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長城存甘肅

漢與明所修長城主線均從此地經過
攝影師在山丹縣東10公里處的二十里堡村拍攝到了這段漢長城。山丹縣，在河西走廊的中部，連通著張掖和武威，漢代與明代所修筑的長城主線，均從此地經過，于是，山丹縣是甘肅省長城遺址較為集中的地段。由于北靠龍首山，山北就是沙漠地帶，所以，山丹長城歷來是修護最完整的長城段落。

永登縣城不遠處有個叫羅城灘的村子。這是一個安靜祥和的地方，多少有些世外桃源的感覺。在大片農田的包圍下，村子里沒有雞鳴狗叫，安靜得讓人有些感到意外。

可是，人們不會想到這里曾經有座繁華熱鬧的城——令居塞。令居塞是漢武帝時在黃河以西修筑的第一個要塞，漢長城就從這里起步。西漢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漢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兩次在河西反擊匈奴。隨即，在先零羌的游牧地修筑了令居塞。

今天的羅城灘村，就是當年的令居塞遺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里還有一個將近１公里見方的古城。然而，在后來的平田整地中，這座年代久遠的古城，也最終消失在人們視野中。著名歷史學家譚其驤認為，羅城灘周圍的地形地貌和《史記》中描述的基本一致，而且“羅”一詞的發音同“落”，辭海中落有一種解釋，其意是：下降、下落。在永登方言中含有掉落的意思。也可以這樣說，羅城就是一個城墻掉落了的古城。似乎是在告訴人們，在遙遠的過去，這里曾經有一座充滿輝煌的城市。

漢長城，見證了30萬移民對河西走廊的“大開發”

羅城灘村40歲上下的村民，對古城已經沒有太多的印象了。而從其他地方遷來的村民，就更不知道這里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了。

但年紀大一些的村民，至今還自稱住在城墻底下；在此生活了40多年的村民還能記得，那是座長方形的城池，非常完整。在后來平田整地中，此地還曾經出土了一口鐘，可惜未能保存下來，也隨著古城一起消失了。

在修要塞的同時，也修筑了從令居塞到酒泉的長城。西漢政府在河西走廊修筑長城的大幕由此拉開。

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又將長城從酒泉向西擴展到玉門。太初三年（前102年），又調動18萬甲卒，在酒泉、張掖郡北部，修筑了居延、休屠塞及長城。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又將玉門的長城向西延伸到羅布泊。這樣就基本上形成了今天我們看到的漢長城體系。

甘肅漢長城遺址，西起今敦煌市西端的灣窯墩，沿疏勒河經后坑、玉門關、月牙泉，由三個墩入安西（今瓜州），過西湖、望火堡、布隆吉、橋灣，穿玉門市北石河沿岸，進金塔后沿弱水北通居延、休屠塞。另一路從金塔順黑河經高臺、臨澤、張掖、山丹，過永昌、民勤、武威、古浪、永登等地，渡黃河入寧夏。在甘肅境內全長1000余公里。

不了解長城的人，往往以為長城都是墻。實際并非如此。秦長城“因河為塞”，漢長城則更為干脆，純粹叫“塞垣”、“遮虜障”。到明代才叫“邊墻”，“墻”才占了長城建筑的大部分。

漢長城有沙土夯墻——修筑時墻中摻雜著紅柳、胡楊、蘆葦和羅布麻等物，以粘接砂石，使其堅固，至今，我們還能在河西走廊的戈壁荒原中見到這類遺跡；還有壕溝——用以阻擋匈奴騎兵，在永登縣大同鎮跌馬溝，就有這樣的壕溝型漢長城遺址。

有長城，就必有關隘。漢武帝元鼎六年后，西漢王朝在河西走廊設四郡，列四關，四郡為張掖、酒泉、敦煌、武威，四關則是玉門關、陽關、懸索關、肩水金關。　

玉門關在敦煌西南70多公里處，俗稱小方盤城。過玉門關往前不遠，就是令人聞名色變的羅布泊了。相傳西漢時西域和田的美玉，經此關口進入中原，因此而得名。玉門關也簡稱“玉關”。

小方盤城是用黃膠土板筑成的，城墻高9.7米，東西寬24米，南北寬26米多，面積630多平方米，是當年玉門都尉的辦公地點。玉門關城，一座坐北朝南，東西長132米，南北寬17米的城，修筑在狹長的砂石崗上。附近是砂石夾紅柳筑成的“玉門千秋燧”。

有學者認為，西漢時曾三遷玉門關，小方盤城（今天人們所說的玉門關位置）、大煎都侯（疏勒河下游終點處的后坑一帶）、馬圈灣（在小方盤城西10公里處）都曾是玉門關的所在地。

小方盤城修建在疏勒河河畔。漢代，疏勒河水勢洶涌，完全可以行船，戍守長城的部隊中，還有一支水軍“樓船士”，他們為疏勒河沿岸駐軍運送給養。而今疏勒河的水量大不如以前，曾經能行船的地方，已經看不到水了，只有蘆葦掙扎著生存。

在修筑長城的同時，漢武帝下令大量移民屯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部署在從河套到甘肅西北部的屯田士兵達到60萬眾，這就要消耗大量糧食和水及樹木，這便為河西屯田的生態悲劇埋下伏筆。

陽關、玉門關守護著絲綢之路的南北兩道。陽關在敦煌陽關鎮境內，但具體位置卻眾說紛紜。

這個烽火臺號稱“陽關耳目”
陽關是漢武帝在河西走廊設置的四關之一。如果說“春風不度玉門關”給人一種絕望悲情，那么“西出陽關無故人”則給人的是關愛與溫情。敦煌西南的古董灘邊有一座殘破烽火臺，這個烽火臺號稱“陽關耳目”，也就是說，“陽關”并不在這里。那么真正的陽關應該在什么地方呢？人們還在爭論不休。
攝影／王金?楊多潤

