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樓】浙江藏書樓：升級并建，浙圖之先（下）

浙江圖書館在文瀾閣旁邊建成之后，張亨嘉在大方伯里所建的浙江藏書樓也一并并入，館舍當然不能搬走，于是將孤山所建的浙江圖書館稱為總館，而在大方伯里所建的館舍則改稱為“浙江圖書館新民路分館”。

到了民國二十年，湯壽潛的后人根據其遺囑捐資20萬元，在大學路新建起了一座圖書館館舍，此新館建成之后，當地有關人士請國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長劉大白寫了篇《浙江圖書館落成記》，劉在此記中講述了本館的來由以及所有為此館做出貢獻的人：

從前慢，細細打磨這窗欞

“斯館之成也：其捐資，為故浙江都督紹興湯蟄仙先生；其建議浙江省政府，請以其資建筑斯館者，為湯氏嗣子拙存先生；其保管其資以底于斯館之成者，始為前浙江省教育會，繼為前國立第三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暨國立浙江大學；其指定故武備學堂操場為館址，并增資以彌其不足者為浙江省政府；其建筑師，為劉既漂；其設計繪圖者，為上海揚子建業公司；其從事建筑者，為上海陸順記營造廠；其組織建筑委員會以指揮建筑工程者，為國立浙江大學事務主任沈肅文、財務主任湯子枚、國立浙江大學工學院教授吳馥初、浙江省建設廳技正徐世大陸鳳書、杭州市工務局局長朱耀廷、浙江省立圖書館職員韓培實；……”

還書箱

在我的印象中，劉大白是民國年間的一位著名詩人，然而他卻能寫出這么詳實的細節，這一點著實令人佩服，而后他又敘述了湯壽潛捐款建樓之志的細節：“先是，湯蟄仙先生之將歿也，以遺言勖其嗣子，謂必捐資二十萬圓于浙江省教育事業，以遂吾恢宏文化之愿；時中華民國六年也。其后十年，國民革命軍既定浙江，其嗣子拙存先生，乃建議于浙江省政府，愿以其資為建筑浙江圖書館之用。嗚呼，湯氏父子，知私有其資，將無幾何時而卒歸于盡，不若公其資于眾，以為恢宏文化之用，為可垂諸永久也；其用心公，其流澤遠矣！”湯壽潛本是浙江軍政府都督，但他卻對文化建設做出了這么大的貢獻，真是一位可敬的前賢。這處新建之館處在大學路上，于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正式開放，由此這里便成為了浙江圖書館的總館，而原來的孤山總館反而成為了分館，當年邵章所建的浙江藏書樓則仍稱為新民路分館。

而今建在黃龍洞附近的浙江省館

浙江圖書館的前身浙江藏書樓而今已變的了無痕跡，好在它有著完整地遞傳鏈條，而大學路的分館就是其當年的歸宿，世道滄桑，當年大學路的浙圖總館而今又變成了分館，后來浙江圖書館又在黃龍洞一帶蓋起了更大的館舍，自此后，黃龍洞旁邊蓋起的這處館舍則成為總館，而其余幾處則一律成為了分館，這也包括當年在文瀾閣旁邊所建的那處總館，而今那里被稱為了孤山分館，或者叫古籍分館，因為那座樓房的顏色涂裝成了白色，故而那個館又被浙圖人內部稱為白樓。

浙圖孤山分館

那個地方我曾兩度前往參觀，雖然杭州藏書樓和浙江藏書樓這兩處館舍早已被拆除，但好在當年建在大學路的總館館舍今日也依然存在，我覺得到這里進行一番探訪也算我對浙江藏書樓的一種紀念。于是在吳志堅主任的帶領下，我第一次來到了這里。在路上，李師傅說這里仍然是浙圖工作人員的宿舍樓，因此他開到這里來十分熟悉，但是本院已經成為了中醫院的一部分，車開到這里時仍然受到了阻攔，但李師傅還是把車毅然決然地開了進去。

對面的醫院門診部

院內的左手邊就是湯壽潛所建的浙江圖書館館舍，一眼望去，依然保護的十分完整，而院落的正中已經變成了綠地，綠地上所種之樹郁郁蔥蔥，這使得給該樓拍個全景變的很不容易。雖然我帶著廣角鏡頭，但還是難以將全景收進，只好拍個斜景。而廣場對面的一側則開辦著浙江中醫藥大學第二門診部，圖書館與門診部共用一院，這種布局方式倒很是新鮮。 

走到館舍門口才注意到“浙江圖書館”這幾個字竟是出自蔡元培之手，可見當年這些文化界領導們對圖書館建設是何等的重視。從外觀看，這個館舍有點西式風格，尤其外立面那一排高大整齊的羅馬柱，走到近前細看，依然保護的十分完整，而門上的花欞也同樣是當年的原物。走進一樓大堂，整體結構沒有變化，但卻做了現代化的裝修，左右兩側依然作為圖書館閱覽室在使用。我本想走進去拍照，但里面的安靜環境讓我不好意思端起相機，于是向二樓走去。

