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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徐霞客（1587-1641）是明末的奇人，他的著作《徐霞客游記》是一本奇書，在文學史、地理知識史、文化意識史上都有獨特的地位，不但為中國旅游文學開創了嶄新面目，也反映了中國知識精英在早期全球化期間的世界觀發展，對客觀世界進行細部的實證考察，并且提供了探索自然的翔實記錄，同時一一探究知識的可靠性。《徐霞客游記》的出現，有其劃時代的意義，也有其歷史文化發展的原因。從書寫創作的主觀層面來說，涉及游記書寫文類的發展，自魏晉以來個人意識的萌發，表現于士大夫文人的放情山水，在欣賞自然美景之余，記錄個人對自然的獨特觀察與體會，追求審美境界的天人合一。這種屬于審美范疇的思想意境，通過唐宋時期散文書寫的發揚，發展到了明代，已經累積了豐厚的文化資源，可以作為徐霞客汲取發揚的基礎，記錄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化日記的細節書寫為文學性與思想性的篇章。
從社會環境的變遷而言，明代中葉之后，中國東南半壁的經濟生活極為繁榮，沿著長江中下游與大運河流域，城鎮化與經濟商品化發展迅速，參與商業行為的人口頻繁擴張，交通路線急速發展。除了官方《大明一統志》的地理記載，從當時出現大量商程便覽之類的導引書刊，如黃汴的《一統路程圖記》（后來翻刻成《天下水陸路程》、《新刻水陸路程便覽》等）、李晉德的《客商一覽醒迷》、程春宇的《士商類要》，可知全國的交通路線以及各地驛站分布，不但臚列得十分清晰，巨細靡遺，而且標注出五里、十里、二十里、三十里、五十里、六十里、七十里的路程地望，方便商賈經商旅行（詳見楊正泰，《明代驛站考》[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當然也同時惠及出門旅行的游客。因為經濟繁榮與穩定，一些富裕人家在生活有了余暇之后，游山玩水成為相當普及的社會風尚，不再是極少數達官貴人的禁臠，得以讓個別精英人物在不憂衣食的環境中，盡情發揮個性，在尋覓山水奧秘之中，滿足自我存在的意義。 按照清初泉州人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所記，列舉了士大夫文人的旅游著述，作者達五十七人之多。這些文人學者書寫的游記，與路程 便覽、客商指迷以及歷代記述地理山水的志書都不同，是屬于親身經歷 的記述，不是沿襲前人著作的書抄。歷史地理學者周振鶴研究明代后期 旅行家群體，特別指出，這些游記的作者大多數是進士出身，或者是有 一定官職的舉人或諸生（周振鶴《徐霞客與明代后期旅行家群體》，《徐霞客研究》第一輯，學苑出版社1997，頁52-61）。旅游的性質，有許多是因為“宦游”，也就是借著執行官府職務的機會，或走馬上任，或巡按調查，途經名勝古跡，順便“到此一游”，卻又感到旅游的樂趣值得筆諸為文，記下自己的游蹤，也算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體現。如王世貞的弟弟王世懋，在他《閩部疏》的序里就說，“今天下內外官，得行部遍者，直指、督學兩使者而已。世懋束發宦游，多歷海內名山大川。”