關于陽關的來歷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說陽關在龍頭山之南，龍頭山也就是今天人們所說的墩墩山。另一種說法是，陽關在玉門關之南，故名陽關。

1972年，酒泉的一支考察隊，從古董灘向西，翻越14道沙梁后，發現了一個面積達上萬平方米的板筑遺址，有五銖錢、漢代陶片等器物。人們推測，這就是漢陽關遺址，不過已經被流沙所掩埋了。   

到魏晉時期，生態惡化迫使人們不得不將陽關遷到古董灘附近。人們推測，當時的陽關設在一個叫紅山口的地方。那里，兩山中合，一水北流，是往來于兩關所必經的地方，可以控制西、北兩路。

從陽關位置的變化，我們也能看到河西走廊的生態巨變。其原因是多樣的，但大量移民的到來，過度開墾，一定加劇了這種變化。

終西漢一代，河套徙民估計約百萬人，而與河套同步開發的河西地區有28萬人。他們在河西走廊石羊河水系、黑河水系、疏勒河水系下游，屯田40萬畝。當時，居延塞存糧達1.2萬余石。至西漢末年，河西已成為國家重要的經濟及行政區域，徙民和戍卒數量猛增到30萬。

漫漫長城沿線，數十萬士卒，戍邊開墾，踢蹴鞠，抓黃羊，吃燒烤，過著他們應該有的生活，也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珍貴文物，展現著大漢王朝崛起時的張力，但也給今人留下了生態難題。

漫步在河西走廊的荒原戈壁中，看到那些見證了2000多年歲月的漢長城，總是令我們心醉。漢代，是漢族形成時期，它代表著一個民族崛起時的張力。

有一次，我跟隨原長城學會會長羅哲文先生去考察玉門關附近的漢長城。那時，羅老已經80高齡。我們抵達漢長城時，是下午4點多鐘，戈壁灘上極其炎熱。羅老胸前掛著兩臺照相機，精神矍鑠地走在戈壁灘燙腳的石子上，我們默默跟在后面。現在想來，那或許就是他最后一次看河西走廊的漢長城吧！

甘肅有許多地名都帶“墩”字
地名能給后人留下許多遙想當年人事的線索，甘肅境內就有不少地名，透露著歷史的蛛絲馬跡。比如，甘肅有許多地名都帶“墩”字，帶有這個字的地方，大多有一個如圖所示的土墩，圖中是張掖市甘州區的李家墩，這類土墩就是當年長城沿線的烽火臺遺跡。

明代甘肅三道長城，撲面而來“閉”和“鎖”

在河西走廊，明長城和漢長城時而重合，時而分離，在大漠戈壁間縱橫奔馳，留下無數傳說，也留下無數遐想。細細觀察，漢明長城分離之處，明長城往往在漢長城南側十幾里的地方，漢長城則多被沙漠所包圍。這就是漢明間1400多年長城沿線生態巨變的見證。

一個初秋的早晨，我們登上了嘉峪關城樓，不論是北望還是南眺，入眼的皆是連綿起伏的群山。南面是白雪皚皚的祁連山，北面則是黑山峽，而關城便坐落在兩山最窄處，一個寬度不足15公里的嘉峪塬。

嘉峪關是明長城最西端的第一個關隘。盡管之前的漢、唐都曾在此修筑了相對簡陋的關隘，但讓人記住的卻只有這座大明王朝的嘉峪關。

嘉峪關始筑于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最初只是個簡陋的關城，并沒有延伸到南北兩山的長城。此時，大明王朝正值少年，朝氣蓬勃，無人敢捋虎須，誰惹就滅誰，蒙古各部不是歸降就是望風而逃，關西七衛也小心翼翼，一個象征就夠了。

故而在1372年后的160年間，嘉峪關兩翼并無長城。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年），大明王朝走上了下坡路，人們才開始修筑了嘉峪關南北兩翼的長城，有了這兩條長城，徹底給河西走廊上了一把大鎖。

此時，中國經濟重心早已轉移，陸路絲綢之路也徹底衰落，大航海時代方興未艾。嘉峪關只能慘淡地維持著大明帝國的顏面。

有雄關，就有雄關的眼睛。它就是“萬里長城第一墩”討賴河烽火臺。這個距離嘉峪關7.52公里的烽火臺，修建在討賴河的懸崖邊。討賴河原名“呼蠶水”，是上天賞賜的意思。討賴河烽火臺建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是肅州兵備道李涵監筑肅州西長城時修建的。他的目的是利用這里的高度，作為監控大河和高山的“眼睛”。在嘉峪關境內，明清以來修建了至少有30座烽火臺，它們同嘉峪關一起，構成了一道嚴密的封鎖線。

“嚴關百尺界天西，萬里征人驅馬蹄”。這是清代林則徐路過嘉峪關時所寫。其實，嘉峪關并沒有百尺高，詩人在這里運用了夸張的手法給人們描述了嘉峪關的雄偉。此時，閉關鎖國的清王朝，也快走到末路了。

明長城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全長達1.2萬里，所以人們把它稱之為萬里長城。如今走在千里河西走廊，人們看到最多的就是明長城的遺跡。

