書作，這些都足以證明白蕉在近代書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2000年國家文物局公布限制出境的385名書畫家中，白蕉被列為精品不準出境的107人之一，這是對白蕉最直接的一種肯定。2005年白蕉家鄉(xiāng)上海金山博物館編輯出版了《白蕉書畫集》，2006年柳亞子紀念館編輯出版了《白蕉手跡鑒賞》，2006年末上海書法家協(xié)會編印的“海派書法十大家”大型叢書也給白蕉留有了一席之地。這些專集的出版為我們?nèi)媪私獍捉兜乃囆g(shù)成就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白蕉的名字必將成為中國書法史上一個光輝的名字。白蕉地下有知，當能含笑九泉了。毋庸諱言，一個書家的在世名聲和身后影響是其社會地位和實際水平的綜合反映，但書史留名的決定因素還是水平。白蕉曾自視為當代寫“二王”第一人，其書法是否達到了如他所期望的那個高度呢？這是我們?nèi)魏稳硕紱]有資格也不可能評定得了的，“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唯有歷史會做出公正的評判。在回歸“二王”的當今書壇，白蕉書法已引起更多青年俊彥的關(guān)注和研習，許多“獲獎專業(yè)戶”都曾經(jīng)或正在從他身上吸取有益的養(yǎng)分，事實證明這種選擇是正確的。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白蕉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凸現(xiàn)出來。正是有了這樣的書家，我們書法的正脈才有可能很好地傳承下去。從這個意義上說白蕉是不朽的。

注釋：

[1][7]金學儀．憶白蕉—往事如昨，記憶猶新[J]．中國書法，1988，（3）：10-12．

[2]錢鐵君．晉人風韻今猶存—淺談白蕉書法

[J]．書法，2001，（11）：49．

[3]白蕉敘書詩云：“愛書正與此身同，半夜三更寫未休。長史當年徒握發(fā)，云間自愧吐哺周。”又有一題蘭跋語云：“無聞子小樓成一統(tǒng)，蘭天蕙地，不問窗外陰晴，可聞孩子叫跳，蓋不知尚有為人之事，為父之事。”這都是他刻苦攻書的真實寫照，可見其積功之厚。

[4]劉正成．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490．

[5]孟會祥．讀白蕉[ J ]．孟會祥書法江湖博客空間．（此文曾獲2004年度“書法媒體獎”（理論）獲獎論文）

[6]曹大民．白蕉的藝術(shù)人生[J]．世紀，2007，（2）：64．

[ 8 ]胡傳海．揮灑魏晉風流；白蕉蘭題雜存

[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

[9]梅墨生．現(xiàn)代書畫家批評[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129．

[10]董其昌．畫禪室隨筆[M]//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