清楚地說明，達官貴人旅游天下，經常是執行公務的附帶行為，多半可以歸于今天所說的“公費旅游”。必須在此指出，晚明最出色的旅行家徐霞客，雖然出身世家，卻抗拒科舉仕途，未曾謀過一官半職，因此，他足跡遍天下，倒是從未使用過公帑，所有旅游花費都是自己提供的。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文人學者除了游山玩水，寫下親身經歷，也對寰宇地理進行仔細的實地考察，編寫成長篇著作，既有游山玩水的觀賞性質，同時反映了實證考察的學術鉆研。從王士性的《五岳游草》與《廣志繹》、何鏜的《古今游名山記》、楊爾曾的《海內奇觀》、墨繪齋刻本《天下名山勝概記圖》、曹學佺的《蜀中名勝記》，以及顧炎武的 《肇域志》與《天下郡國利病書》，可以看到，寫作的目的兼具知識性 與觀賞性，蘊含了許多個人觀察外在世界的信息，與上述商程導引書刊的性質不同。從這些游記與記載山川形勢的書中，我們可以探知，明末 文人學者游覽名山大川的動機，或許初始意在旅游玩耍。親身游歷，仔細觀察名山大川之后，還要字斟句酌，發之為文，就有了超乎娛樂的文學審美與知性追求。晚明時期的社會文化繁榮與變化，沖擊了許多上層精英的知識系統，在探索內圣外王的心性之學以外，對外在世界的客觀 存在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觸發了知識結構的變化。知識探求不再限于儒釋道的心性辨析，而想跨越傳統的文獻知識，擺脫古人訴諸圣賢權威的不求甚解方式，企圖通過親身的驗證，清楚地認識客觀世界與自然地理的面貌。徐霞客就是這種探求客觀地理真知最典型的人物，《徐霞客游記》也就成了建構新知識系統的重要著作。 徐霞客才氣縱橫，文筆恣肆而又細膩精確，具備了藝術家刻畫自然的寫生才能，又有觀察實證的科學邏輯頭腦。他探索自然地貌環境，似乎只是為了純粹的求知目的，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他記錄實地考察山川地理的經歷，頗像達爾文乘“小獵犬號”（Beagle）考察船環游世界，抱持追求生物科學知識的執著，記錄各地物種那樣，寫成巨細靡遺的游記，并無功利的考慮，沒想過什么“實用價值”。我們可以想象，徐霞客每天翻山越嶺，攀援險峰，涉過溪澗，到了晚上還孜孜不倦，在昏暗如豆的燈下，展開文房四寶，沾濡著他飽覽山川大地的無限深情，以優美的文筆，一個字一個字，記下詳細的親身觀察。他從家鄉江陰出發，穿的是草鞋或麻鞋，日復一日，不存在任何功利目的，走遍中國名山大川，進入西南大地，深入不毛，一直走到滇緬邊境，這是何等的精神？到了夜深人靜，他還不顧跋涉整天的疲勞，寫下如此優美的大地頌歌，是什么樣的超越力量支撐著他，為我們留下了《徐霞客游記》？ 當然，徐霞客具有特殊的文學藝術才能，有觀察世界的精密邏輯思考方式，像實驗室里的科學家一樣，鍥而不舍，一絲不茍，有興致，也有能力，組織起身體力行的觀察，記錄下跋涉天涯的每一步足跡。不過，我們還是要問，除了上述的時代環境，是什么具體原因，因緣際會，激發了徐霞客，讓他停不下腳步，必須走遍天涯海角，必須把分分鐘鐘的歷程，記錄得絲毫不漏？徐霞客的主觀能動性是哪里來的？是什么內在因素激勵他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行走天涯，寫出如此卷帙浩繁的游記？是家世中的什么特殊背景，生命中的什么環節，驅動他的心靈，使他像一顆漫游在外層空間的彗星，循著自己的軌道，永不歇止？ 