甘肅境內的明長城，西起討賴河谷邊的第一墩，過嘉峪關，一路向東，經酒泉、金塔，然后折向東南，經高臺、臨澤、張掖，再從山丹東南行經永昌，再折北至民勤，又折南而下經武威涼州區黃羊鎮以東的東灘，向南穿古浪峽，越烏鞘嶺，沿莊浪河，縱貫永登全境，至蘭州黃河北的鹽場堡。

這是甘肅明長城的主線，主要修筑于嘉靖、隆慶、萬歷三朝，特別是嘉靖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547年—1548年）曾大規模修筑甘肅境內長城。

明長城還有兩條復線：一條是蘭州的“河南邊墻”，沿黃河南岸分布，西起臨洮，經永靖，再過市區沿黃河南岸向東，直至靖遠。幾年前，蘭州市拱星墩干休所院內也有一段長城遺跡。

“河南邊墻”是正統十四年“土木堡之變”后的產物。1449年，明軍在土木堡被瓦剌軍隊打敗，明英宗朱祁鎮被俘。整個明朝北部的戰略形勢急轉直下，全面轉入守勢，在這種情況下，利用了原有的秦長城殘基，修筑了這段長城。

另一條則是“甘肅新邊”，修筑于松山戰役之后的萬歷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它西接黃羊鎮以東的東灘明長城主線，經古浪土門、大靖、裴家營，景泰索橋渡，長約400里。這是明代最后的大型防御工程。

黃河，滾滾而來，轟然而去，留下了一個個白色的漩渦。岸邊的臺地上，淡紅色石板砌成的石墻，雖已東倒西歪，但依稀能看出橫平豎直的街巷。眺望對岸，一個高大的墩臺更是清晰可見，一切如舊，只是缺少了鐵鏈。

索橋渡在景泰縣城東面的黃河邊上，距縣城大約35公里。站在黃河邊，在一個居高臨下的地方，將索橋堡盡收眼底。從坍塌的墻體上依稀能看出索橋堡分為橋頭堡、居住區、長城烽火臺三部分。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人們在河東修建了鐵鎖關，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又修建了索橋堡。可以說，明萬歷年間，這兩座墩臺之間鐵索橫亙，河面上船只排開，形成一座規模宏大的浮橋。

在渡口的最高處則是五座烽火臺，往前不遠處就是明代“甘肅新邊”的起點了。

明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兵部尚書田樂、總兵達云、分守道張南等人率兵萬人，發動松山之戰獲勝。松山在今天祝藏族自治縣境內，這里是一個十字路口，西可走河西，東可抵達蘭州，南則能去青海，北則連通寧夏河套一線，曾長期被游牧部族所占據，直接影響到絲綢之路的暢通。為此，明軍才發動了松山之戰以驅逐游牧部族。

戰后第二年，兵部尚書兼三邊總督李汶出塞巡邊，發現在景泰索橋渡一線有一條長城殘跡，詢問當地父老后才知這是漢長城遺跡。從景泰索橋渡到古浪土門一線只有400里，而原先明長城，從靖遠到蘭州，再到永登、古浪土門，防守長度達千余里。李汶恍然大悟，原來長城可以這么走！有意思的是，被金庸寫入《鹿鼎記》的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張勇都曾駐防“甘肅新邊”等長城沿線，他們在鎮壓吳三桂叛亂中大顯身手，《清史稿》中將他們稱為“河西四將”。如果算上岳鐘琪、張廣泗，甘肅新邊沿線可謂是名將輩出。

可惜，甘肅新邊防御體系建成后十年，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就以七大恨起兵，從此，明王朝逐漸走向衰亡。

中空的烽燧遺址被用作倉庫
武威市古浪縣以東的312國道旁，一戶人家早已把一個長城烽燧遺址當倉庫用了。在甘肅，這種情形十分常見，因為長城遺址逶迤延綿，散落在甘肅大地上，當地人往往會把保存相對完整的、中空的烽燧遺址用作倉庫，甚至改造成住房，與烽燧連為一體的圍墻，原本是為守衛士兵們遮風擋雨的，現在直接變成了住家的院墻。

大量的疑似秦長城遺跡，為甘肅秦長城的起源留下疑點和懸念

甘肅省的長城，除了漢代和明代修筑過以外，還有不少2200多年前由戰國的秦人修筑的。這些秦長城遺址，正在被學者和長城愛好者們鍥而不舍地尋找著，因為年代過于久遠，而史書又鮮有記載，所以考證的難度很大，爭議一直沒有停歇過。然而，正是這些懸念，才增添了遺址的魅力，令我們在面對遺址時更加浮想聯翩。

車在高速公路上疾駛，忽然同伴一聲驚叫，“看啊！那里有座烽火臺……”車內有人驚嘆。車窗外煙雨彌漫，隔著洮河，我們看到對岸的懸崖之上，一個不算高大的土堆，在雨中靜靜矗立。

這個土墩就是“三十里墩”，已被國家文物局認定的戰國秦長城第一墩。

2200多年前，秦人掃除了他們統一天下的最大障礙——義渠戎國，隨即設立隴西、北地、上郡，筑長城以拒胡。戰國秦長城，就是從臨洮縣的這座墩臺開始，穿越今甘肅、寧夏、陜西、內蒙古4個省區的23個縣、旗，最后止于內蒙古準格爾旗黃河南岸的十二連城，全長約1700—1800公里，在甘肅境內長達750公里（采自《甘肅通史》的數據）。

