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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學者金石交游考 ■臧新義 清代乾嘉年間，天下承平，樸學大興，鴻偉傀特之儒接踵而見，于是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學者群體。人們把構成這個群體的學者統稱為乾嘉學者。乾嘉學者為中國的學術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長期以來，學界偏重于對乾嘉學者之考證學風與學術成就的研究，而對其交游與互動關系的研究則不甚充分，即便重視其交游，也是重視其學術、詩文方面的活動，而從書法藝術方面進行深入研究的則十分鮮見。 同道之間，探求真理，對于乾嘉學者來說，乃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王昶（1724—1806）說：“方今重熙累洽，時和年豐，士大夫皆得優游文墨以為樂。”這里，“文”指的是詩文歌賦，“墨”則指的是書畫藝術。 古人說：“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乾嘉學者間友誼的存在，是他們共同探討書法藝術的前提。盧文弨（1717—1795）是一位圖書校勘學家，他說：“富貴，命也，學問則人所能自力耳，然亦必藉師友之助焉。”在畢生治經研史的乾嘉學者看來，書法是一種“小技”“小道”，如果一個人不致力于學問研究而專事書法這樣的“點畫”之學，他們是很不以為然的。但“書法”又是乾嘉學者研究學術所不可缺少的憑借。乾嘉學者之間的學術交往、友好情誼，就是以書札、信函或詩文唱和來表達的。這中間，書法既是他們用以傳達友誼、切磋學問的工具，同時也往往是他們共同討論的對象。 王昶是江蘇青浦人，字徳甫，號蘭泉，晚號述庵，著有《金石萃編》《春融堂集》等。王昶在為官為學的過程中，很注意結交朋友。他說：“仆在京師日久，交天下賢士大夫頗眾。”而別人也樂意與他往還。吏部尚書梁詩正之子梁同書，工于書法，與翁方綱、劉墉、王文治并稱于時。王昶的女婿嚴榮曾說：“梁元穎侍講同書，……工詩，善書法，性幽澹，不妄與人往還，而獨與先生（按，指王昶）甚密。”王昶說：“余喜與篆刻者游，以其能考《說文》《博古圖》《鐘鼎款識》諸書也。今僧一仁出吳君《吟香閣印譜》見示，君善刻石，……在維揚，他日于江聲月色間，相與考文字偏旁、點畫，金石、篆隸，以通象形、會意、假借之論，知必有進余者矣。”“婁忠簡《漢隸字原》，載漢碑三百有九，……我友小山丁君，援據碑文，于毫厘茫芴間，一一正之。蓋六書之要義，非獨有功婁氏已也。余常欲由許氏《說文》以溯六書形聲之旨，其有雖見于鐘鼎，而按之形聲或舛，則駁而出之。君能助我以有成否耶？”事實上，王昶在自己的學術生涯中，也的確得到了其友人的無私相助。《蛾術編》是王鳴盛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中的《說刻》十卷，詳載歷代金石。《蛾術編》中的這部分內容，王鳴盛就叫王昶輯入了《金石萃編》。梁同書、梁號稱當時的“南北二梁”。王昶與梁同書交往甚密，段玉裁（1735—1815）則與梁過從頗多。段玉裁，江蘇金壇人，字若膺，號茂堂，乾隆二十五年舉人，曾官巫山縣知縣。段玉裁通經史、精音韻、善訓詁，而專研《說文》，著有《說文解字注》《經韻樓集》等。段玉裁在自己的文集中就記載了向梁請教筆法的情況。 趙翼（1727—1814）和洪亮吉（1746—1809）都是江蘇陽湖人。趙翼字云松，號甌北，詩與袁枚、蔣士銓齊名，有《甌北集》。尤長于史學，著有《廿二史箚記》《陔余叢考》等。洪亮吉字君直，號北江，精研經史地、音韻、訓詁之學，詩文亦名家。趙翼比洪亮吉年長19歲，但年齒的差距并不影響他們的友誼。這種友誼體現在趙翼的詩作中：“年老苦健忘，又懶尋故牘。每當數典處，搦管瞪兩目。邂逅洪景廬，便便五經腹。我欲納屨質所疑，惟恐括囊秘弗告。