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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則徐畫像
在鴉片戰爭的歷史中，林則徐，是一個“愛國”的代表，流芳千古；而琦善則是一個是“賣國”的代表，遺臭萬年。越過單一的“善”“惡”標準，重新審視他們的經歷，也許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
在持續兩年多的鴉片戰事中，清廷中“剿”“撫”兩條路線一直在爭斗。“剿”派以林則徐為代表，奮戰沙場的關天培、裕謙、海齡等都視他為領袖，可以看作外交策略上的“鷹派”；而“撫”派的“始作俑者”是琦善，他的“羈縻”政策為以后的談判大臣伊里布、耆英等沿用，在某種程度上是外交策略上的“鴿派”。“鷹派”據理力爭，對外態度強硬，勇氣和熱血卻阻擋不了英軍的槍炮；“鴿派”看到了中英軍事力量的差距，主張讓步妥協，以為可以平息戰事，卻將中國推入了更可怕的深淵。
一、禁煙：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
1836年，北京的朝堂上開始了一場持續兩年多的是否禁煙、如何禁煙的大辯論。最終，道光帝采納了禁煙派的意見。時年54歲的湖廣總督林則徐憑借其卓越的人品政績，被道光帝于各省督撫大員中選出，進京覲見，被命為欽差大臣，南下廣州負責禁煙事宜。
林則徐（1785—1850年），出生于福州一普通漢人家庭，自幼聰穎好學，通過科舉考試依次考取秀才，舉人，進士，從而踏上仕途。他做事嚴謹扎實，為官清廉，很快得到道光帝的器重，官運扶搖直上，歷任湖北布政使、江蘇巡撫、湖廣總督。如果沒有這一場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林則徐在歷史上留下的痕跡也許只是一個為官清廉，兢兢業業的傳統士大夫的形象。但由他領導的這場掀起了中英之間的戰端，并從此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的禁煙運動，使得他成為一個備受爭議者。崇敬者有之，認為他是民族英雄，是清朝“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批判者亦有之，認為以往對林則徐的評價過譽，作為傳統士大夫的他，同樣無法承擔起使中國現代化的重任。去掉史學家加在他身上的光環，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從小接受傳統的儒家教育，在忠君愛國愛民的信條下成長的林則徐。正是出于這一點，當他看到了英國人向中國輸入鴉片的行為給中國民眾、也給清朝帶來了無可估量的危害時，他毅然站在了嚴禁派的一邊。在給道光帝的上書中慷慨陳詞：“若（鴉片）猶泄泄之，是使數十年后，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充餉之銀。”并主動請纓，擔當起禁煙之重任。
在廣州的禁煙活動如果沒有激起以后的戰事的話，可以說是成功的。林則徐一方面嚴厲打擊中國的鴉片販子，并廣尋醫師，配置戒煙的藥方；另一方面，為了斷絕以后鴉片的來源，深思熟慮的他把目光投向英國商人，對他們采取了強硬的措施，逼迫其繳出所有鴉片，并寫出保證書，聲明以后永遠不帶鴉片來華，一經查出，貨即沒收，人即正法。在林則徐封鎖商館的威脅下，英國商人交出了所有鴉片，在虎門海灘上將所有繳獲的鴉片銷毀一空的林則徐，雖然預料到英國人不會善罷甘休，而增修了虎門的炮臺，加強了防備，嚴陣以待英軍的到來。但他沒有想到的是英軍的實力遠遠在清朝軍隊的實力之上。
二、談判：片言片紙，遠勝十萬雄師 英國艦隊終于來了，但他們的目標不是廣州，而是要震懾京師。十幾艘英艦集結天津大沽口后果然引起了道光帝的驚慌失措，身為直隸總督的琦善奉旨與英人交涉。
琦善（1790—1854年），出生于一個世襲一等侯爵的滿族貴族家庭。16歲就開始在刑部出入，18歲時正式補官，從此飛黃騰達，歷任河南巡撫、山東巡撫、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擢文淵閣大學士，官居正一品。琦善的官運亨通，祖蔭是一方面；他本身長期身處官場，練就一套處事圓滑世故的好本領也是另一重要方面。
▲琦善與英國人談判圖
琦善接收了英國人的投書，將它轉呈給皇帝。親眼看到英國艦隊實力的他覺得中國簡陋的船炮根本不能與之抗衡，便打定了“撫夷”的主意。這得到了本來就不想花錢打仗的道光帝的同意。于是，琦善擔當起了談判大權。
接到道光主撫的諭旨后，琦善馬上給英軍送去了20頭牛和200只羊作犒勞之用，然后邀請他們前往大沽海邊的帳篷里會談。琦善把一切責任都推到林則徐身上，一番唇槍舌劍之后，英國人答應撤離艦隊回到廣州繼續談判。