站在洮河岸邊，我們向遠處眺望，回想著兩千多年前，秦人是如何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修建了這一偉大工程的：我們依舊能在臨洮看到長城的墻基、城墩、關門、烽燧等遺跡。有些地方，雖經2200多年的歲月侵蝕，但長城的殘留部分仍寬約14米，高0.5—3米，夯土板筑層厚8—13厘米。人們在長城沿線遺址中采集到的細繩紋灰陶筒瓦和板瓦，其長度大體一致，筒瓦長約70厘米，板瓦長約60厘米，寬度均約50厘米。在適宜筑墻的地方，他們采用板筑技術，分段夯筑；遇到河岸和塬、梁，則利用陡坎、山崖加筑矮墻，遇緩坡則挖低筑高。而在石材充足的地方，就用石頭壘起一道石墻。每隔一段距離則筑造城垣，用來駐扎大軍。

然而自上世紀30年代起，關于秦長城的起點、走向問題，專家們爭論不休。有人說秦長城起點在臨洮（古狄道），有人說在岷縣（古臨洮）。因為，《史記·匈奴列傳》云，長城“因邊山險塹溪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余里”。文中的“臨洮”，一般認為即秦代所設的臨洮縣，其故址是今天甘肅省的岷縣，然而迄今岷縣境內并未發現秦長城墻體遺跡。

甘肅岷縣的洮河岸邊，一處高峻陡峭的紅石頭山坡，正對著洮河的拐彎處。站在上面，居高臨下，將洮河上下游、七八里地內的景物盡收眼底。這是一個叫紅石頭的地方，在2007年到2011年間的第三次文物普查中，人們在這里發現了一處新的秦長城遺跡。

這個發現得到了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甘肅文物局專家組的認可。這為人們確定秦長城的起點，提供了新的證據。

出岷縣縣城，沿著洮河而下，經“引洮工程”遺跡，過洮河。這一帶，洮河水拐了大彎，而兩岸山勢陡峭，次生林密布。經過岷縣維新鄉紅蓮寺、穿過紅石頭村后，在一座小廟邊有一處長城遺址。

這是一座8米見方的墩臺，長城墻體向墩臺的南北延伸，墻體全長145.3米，墩臺南面的墻體長62.3米，墩臺北面的長城墻體長75米。在墩臺旁邊是一所小學，學校斜對面是個深溝。岷縣博物館的劉虎林說，就是在這條溝里發現了秦繩紋灰陶片，并由此推斷這里就是秦長城的遺址。這個地方正好在岷縣縣城西面，距離大體和史書上記述的相吻合。

實際上，岷縣發現過不少秦人遺跡，有秦代繩紋瓦，有窖藏秦代半兩錢，至今在岷縣梅川鎮等地，還有“城壕梁”、“邊墻灣”等地名。眾所周知，在西北方言中邊墻就是指長城。只不過，岷縣發現的秦長城遺跡并非長城墻體，所以，離被確認為秦長城起點還有一步之遙。

三代長城的走向揭示了氣候千年尺度的變化規律
上圖是甘肅省臨洮縣古樹灣的秦長城遺址，城墻的頂部已經被當地人踩出一條小路，城墻周圍是成片的農田，如果沒有知情人的指點，我們很難判斷那條田間小道竟然是2200多年前由秦人修筑的長城！左圖是在甘肅省山丹縣老軍鄉的峽口村拍攝到的漢、明兩代長城并行的奇觀。在甘肅境內，這樣的奇觀還有好幾處，無一例外的是，明長城都修在漢長城以南——這正是農牧交錯帶在千年間向南移動的生動證明（圖中左邊是漢長城，右邊是明長城）。攝影／王金

此外，甘肅境內洮河、黃河沿岸近年發現了諸多疑似秦長城遺跡，有許多偏離了已被確認的戰國秦長城走向，對它們的解讀，也許會揭示秦人修筑長城時的更多秘密。

在今蘭州境內，疑似秦長城遺跡就有幾處。上世紀80年代中期，甘肅省永靖縣的文物工作者調查劉家峽、鹽鍋峽、八盤峽等地時發現了一些秦長城遺跡。這段秦長城的遺跡大體上是沿著黃河而修筑的，并延伸到蘭州境內。

2004年，我曾跟隨著名考古學家何雙全先生調查過永靖撫河村邊的茨溝烽火臺。這是一個帶有圍墻的烽火臺，城墻基礎厚度達到2米，東西內寬16米，南北長36米。烽火臺的殘高達到7米以上，夯土層的厚度達到19厘米。而在烽火臺不遠的小茨村，也有時斷時續的長城遺跡。

站在烽火臺前面，能看到黃河對岸還有兩個烽火臺遺跡，其中一個就在蘭州市西固區的河口鄉。秦人對方向的判斷非常精準，烽火臺之間的連接線是很正的南北向。秦人修筑長城時，究竟采取了什么方法，使得目測的方位與現代儀器所確定的方向完全一致呢？

2015年春天，寧夏的考古工作者，在寧夏和甘肅交界處的地方發現了9段疑似秦長城遺址，其中有三段分別位于靖遠縣大廟地區的黃河洪漫地上、大廟村村落和果園內。

“大廟”，這是個讀一遍就忘不掉的名字，也是一個給人無限誘惑的名字。既然地方以大廟而命名，那里是不是有座很大很大的廟呢？

大廟村是靖遠縣興隆鄉的一個行政村，距離縣城大約有110公里，是黃河岸邊的一個村落，與寧夏相接壤。我們尋訪時，找到了兩處遺跡，一處在營盤臺，高有3米多，長20多米，夯土層厚七八厘米，似乎是一段明長城。靖遠縣史志記載，大廟一帶有明代長城，還有地名“邊墻灣”。另一處在營坪村，一戶姓王的人家墻背后，整體似是一烽火臺，由兩部分構成，一呈長方形、一呈正方形。村民言：長城殘跡非常堅固，比當地普通的土層堅硬許多。過大廟后，長城就進入了寧夏境內。