豈知華鯨待撞莛，直為亡羊追逋足。憑君胸羅儲偫多，供我耳食取攜速。共夸到老尚弩強，誰識從旁有刀捉。快哉得此行秘書，讀萬卷如為我蓄。安世能備三篋亡，張巡遍記一城熟。予取予求不汝瑕，何以報之心愧恧。欲將文通殘錦贈，君才自有天機縠。欲作曹邱寸舌揚，君名已播風輪軸。聊援酒瓻借書例，一事勞以酒一斛。只愁醉后發狂言，笑我《南華》不曾讀。”趙翼此詩的題目很長：《偶有遺忘，問之稚存，輒錄示原委。老夫欣得此行秘書矣，無以為報，擬質一事即勞以酒一壺，戲書此為券》，這長長的題目和詩歌內容，生動地記載了趙翼向洪亮吉請教學問的事實，也印證了兩人的翰墨情緣。洪亮吉又與錢塘黃易（1744—1802)友善。黃易字大易，幼承家學，書畫名重一時，有《小蓬萊閣詩集》《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嵩洛訪碑日記》等著作傳世。黃易曾出任山東濟寧運河同知。“濟寧為漢、魏、六朝以來金石最富之區”，在濟寧，黃易“政務之暇，窮力搜剔”，所得甚富。乾隆丙午歲（1786年），黃易在山東嘉祥縣訪得《漢武梁祠堂石刻圣賢畫像》，并在當地建亭予以保護，立碑紀念。為此，他專門繪制《訪碑圖》，并向洪亮吉索詩紀念，洪亮吉在回贈黃易的詩作中寫道：“四百余字漢八分，句字樸梀如皇墳。”“訪碑客至何瀟灑，拓地為碑營大廈”。乾隆戊戌歲（1778年），黃易購得《漢石經尚書論語》拓本殘字127個，自繪像于其后，請洪亮吉為之賦詩，洪亮吉回贈黃易：“此經此本誰所拓，疑古疑今日詳度。八分縱異石室體，一字已勝稽山閣。黃君是年三十四，尺璧換來殊不易。賞音不啻爨下材，寶墨尤逾枕中秘。……虛堂六月消暑色，且借此碑讎《隸釋》。”此詩既道出了黃氏對搜求古拓本的執著，又讓我們感覺到了洪亮吉在炎熱的夏天研習隸書的刻苦精神。 桂馥（1733—1802），山東曲阜人，字冬卉，號未谷。乾隆五十五年進士。桂馥生平治《說文》四十年，成《說文義證》50卷，另有《晚學集》8卷、《未谷詩集》4卷等，又精隸書。黃易亦善隸書，又曾官山東，所以桂馥和黃易多有往來，即使后來桂馥遠官云南，他們的聯系也未曾中斷。桂馥曾在自己的詩作中記錄了他與黃易研討漢隸的情況：“海內幾人通隸法，眼前萬里到書郵。且拋案牘三行判，靜對琳瑯半日休。新像自難追舊本，（小松搜得武梁祠畫像諸石，較唐拓多殘缺）原文回想玩雙鉤。（《范式》《魏元丕》二碑，余及見之，今又十數年矣）只今影落蠻荒外，猶荷蓬萊念昔游。（小松有《小蓬萊閣》）”由此，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出桂馥對漢碑的確有常人難以企及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同道之間的交流對于桂馥的書法學習來說也是很重要的。這正印證了乾嘉學者程瑤田所說的話：“人自就傅之后，最相習者，友也。故熏陶之功，得之友者為多。” 翁方綱（1733—1818），順天大興人，字正三，號覃溪，精金石考證之學，工辭章、擅書法，著有《兩漢金石記》《粵東金石略》《復初齋詩文集》等。桂馥在自己的詩歌中也記載了他和翁方綱的書法交流活動：“唐書最喜磚塔銘，惜哉破裂無完形。河東一本是初拓，懸之海內如晨星。欲攫不得三嘆息，歸把殘字空眙瞠。玉堂學士莞而笑，我有粱肉施饑傖。羊毫一掃松風急，百廿七字云英英。硬黃響拓俱多事，臨摹不數漚波亭。滿堂傳示稱快意，孰知兩日勞經營。學士初學虞永興，有時闌入歐率更。上下顏柳兼褚薛，全憑變法如寫生。不然下筆求形似，得毋笑語同優伶。不見摹勒重刻石，寶鼎化作三足鐺。學士論書善取譬，有似枳漿析朝酲。尋常只字足寶貴，況當妙墨雙眼明。縱無蘭亭繭紙本，我心足使平如衡。”唐代《王居士磚塔銘》以秀雅見稱。從桂馥這首長詩中可知，他很喜歡《磚塔銘》，但一直沒有一個拓本。翁方綱費時兩天，為桂馥摹寫了一本。翁方綱是著名金石學者，又是大書家，“尋常只字足寶貴，況當妙墨雙眼明”，桂馥在此詩中寫出了他得到翁方綱摹本時的那份喜悅之情，同時也對翁方綱的書法成就給予熱情贊揚。 黃易與孫星衍也有密切的交往。