讀《徐霞客游記》，要心存景仰之情，不只是讀一本好玩的游記，也不只是欣賞優美典雅的文章。要想到徐霞客行走天涯，是以獨特的個性，來展現人類特有的求知精神，求真求是，為求知而求知，為審美而審美，為躬親體驗山河勝景而游歷。這種對外在世界的純粹好奇，要親身去體驗的求知精神，是人類有別于其他物種的特性，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基本動因，值得我們思考，也值得我們學習。 二 徐霞客，原名宏祖，亦作弘祖，字振之，號霞客，南直隸江陰人。他的家族是江陰望族，祖先于宋元之際來到江陰的西順里，后來定居梧塍里，至少到了元代就已經在地方饒有聲名，躋身于精英階層。從倪瓚（1301-1374）在一三七〇年寫的《題書屋圖》可知，無錫地方的大畫家倪瓚與徐氏祖先徐均平是好朋友，特別欣賞均平剛滿十歲的兒子徐麒(1361-1415)，說他“清令不凡，異日必能乘長風破巨浪”，所以為他取了“本中”為字。倪瓚還說，他畫這幅“書屋圖”，是為了鼓勵徐麒，期望這個聰慧的少年努力向上，可以繼承與發揚徐家的“世德家聲”：“徐郎已能緝書鉏經，尚默觀此意，居靜飲和，允執以往，吾知為世德家聲所積者深矣。并為圖一書屋，題詩于上，以志期望云。”（見《晴山堂帖》。以下所引徐氏家族資料，皆出自徐霞客搜集刻印的《晴山堂帖》）
倪瓚顯然非常器重徐家的少俊，才會為他畫一幅書屋圖，還題了詩，希望徐麒能夠讀書成才：“問字慚荒老，垂髫喜亢宗。親方行役遠，道在慎吾中。露凈當空月，香余隔戶風。幽齋無長物，琴帙隱高松。”雖然是寫給徐麒，鼓勵青少年讀書上進，詩中流露的心境，卻向往隱逸高士在幽齋彈琴讀書的情景，想來也隱約是倪瓚的自畫像。這幅畫還有不少著名的詩人畫家為之題跋，如倪瓚的好友楊維楨（1296-1370）當時就在場，即席寫了《本中書室圖與云林子賦》,說道：“蓉城徐郎十歲耳，瓊芽軒軒，已有餐霞御飆之異。云林子以世好命之字曰本中。復為掞墨。予時在閣中，顧索賦，遂并紀一絕。”詩云：“小鳳遐飛碧玉京，玄亭抵掌共卿卿，圖成好識先天語，十二樓頭第六楹。”也是鼓勵青年少俊要努力，以求飛黃騰達，在昆侖仙宮群玉山頭，能夠占有一席之地。不過，鼓勵年輕人讀書上進，以飛升仙家宮闕作為參照，也的確是別有用意，不知道小徐麒是否讀得出其中深意。蘇州的大詩人、明初十大才子之一的高啟（1336-1374）也為倪瓚書屋畫幅寫了題跋，說，“云林師之字本中，窅然不欲作小大觀，不可無言，為申幽解。”并且賦詩一首，申說幽微的深意：“一往翔駒氣若龍，風云舉足自相從。寸心寧逐天倪返，變化由來未出宗。”先標出龍馬精神，風虎云龍，氣象干云，隨后卻說內心寧愿回歸自然之道，萬變不離其宗。 過了八年之后，洪武十一年戊午（1378），同列明初十大才子的徐賁（1335-1393）在徐麒的行笥中，看到倪云林的圖詠，發現其中題跋，都是逝去的故友，“不勝今昔之慨”，也題了一首詩：“幽人丘壑心，英士風云色。出處萬里遠，觸機在深寂。領此未發意，相看兩不拂。云林有高真，玄扉煉靈液，往來挾飛仙，不與人群習。遙望故人子，一見能洞別：丹佳影猶含，叢蘭茁方出，錫之以珍名，授之以微密。先天返吾宗，小景圖太極；華篇遂成林，風雅東南絕。忽焉數載余，語語既冥合。鴻聲啟后人，遺詠慕前哲。作者慨莫從，來者欣未息；瑛帶轉難窮，珍重千秋業。”從這首詩里，我們多少可以窺知元末明初的知識精英生活在動蕩年代所處的困境，對出處仕進采取消極的態度。