疑似秦長城遺址多沿黃河岸修筑，只不過，它們均未被確認為墻體遺址。秦人當年為什么在黃河沿岸修筑如此大量的墩臺或城堡呢？這與當年的人口布局、地緣政治、經濟運行等一定是有內在關聯的。對這些疑點的追問，恰是甘肅長城留給后人的精神財富。

長城作為農耕民族對抗游牧民族的有效手段，在千百年間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不是身處長城沿線的人，是永遠也無法體會的。

我的家鄉在河西走廊。那個小鎮是明代同蒙古人進行交易的集鎮，距離長城不足5里，出了長城就是游牧民族的地盤了。童年的我，曾無數次從長城的豁口穿過，也無數次登上烽火臺。在這里，長城不僅是兩種文化的界限，也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線的標志。過了長城，就意味不再適合種莊稼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也變成了游牧。我們的那個小鎮，實際上兼具游牧和農耕兩種文化的特點，方言中不僅保留了大量蒙古語，而且家族中也曾養過大量駱駝。小鎮的居民，說起家族的歷史，總是說：“問我祖先哪里來，山西洪洞大槐樹”，或說家住南京竹石巷（珠市巷），或言來自江南。長城，在我們眼中，不僅不是一種束縛，相反是一種保護。別的不說，每到沙塵暴襲來，不及躲避的人們，看見長城了，往往要說，趕緊走，到邊墻邊避一避。

實際上，長城的修與不修，取決于中央政府的實力。中央王朝政通人和，實力強大，往往不用修筑長城則四夷賓服。唐朝前期，中央政府實力強大，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皆從參天可汗道來朝拜。“安史之亂”后，國力急劇衰落，不得不堵塞隴山道，修筑長城（堵達邊墻）同吐蕃人對抗了。

從這個意義上看待甘肅境內的長城遺跡，我們便可以讀出中央王朝兩千多年來的興衰演變。

因此，對于省內各個時代長城遺跡的定位、保護和解讀，定能源源不斷地為我們填補史書上的留白處。

背景資料

游移的長城最西端

李并成
西北師范大學
敦煌學研究所 教授
繪圖／李亞龍

最具滄桑感的長城景觀遍布甘肅

本地圖中的長城年代、走向、遺址類型等，來自國家文物局組織的長城資源調查的最新確認數據。凡未經國家文物局長城資源調查確認過的數據資料，我們均未標識在地圖上。根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的結果，甘肅省共有各類古城遺址六百余處，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12處（其中“玉門關及長城烽燧遺址”在這張地圖未用“古城”的圖標）。甘肅境內的各類古城遺址，也均與絲綢之路上的長城分布有關——長城在保護古城，城里的軍民在維護著長城。

戰國秦、漢、明三代長城的西端點均位于今甘肅省境內。經多年來許多學者的實地考察和研究，已經查清了三代長城西端點位置及基本狀況，但對其中一些問題，學界仍有不同看法。

戰國秦長城西端點在臨洮還是在岷縣？

戰國時期齊、楚、魏、燕、趙、秦和中山等國，為相互防御均興筑了各自的長城，秦統一后將原秦、趙、燕三國所筑北方長城“可繕者”重新修整、連接起來，構成萬余里的新長城。《史記·匈奴列傳》云，長城“因邊山險塹溪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余里”。“萬里長城”一名即來源于此。戰國秦長城起首的“臨洮”，一般認為即秦代所設的臨洮縣，其故址即今甘肅省岷縣，然而迄今岷縣境內并未發現秦長城墻體遺跡。于是又有學者認為“洮”指洮河，該河流經今甘肅碌曲、岷縣、臨洮等縣，“臨洮”即臨近洮河之意，并非指秦臨洮縣。實地發現今秦長城的墻體遺跡最西端起自臨洮縣北三十里墩的洮河東岸，大體上取東北方向，翻山越梁，跨溝逾澗，經渭源、隴西、通渭等縣向東延伸。秦長城沿線大段遺跡今天仍然留存。又有學者查得，今岷縣西、北部山嶺間存有大段人工開挖的壕溝，其邊緣有壘土，并可見9—11厘米的松散夯層，遂認為這些壕溝正是秦長城“因邊山險塹溪谷”的另一種構筑方式，秦長城并非單一的墻體，而是由墻體、壕溝等組成的多形制防御體系；而且岷縣這一帶還廣泛分布秦瓦殘塊，并有大量秦半兩錢等物出土，更可以證明戰國秦長城起自岷縣。目前對此問題仍有爭議。

漢長城墻體的西端點曾有過幾次遷徙

《史記·大宛列傳》載，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即修筑令居（今甘肅永登縣境內）以西至酒泉的長城，則此時的長城西端點位于酒泉附近。筆者考得當時玉門關亦隨之設在今酒泉市以西約35公里的嘉峪關市石關峽。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又將漢長城由酒泉向西延伸至敦煌，玉門關亦隨之西遷至敦煌西北。這一玉門關址在哪里？學界亦頗有爭議。1943年敦煌西北80公里許的小方盤城附近出土“玉門都尉”等漢簡，不少學者因之認為該城即漢玉門關。另有學者認為，小方盤城應為漢玉門都尉治所，關口當在其西；或認為玉門關應在小方盤城西11公里的馬圈灣附近，但關址尚未找到，或已毀損無存。近年敦煌市博物館又在小方盤城周圍發現若干墻垣、灰坑遺跡及一批新的漢簡，于是又有學者認為玉門關就在小方盤城。2014年小方盤城作為玉門關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考察證實，漢長城最西端的墻體終止于小方盤城以西約50公里的馬迷兔。馬迷兔以西尚有烽燧向西延伸，經古樓蘭一直延伸到今庫車、阿克蘇一帶，如同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庫車縣克孜爾尕哈烽燧，就為漢代所建。