孫星衍(1753—1818)，江蘇陽湖人，字淵如，號季逑。孫星衍潛心經史、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兼涉諸子百家，工篆書，著有《尚書古今文注疏》《周易集解》《晏子春秋音義》等數十種。孫星衍在自己的詩作中記錄了他們兩人的交往：“把臂梁園近十年，雪鴻忽聚此山前。畫圖他日傳佳話，金石交情翰墨緣。”一句“金石交情翰墨緣”，不光道出了孫星衍與黃易的友誼，實際上也道出了普遍存在于乾嘉學者之間的圍繞著金石、文字、書畫而產生的頻繁的互動關系。 程瑤田（1725—1814），安徽歙縣人，字易疇，他學貫漢宋，博雅宏通，代表作有《通藝錄》。汪中（1744—1794），江蘇江都人，字容甫，治經推重漢學，工文能詩，尤精史學，著有《尚書考異》《廣陵通典》等。汪中與程瑤田友誼甚篤，他在致程瑤田的書札中說：“某病中百慮縈懷，深恐不起，而足下則時時夢見之，晤語如平生，此亦心思專一之驗也。”在乾嘉學者群體中，汪中的書法水平是十分出色的，但汪中更佩服程瑤田的書法造詣。1790年，汪中赴杭州校勘《四庫全書》。兩年之后，校勘完畢。因為有這段特殊經歷，汪中曾自擬楹聯“家有射陽畫象，身典金山秘書”。也是出于對程瑤田人品、書品的推重，汪中還專門請程瑤田替自己抄錄此聯以便加以珍藏。 在乾嘉學者中，汪中是一奇士。他桀驁不恭，盛氣凌人，人目為狂。而程瑤田則是一位性情平和、喜與后學交往的學者。1778年，鄧石如（1743—1805）在安徽廣德縣邂逅程瑤田，彼此初識相得，傾蓋而談，并成為忘年之交。1780年，鄧石如在揚州學篆隸書時，又巧遇程瑤田。程瑤田喜見鄧石如臨古有得，便把自己行囊中的碑帖借予他，供其抄錄臨摹，同時還讓鄧抄錄了自己的五篇書論文章。1782年，鄧石如鬻藝于歙縣時，曾前往歙縣溪南拜訪程瑤田，并在程家留住十天。就在這年，經由程瑤田的介紹，鄧石如認識了金榜。金榜（1735—1801），安徽歙縣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狀元，深于經術。張惠言（1761—1802）后來授館于金榜家，因得以通過金榜結識鄧石如。張惠言是江蘇武進人，字皋文，嘉慶四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善篆書。張惠言本人之善篆書，與他曾經向鄧石如學習篆法不無關系。他說過：“余之知為篆書，由識石如。”張惠言對鄧石如篆書成就評價甚高，認為他“振藝林之絕塵，追軼軌于秦始”。 我們從程瑤田等人的上述交游中可看出，一方面，縱使是單純以書法名家的人（如鄧石如），乾嘉學者也虛心向他們學習；另一方面，我們今天看鄧石如，在肯定其篆隸成就的同時，也不應忽視乾嘉學者對他的影響。鄧石如有一段自述：“余初以少溫為歸，久而審其利病，于是以《國山石刻》《天發神讖文》《三公山碑》作其氣，《開母石闕》至其樸，《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暢其志，彝器款識以盡其變，漢人碑額以博其體。”乾嘉學者多愛好金石碑版的搜集和著錄，聯系到鄧石如與程瑤田等長輩學者的交往，我們有理由相信，鄧石如的篆隸書成就，是與以程瑤田為代表的乾嘉學者對他的影響分不開的。而程瑤田也是一個善于向他人學習的人。潘有為，廣東番禺人，字毅堂，為翁方綱弟子，與程瑤田同年。程瑤田說：“毅堂博洽多聞，尤精元鑒，藏法帖、名人字畫，皆神妙品。”每有暇則“邀余往鑒焉”。程瑤田自認為在與潘有為的交往中獲益良多：“向非毅堂好古、蓄銅章如是之多，余亦安能窺六書之精義而發古人之蘊若是哉！” 乾嘉學者在與天下賢士大夫的交往過程中，書法是其交往賴以進行的重要媒介。他們在與友人切磋學問、探討書法的過程中所留下來的墨跡，氣息醇正，品位很高，而這也緣于他們終其一生在歷代文化典籍里的浸潤：游其堂奧而咀其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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