作為徐麒的長輩，在稱贊少年英華的同時，不經意間流露出明哲保身的想法，暗示歸隱才是處身之道。青少年時期的徐麒是否能夠讀出前輩詩中的弦外之音，我們是無法知道了，但是，后來世事的發展卻殘酷地“為申幽解”，印證了詩句對仕進的憂懼。倪瓚與楊維楨退隱山林，得以善終；高啟與徐賁卷入官場的起伏，最后都遭到明太祖的殘殺。 徐麒是徐霞客高祖徐經（1473-1507）的高祖，也就是上溯八世的祖先。從徐麒出生（1361）到徐霞客逝世（1641），徐家九代人恰好經歷了明朝的三個世紀，也與明朝興衰的命運類似，經歷了從興盛到逐漸衰敗的歷程。從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1377-1459）在正統十二年（1447）所寫的《徐征君（麒）墓志銘》來看，徐家在元明之際就已經相當富裕，徐麒更是經營有方，而且樂善好施，喜歡交往文人畫家，經常舉辦雅集：“家極豐盈，至君辟畦連阡，原田每每，儲橐益廣，然富而好禮，見義必為，贍荒周之，時時惟以推衣授室為念，故德流曖溢，所以淪澈乎物者甚廣。至于禮賢下士，傾蓋之契，久要之誠，互極其綢繆雅意。性不嗜酒，無歌聲舞影之歡，唯良朋登訪，必展瑤席，飛彩毫，相與酬酢觴詠，徹晝夕而無怠色。蓋其灝氣襲人，和風鼓物，有非恒情可能者，是以宇內播揚，咸仰之為山斗。” 徐麒在明初建國的洪武期間，曾被地方推舉到中央，奉詔到西南羌蜀地區，做過安撫邊區少數民族的工作，受到朝廷的嘉許。但是，他并不棧戀官場升遷，以家計浩繁，需要處理為由，請求回到家鄉做征收賦稅的工作，辭去朝廷頒獎，急流勇退。他回到家鄉工作，正好配合明初國家草創急需稅收的政策，也符合前輩的稱許與期望，退居鄉里，明哲保身，卻是當時極為少見的。陳敬宗寫的墓志銘就說：“回想我高皇之朝，得請告歸里者，自君而外，未能一二見也。”此后的徐家，在江陰地區擔負征收賦稅的任務，“上下相安于樂利”，奠定了穩定的社會基礎，一直保持富裕鄉紳的地位。徐麒的兩個兒子景南與景州，都能繼承父業，在明代前期的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得到政府的眷顧，累積了豐厚的資產。 徐景南的兒子徐頤（1423-1483），曾接受詔令，擔任過中書舍人的職位，在文華殿當差，有過親仰龍顏的榮耀，使徐家的地位更上一層樓。但是，他依然遵循謹慎篤實的家風，按著祖父徐麒處世的方法，在朝中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后，就以奉養雙親為由，辭官歸隱家鄉，繼續富裕鄉紳的低調生活。他繼承祖輩回饋家鄉的策略，通過各種善舉，捐賦稅，救災荒，修橋鋪路，維持了徐家樂善好施的名聲。李東陽（1447-1516）任翰林院侍讀學士的時候，曾為徐頤寫墓志銘，就說，“家舊多貲，君益勤儉，治生業，增產拓地，殆無虛歲。乃以其羨賑兇貸乏，而薄其息入以為常。及其子元獻舉鄉貢，喜甚。會當征逋谷，貧不能償者數千石，悉捐之。縣南通衢有永安橋，當潮沖圮弗洽，君發私財修之，工役頗巨。其余葺治橋道，多至不可數。”最后總結為銘文：“大江之陰，山高水深，君居其間，不聞足音。有田有廬，有服與簪，亦有行義，邦人所欽。西順之鄉，梧塍之里，生斯葬斯，終復其始。著銘刻石，作者太史，九原有知，以慰汝子。”稱譽有加，卻也符合事實。 徐頤的長子徐元獻（1455-1483），十分好學，為江陰徐家走向顯赫帶來 了希望。