明長城西端點就在嘉峪關城樓

今嘉峪關市西約3公里的嘉峪關城樓也是世界文化遺產，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由內城、外城、羅城、甕城、城壕和南北兩翼邊墻（長城）組成，今仍保存完好。

絲綢之路沿線八十多個驛站中唯一被考古發掘的驛站

何雙全
甘肅省文物保護研究所
研究員
繪圖／李亞龍

簽牌
放置在某處或某物上，表示屬懸泉置所有。

迄今對外發布的最準確的懸泉置復原圖
上圖是懸泉置遺址的航拍照片（攝影／吳健），下圖是我們在何雙全先生的指點下，依據航拍照片繪出的懸泉置塢堡的復原圖。圖中的建筑樣式﹑房間數量﹑建筑方位朝向﹑空間比例關系，乃至懸泉置周邊的自然環境及遠處烽燧的位置等，與考古數據完全吻合，是迄今為止對外發布的最準確的懸泉置復原圖。懸泉置遺址位于甘肅敦煌市和瓜州縣交界處，瓜敦公路南側1500米處。驛站東南側山溝里有被稱為“吊吊水”的山泉，“懸泉”因此而得名。

復原圖顧問/何雙全??繪圖/連達

懸泉置遺址，位于甘肅省敦煌市莫高鎮甜水井東側，始建于西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前后，廢棄于東漢和帝元興元年（公元105年）以后，前后連續使用二百余年。這是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迄今為止發現的保存最完整、時代最早的郵驛接待機構。遺址地處祁連山北麓火焰山腳下，1990年到1992年間，我主持了懸泉置遺址的發掘工作。通過發掘得知，懸泉置坐西朝東，占地面積2萬余平方米，建筑面積3000余平方米。主體建筑由塢堡與馬廄兩部分構成。塢堡呈四方形土堡院落，邊長50米，四角有角樓，大門上有門樓，塢內四周建有平房30余間。塢堡外南側建有馬廄。從懸泉置出土的漢簡文書有25000余枚，內容有皇帝詔書、國家法律、各級政府的行政文獻、驛站內各時期的文書檔案和工作記錄等；還出土各種文物萬余件，有鐵器、銅器、陶器、木器、漆器、絲綢、皮革制品、文房用具、紙張等，懸泉置見證了漢唐絲綢之路的繁榮和衰落。當時從長安通往西域的一切郵件商賈均經過這里傳送。依照漢簡記載，從長安到敦煌在絲綢之路沿線設有80多個驛站，這是唯一被考古發掘的驛站。這也是漢代驛置機關的首次發現。2014年，懸泉置遺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數量驚人的懸泉文物拼接出漢代河西軍民的日常生活

張德芳
西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 
繪圖／李亞龍

懸泉置遺址出土了竹木漆器、草編器、皮革、絲織器、毛麻織器等用品6000余件，鐵器類生產工具230余件，各類陶器陶片30000余件。解讀這些數量驚人的文物，我們得以知道漢代河西軍民的日常生活。

游牧民族自古就穿的
皮鞋
老百姓穿皮鞋，說明河西的畜牧業在當時的生產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最早以露布方式公布的環境法令
墻壁題記
墻壁題記的碎片。內容是西漢元始五年（公元5年）朝廷發布各地的一則通告。

既實用又美麗
漆湯匙
把湯匙做成這樣帶有圖案的漆器，亦非一般平民百姓日常所用。

用來招待VIP的豪華餐具
漆耳杯
漢代的漆器工藝具有很高的水平，但在邊地驛站出現，可能意味著社會等級的差別。

農耕漢人古已有之的餐具
漆筷
漢人用筷子跟食肉民族用刀叉是迥然不同的生活習慣，顯示了農耕和游牧的交融。

漢武帝時期，驃騎將軍霍去病三出河西，降服了匈奴勢力后“設四郡、據兩關”、移民屯墾、修筑邊塞、駐軍設防。西漢的河西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四郡共轄35個縣，有人口28萬多人（東漢四郡轄縣39個，有人口12.3萬多人）。郡縣編民和駐軍一起，西漢時的河西有常住人口30萬左右。

河西地區土地遼闊，當地軍民除了耕地之外可以隨時開墾荒地。老百姓除了耕種官府分配的土地外，還可根據水源和勞動力情況，開墾周圍的荒地。軍隊主要靠屯田自給。考古發掘中，出土有當時的大麥、黍、稷、紅小豆等農作物。黍稷是當時的主食。小麥最早源自于西亞，但在河西民樂縣的東灰山遺址中發現了炭化的小麥種子，距今4000年左右，是我國發現最早的小麥種子。據此，兩漢時期的河西，小麥也是農作物之一。