不明白為什么在圖書館開醫院

吳主任告訴我此樓的樓梯也是當年的舊物，花欄上的裝飾風格確實跟外立面相匹配，但二、三樓之間的墻體上卻掛著一家化妝品的招牌。吳主任說樓上的部分已經出租其他的公司在使用，但我還是想上去一探究竟。果真二樓已經封閉了起來，我不好走入，于是繼續登上三樓。本打算開開門登上樓頂，然而卻上著鎖，未能如愿。從樓內退出，在院落的右側看到了省級文保牌，原來這處館舍也成為了文保單位。

樓上出租給化妝品公司

在民國期間，浙江圖書館所辦最有影響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杭州舉辦了浙江省文獻展覽會，這個展會的展品并非浙圖一館所提供者，當時他們還邀請了北平圖書館、山東圖書館以及蘇州圖書館等等，同時還有一些私人藏書家也拿出自己的藏品參加了此會，當年這個會所需展品都是跟浙江有關的文獻，總計征集到了圖書60余種2萬余件。這么大規模的展覽，遠遠超出人們的預想，而今各地圖書館搞一場展覽能夠有千件展品已經是個很大的數量，我難以想象2萬多件展品需要多大的場地才能擺的開。

西式羅馬柱

1937年12月24日，杭州被日軍攻陷，大學路的各處館舍也被日軍占領，由此變成了軍營，這個期間使本館受到了很大的破壞。原來這個館的書架都是用鋼鐵所做，日本投降之后，館方人員再來到此館時，里面的書架全都沒有了蹤影，而當時的新民路分館，也就是杭州藏書樓，被汪偽政府所占，并將其改為了浙江省立圖書館總館。因為大學路總館被日軍所占，因此，汪偽政府又把文瀾閣旁的孤山路館舍改為浙江省立圖書館的分館。這就是浙江省圖書館變來變去的歷史過程。

樓梯護欄依然完好 

好在當地有識之士早有預案，在日軍攻占杭州之前的三個多月，文瀾閣《四庫全書》以及其他的善本早已遷出杭州，藏在了富陽的漁山，而后根據戰爭的進展情況，這些藏書又幾經搬遷，先后到了永康、龍泉，再后來藏到了貴陽的第五洞，最后藏在了重慶的青木關。因為藏書數量巨大，這樣的大遷徙只能將文瀾閣《四庫全書》搬走，而館藏的其他線裝書總計20萬冊，則只能分散藏在了杭州民眾的家里，但這些書后來大部分被日偽搜了出來，因此給浙圖的藏書帶來了較大的損失。這其中曲折的過程本來就是一個長長的故事，有興趣的朋友可查查《浙江圖書館志》，上面對這些細節都有詳細的記載。

來到三樓，上不去樓頂

當年張亨嘉建起浙江藏書樓后，還制定出了《浙江藏書樓藏書章程》，這個章程大約有19條，但其中幾條讀來讓我很感興趣，比如“凡詞賦雜俎稗野小說，一切無裨實用者，概不收錄”，而今詩詞曲賦及各種文藝小說已然成為了書籍市場的主體，而那時卻規定書樓里不能藏這些書，可見張亨嘉觀念之保守。關于這一點，在其所寫的《浙江藏書樓碑記》中也有明確的表示：“書樓之法，輔學堂之行，在各國最稱善政，豈知夫中國圣人已先百年為之者？人臣侈談西法，顧于本朝掌故昧焉弗詳，非所謂大恥也邪！抑文瀾閣之書，仰蒙圣人睿鑒，故收藏富而別擇精。今中外迻譯之籍，何可勝數，一有不慎，則似是而非，足以移視聽而溺人心，轉為政治生民之害，是在持風化者加之意也?！?/span>

張亨嘉認為藏書樓是學堂的輔助，雖然國外認為藏書樓建設很重要，但他們卻不知道中國的圣人比他們早了上百年，于是張就舉出了文瀾閣的例子，他這里所說的圣人，看來指的就是乾隆皇帝了。且不說西方的圖書館早在乾隆之前就已存在，即使按照張亨嘉所言，讓我讀來還有些阿Q的影子。然而有意思的是，在他所制定的章程里還有這樣一條：“東西洋文各圖書，亦擇要購置，以便隨時譯出印行”，張拒絕他所建的藏書樓里有各種小說和詞賦，同時他說祖宗的圖書館比西方建的早，但他卻并不排外，反而認為國外的洋文書中的重要著作也應當購進，其目的是為了翻譯出來并對外發行，可見這種思想是新舊交替時期的產生，這正如浙江藏書樓處在杭州藏書樓和浙江圖書館之間。 

微信號：zhilanzhaiweili

藏書家韋力的古書之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