琦善憑著他在官場上練就的翻云覆雨的嘴皮子功夫，成功哄騙了義律回到廣州，得到了道光帝的賞識，認為他不費一兵一卒就退卻了“英夷”，被封為新一任欽差大臣赴廣州談判。與之對照的是，林則徐禁煙不成，反招來禍端，被道光帝下令革職，傳訊到北京受審。
三、廣州交鋒
原本收拾好行裝，準備進京聽候審理的林則徐又接到了諭令，要他留在廣東等候新的欽差大臣來查問原委。1840年11月，第二位派往廣東查辦事件的欽差大臣琦善，帶著兩項任務來到了廣州：一是與英國人談判，退敵立功；二是搜集林則徐籌辦夷務不力的罪證。在廣州數月的琦善，采取了與前任欽差大臣林則徐截然相反的措施：林則徐招募鄉勇，訓練海防兵丁，在珠江水底安置暗樁，加強廣州海防；琦善則下令解散了林則徐苦心招募訓練的數千鄉勇，撤去了海防兵丁，拔除了用于阻止英艦進攻的暗樁。林則徐對英國人恩威并施，采取強硬立場；琦善則不停地向英軍送去牛羊米水，同時與義律稱兄道弟，一心致力于增進中英親善。
琦善希望通過自己的方式完成與英國人的談判，建功立業。戴罪之身的林則徐看在眼里，卻大不以為然。他向琦善建議造船鑄炮，加強防守，防備英軍進攻。但已經確信英軍堅船利炮力量的琦善沒有采納林則徐的建議，在英軍的炮火威脅下，他口頭承諾了包括賠款和割讓香港島的《穿鼻草約》，并希望能先對條約保密，等他向皇帝奏報后再簽字。
但琦善的如意算盤落空了。紙是包不住火的，林則徐很快得知了此事，并找到了廣東巡撫怡良，勸說他密奏揭發琦善私許香港的行為。接到怡良密奏的道光帝果然大怒，斥責琦善辜恩誤國，實屬喪盡天良，琦善被革職鎖拿，押解回京。
四、繼續在宦海中沉浮 琦善鋃鐺入獄，1841年8月被定為斬監候，秋后問斬。但到了秋天，道光帝又改變主意將其釋放，以苦役代之。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后，琦善重新得到起用，先后任熱河都統、駐藏辦事大臣、四川總督，1849年調任陜甘總督，終于官復原職。道光帝死后，太平軍興起，琦善奉旨主掌江北大營，1854年卒于軍中。他因為鴉片戰爭而遭遇人生的最大變故，從一等一的高官淪為死囚，但從復出到病故這十幾年中，他的經歷幾乎看不出任何戰爭帶來的痕跡。
林則徐繼續留守廣州，等來了老將楊芳、靖逆將軍奕經，但都無法扭轉大敗的戰局。不久，林則徐被命前往浙江鎮海軍營協辦海防，未過幾個月，廣州戰事的敗局傳到京師，追究前任責任，林則徐被革去四品卿銜，發往新疆伊犁戍邊。戰爭的后半段，林則徐都在前往新疆伊犁的漫漫長路上度過。林則徐在新疆3年，仍然盡職盡責，親赴南疆庫車、阿克蘇、葉爾羌等地勘察，行程3萬里，所至倡導水利，開辟屯田。又繪制邊疆地圖，建議兵農合一，警惕沙俄威脅。戰爭結束后，林則徐也重新得到啟用，前后代理陜甘總督、陜西巡撫、云貴總督，但他始終未能再進京面見道光帝。道光帝死后，太平軍興起，1850年10月，林則徐奉旨為欽差大臣，抱病啟程前往廣西，途中卒于潮州普寧縣（今廣東普寧北）行館。
琦善看到了中英兩國之間軍事上的差距，主張息事寧人，甚至不惜討好英國，他因為一份沒有簽字的《穿鼻草約》，落了個百年來的賣國罵名。義律于1月21日單方面公布了這項草約，但事實上雙方未正式簽約，因為琦善未得到道光皇帝同意割讓土地的諭令，不敢簽字。事后，中英政府都不承認這項草約。道光皇帝以琦善擅自割讓香港，令鎖拿解京問罪，英國政府認為草約索取的權益太少，將義律撤職。也因中英雙方并未達成和議，故英國再次從長江北上進攻，后來與中國簽訂了近代中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相比中國全面戰敗后簽訂《南京條約》，除賠款割讓香港島外，增開四個通商口岸的結果，《穿鼻草約》在當時兩國軍事力量懸殊的情況下，甚至可以說是對中國有利的，但沒有人有預知未來的本領，抵抗總是比妥協更值得讓人尊敬。林則徐之所以能征服時人及后人，很大一部分來源于其人格的力量。工作兢兢業業、鞠躬盡瘁、忠君愛國的他成為傳統士大夫心中的一面旗幟，被譽為鴉片戰爭中的英雄，為后世所景仰。林則徐和琦善，在個人才干上，都有其過人之處，所以在鴉片戰爭中兩人雖然先后被貶職受處罰，但在戰后仍然受到道光帝的器重。兩人在外交上的不同立場和做法，更表現了兩人不同的性格和成長背景。不過在封建王朝的體制下，他們都只能聽命，服從于皇帝的號令，無法發揮其個人的主動性，不管是主剿還是主撫，都只有符合皇帝的傾向才能發揮作用。然而，資質平平而又缺乏膽略的道光帝，顯然無法充當起一個明智的最高決策者的角色。
來源:《文史天地》雜志總第2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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