當時先進農業技術的代表
鐵犁尖
牛耕的普及和鐵質農具的使用，說明河西的農業技術已處在當時的先進水平。

漢代河西水草豐茂的旁證
竹筐
用于編筐的竹子，或可產自當地。據近人研究，西北地區在水域廣闊的地方，也產竹子。

懸泉置出土鐵犁，是農作技術提高的標志。當時趙過的代田法最先在居延推廣。鐵器、牛耕、肥田、水利和代田法，都說明當時河西地區的農業技術具有相當先進的水平。敦煌、居延發現的大量石磨盤和石臼等，是當時的糧食加工工具。玉門關以東的河倉城，是當時的糧倉。懸泉置考古發現的杏核、桃核、胡桃、葡萄等，是當時人們種植和食用水果的證據。酒的飲用比較普遍，大凡西域和中亞的外國使節路過懸泉置，都要用酒肉招待。酒可能是米酒，用黍稷釀成，度數不高。肉類主要是雞、羊。河西是畜牧業發達地區，牛肉也是一大來源。馬匹用于軍事、騎乘，是重要的戰略資源，不能隨便食用。但老死病死的馬肉，也是肉食的一部分。遺址中出土大量的馬骨，就是證明。調味品有鹽、醬、蔥、韭之類。食用工具出土的有漆耳杯、木碗、湯匙、筷子。煮飯有釜、鍋等類。

懸泉置遺址出土大量的絲綢殘片，這些絲綢織品，要么是絲綢之路上商貿貨物的遺留，要么是具有一定身份人士的衣物。一般百姓多穿麻布或毛織品。河西魏晉壁畫墓中，有種桑養蠶的畫面，歷史從傳統中走來，魏晉的蠶桑業當從漢代繼承而來。馬的乘騎和人們穿褲子不穿袍子的習慣，最早源自中亞的游牧民族。漢代生活在河西的人們已改穿褲子。出土的鞋，有布鞋、有麻鞋、有皮鞋。皮鞋和皮靴，是游牧民族的傳統服裝，由來已久。

河西紙簡交替時期出土的
有字紙
出土于懸泉置遺址的烽燧之中。
時代當為紙簡交替并最終由紙張代替了竹木簡牘的魏晉。

漢字特需的書寫工具
毛筆
漢簡上的漢字都用毛筆寫成。

一般百姓的憑信印章
印章
紀田之印。河西地區發現的兩漢時期的印章封泥數不少，是當時的一種憑信依據。

與物物交換同時存在的
漢五銖錢
漢五銖錢在河西出土的較多，從漢簡記載看，也常有物物交換的情況。

隨著河西的開發，漢文化以及儒家典籍和儒家思想同時傳入河西和西域，漢簡中發現的《論語》、《儀禮》、《孝經》、《尚書》等文化典籍以及醫學著作，是當時文化傳播的體現。兩漢時期的一些名人、學者、書法家都出自河西或曾避居河西。懸泉置遺址出土了毛筆、墨、有字紙和削刀，都是當時的書寫工具。不過麻紙尚未普遍用于書寫，帛書也只用在少量的書信中。主要的載體還是竹木簡牘。

近三萬枚懸泉漢簡——漢代近百年來西北漢簡出土的最大宗

張德芳
西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 
繪圖／李亞龍

兩千多年前，懸泉置是中西交通咽喉要道上的必經之地。懸泉置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傳遞公文信件。皇帝詔書、朝廷和各級官府的文件以及敦煌及西域地方長官、出外使者、出征將領上奏朝廷的上書章奏和各郡縣相互來往的文件以及私人信件和寄送物品，凡是途經懸泉置者，都要負責傳送；此外還要負責接待途經此地的各級官員和往來商客以及前來中原的外國使節，屬于官府性質的接待機構。

在懸泉置遺址共出土漢簡35000余枚，有字簡23000余枚，整理編號者18000余枚。它們不僅是近百年來西北漢簡出土的最大宗，而且內容極其豐富。

亶轝簿
記載懸泉置車輛數量、完好或損壞情況。

郵書簽
記載公文信件當時
的傳遞過程。

康居王使者
進貢冊
記載康居等國（在今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使者進入敦煌、酒泉后，地方官員未按外交慣例評估貢物而雙方引起了糾紛，朝廷派人逐級追責的情況。

漢代河西四郡的駐軍有近2萬人
西漢時期的駐軍，僅敦煌郡就有玉門都尉、中部都尉、宜禾都尉、陽關都尉，下轄13個左右的候官。據今人考證，每個候官大約駐軍400人左右。如此，僅敦煌一郡就有駐軍5000人左右，河西四郡的駐軍就有近2萬人。河西走廊所出土的漢簡中關于屯戍生活的記載，使我們得以重構當時軍事防御的完整系統。繪圖／連達

據懸泉漢簡的記載，僅路過此地前來中原的西域各國就有樓蘭、鄯善、且末、精絕、扜彌、于闐、渠勒、皮山、莎車、蒲犁、疏勒、山國、危須、焉耆、尉犁、烏壘、龜茲、溫宿、姑墨、尉頭、且彌、烏貪訾離、狐胡、車師、烏孫等二十多個。這里曾接待的客人有國王、王后、公主、質子、貴人、使者、副使和一般商客，他們來中原朝貢、受封、納質、和親、通好、學習、經商、游歷。漢簡中對西域30多個國家的記載，對西域都護府的記載，對車師、赤谷城、伊循及其他西域地區的軍事屯田的記載，呈現了絲綢之路的路線、走向、沿途各地的歷史文化和東來西往的繁榮景象。

懸泉漢簡還為我們提供了漢代基層社會的完整圖景。我們看到了郡縣鄉里各級行政機構和官員的任免流遷、當時的地理氣候、土地開墾、水利資源、農作物生產、牲畜的養殖、手工業的發展、市場物價、商業錢幣等等，我們還看到了關于日常生活的細致記錄，包括衣、食、住、行、用，勞動、閑暇、娛樂，生老病死、婚喪禮俗、超自然崇拜、內心世界、天文歷法、醫藥、造紙、釀酒等。懸泉漢簡是我們研究和重建兩漢歷史文化取之不盡的寶藏。

古文里的玉門關指的都是哪兒

李正宇
敦煌研究院?
研究員
繪圖／李亞龍

“玉門關”是中國人心中對“西域”、“邊疆”、“出塞”等意境的代名詞，許多個世紀以來，人們認為史書和文學作品中的“玉門關”就在敦煌以西的荒漠中。然而，歷史上其實存在過先后兩座玉門關——西漢時代敦煌的玉門關和東漢至唐設在瓜州的玉門關，二者東西相距200多公里。

顯然，前關只存在了160多年，而后關則存在了700多年。從東漢明帝以來，史、志、詩、文里凡是提到“玉關”或“玉門關”的事件，其實大多發生在后關，但是后人卻把所有光環和榮譽都計在了前關。

小方盤城遺址被認定為敦煌玉門關
圖為敦煌西北的小方盤城遺址，2014年小方盤城作為西漢的玉門關遺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西漢玉門關修建在疏勒河河畔，當時其實是建在一塊沼澤地中的高臺上。在上世紀初，曾有外國探險家坐船在玉門關周圍考察，茂密的蘆葦叢，將他們的小船遮蔽得嚴嚴實實。玉門關關址的變遷至今是一道學術上爭論不休的難題。從學術爭論的側面，我們也可探知，此地的生態環境經歷過巨變。攝影／王金

敦煌玉門關

公元前110年前后，漢武帝在敦煌西北始建玉門關。

細君公主及解憂公主遠嫁烏孫、貳師將軍李廣利西征大宛、長羅侯常惠及女外交家馮嫽奉使烏孫……皆由此關出入。

公元51年，東漢光武帝罷廢玉門關，此關只存在了160多年。

瓜州玉門關

公元74年或75年，東漢明帝時，大將軍竇固西征，開通了“新北道”。重新恢復了與西域的聯系，為之設立口岸成為必要，于是在敦煌郡以東的冥安縣境內（唐瓜州晉昌縣，今酒泉市瓜州縣），重建玉門關。

382年，前秦大將呂光，受苻堅之命征討西域，降焉耆、破龜茲，威震西域，就是從后玉門關返回的。

628年，29歲的玄奘西行求法，冒險“偷渡”的正是瓜州玉門關。

679年，唐高宗時裴行儉護送波斯王子回國繼承王位,走的就是瓜州、玉門關。

791年，吐蕃占領瓜州，后玉門關被廢。

被誤認為發生在敦煌玉門關的事件

如《后漢書·班超傳》：班超久在西域，年老思歸。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門關。”唐章懷太子李賢注：“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但“敦煌縣西北”的玉門關在班超上疏之前半個世紀已廢，而新玉門關才建立30多年，班超所指唯此新玉門關。

被誤認為發生在瓜州玉門關的事件

如岑參《玉門關蓋將軍歌》：“玉門關城迥且孤，黃沙萬里百草枯，南鄰犬戎北接胡。”地理情勢與敦煌西北之舊玉門關完全相合，而聞一多先生反而判斷為新玉門關。新玉門關地處農耕綠洲之內，村莊遍布，河渠縱橫，田連阡陌，平原茂草，何來黃沙萬里、孤城迥荒氣象？其實，唐代曾在敦煌古玉門關舊址建西關鎮，岑參受到的是西關鎮蓋將軍的盛情招待，詩人美稱西關鎮為玉門關，于是就有了這首《玉門關蓋將軍歌》。

實寫敦煌玉門關

唐朝詩人張仲素《天馬辭》：“天馬初從渥水來，郊歌曾唱得龍媒。不知玉塞沙中路，苜蓿殘花幾處開。”文中記載的是敦煌渥洼水的駿馬被進貢漢武帝、樂師因而譜了一曲《天馬歌》，加入了漢樂府郊祀樂章的事件，詩人進而設想天馬思念著敦煌故鄉。這首詩中的“玉塞”，就是指敦煌玉門關。

實寫瓜州玉門關

唐·王昌齡《從軍行》：“玉門山嶂幾千重，山南山北總是烽。人依遠處須看火，馬踏深山不見蹤。”唐朝時玉門關屬于瓜州晉昌縣，又稱晉昌玉門關，詩中所描寫的景物——玉門關處于遍設烽燧的山巒中間——正是專家們考證出的瓜州玉門關所在的周邊環境。

虛寫玉門關

“玉門關”作為古代通西域必經之“口岸”，早已成為中國人心中“遙遠邊土”的代名詞，所以，有許多古詩文雖然明寫“玉門關”三字，卻并沒有實寫玉門關的事件，而是在借玉門關完成對邊疆的臆想。如我們熟悉的一首王之渙的詩：“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再如李白詩：“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再如，唐朝詩人戴叔倫的詩：“看花無語淚如傾，多少春風怨別情。不識玉門關外路，夢中連夜到邊城。”詩中的“玉關”、“玉門關”,不過代指遙遠的邊地，既不是敦煌玉門關,也不是晉昌玉門關。

蒼穹之下萬物皆無常
甘肅省的地名中，還有很多帶“堡”字的，這意味著此地原先有一座城堡，一定駐扎過軍隊，這些“堡”在長城沿線也是布局有方，隸屬于一個嚴密的國防軍事網絡。圖中的金昌市河西堡，就屬于甘肅省的眾多保存不大好的長城遺跡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蒼穹之下，萬物皆無常。甘肅境內的三代長城，在時間的風化中慢慢剝落坍塌，不也是歷史自述的一種聲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