徐頤為了培養兒子，特別延聘名師張亨父為西席，教導進學之道。徐元獻不負眾望，于一四八〇年，二十六歲的時候中舉，嶄露頭角。徐元獻在南京中舉，房師就是李東陽，聽好友張亨父說過元獻成長的過程，知道徐頤注意元獻的培養，管束甚為嚴厲：“余嘗聞亨父言，君（徐頤）教子嚴甚：不侈服，不重肉；館于后圃，左右圖籍，不令與阛市相接，而日躬課核，至夜分乃罷，故元獻弱冠成舉子，及古文歌詩，皆有名。”當時正在南京侍奉父親疾病的倪岳（1444-1501），也是張亨父在翰林院的好友，與南京秋闈的考官羅璟與李東陽則是一四六四年考取進士的同年友，又認識徐元獻的叔父徐士亨，對江陰徐家頗有好感。他原來就聽張亨父說過，教導過的學生最優秀的就是徐元獻，而徐頤教子有方。一四八〇年南京秋闈的結果，證實了長輩的期望，倪岳從兩位考官之處得知，徐元獻在南京鄉試中脫穎而出，名列第三，因此寫了《賀經元徐尚賢序》。這篇文章明確指出，江陰徐家累世豐碩，富甲江南，而徐元獻讀書有成，科舉得勝，可以光大門楣，給家族帶來的榮耀是無可限量的。文章雖長，卻條理分明： 予嘗聞翰林檢討張先生亨父言，其及門授經之士，唯江陰徐氏之子元獻尚賢者，尤精敏嗜學。加其尊翁一庵篤于教子，朝夕課督其業不少置，將來大有成者，其可望矣。予歸侍先君尚書大人之疾，家居最久，士夫往來江南者益眾，由是而稔聞其賢；益知亨父之所稱許者不茍也。乃成化庚子秋，洗馬羅先生、侍講李先生皆予同年友也，奉命來考南畿。試既畢事，輒以小錄見示，其第三名則元獻也。及見二先生而詢其取士之實。則曰:“明經考古，雖平居從容，執書策，伸紙濡墨，或不能精鑿若是，況夫風檐寸晷之下者乎？得士如此，則是行為不虛矣!”嗚呼!聞與見異情，以其所間，參其所見，然后士之實可知也。何則？稱譽多溢美，而照察無遁形；二者無一謬焉，予于是而嘉元獻之所以成今日之名者有本也。元獻之大父梅雪翁，承累世豐碩之業，以貲甲于江南，而敦詩說體，著為家法。至一庵績學勵行，以翰墨重縉紳間。薦授中書舍人，入直文華便殿，日近清光，薦承寵渥。無幾即謝事歸，徜徉山水間，以詩酒自娛。四方文學之士，有重名者，恒禮教家塾，以訓子弟，而躬考其成。由是弟士亨以書經舉順天京闈鄉試第一，累遷荊門守，有清白之譽。今茲元獻復以易經擢魁多士。世美相承，若徐氏者，可謂甚盛矣。夫貴不期驕而驕自至，富不期侈而侈自至；雖有聰明之資，而驕侈之心乘之，求學之有成難矣。況敢颙望文明之顯赫，衣冠之蟬聯，以振耀于時者哉?況一門競秀，兩魁繼擢，方出于貴富之族者哉?是非負卓然出群之識，軒然大用之志，不汩沒于庸眾之習，而超詣乎圣賢之指，詎能不蹈昔人之戒，而克副乎士夫之所期也?元獻榮薦而歸，足慰一庵平日教成其子之心，可謂能以志養者矣。不日偕計上春官，進對大廷，享有祿位，推是以往，宜無所不至。然予竊有告焉：夫處貴者宜思其恭，處富者宜思其儉。恭以事乎上，接乎人，則無失德；儉以處乎己，刑乎家，則無失事。二者交勉焉，于以迓天庥而延世德，則元獻之責也。而徐氏盛大之族，其所以望于賢子孫者固宜然哉?非徒以是張而大之而已。昔者一庵往來于先君所有年，而予亦嘗交士亨于京師，且亨父于予又同年而契者，故于元獻之捷，其所以為之而喜者不一也。請以是規致贈言之義。若夫夸詡歆艷之詞，非所先也。 倪岳的文章說到江陰徐家累世富裕，雖富有卻尚未貴顯，然而發展的前景則無可限量，主要講了幾點： 一、徐家累世積德，讀書上進，早已是名滿江南。 二、徐元獻才學俱備，名實相副，是因為家學淵源，祖父徐景南、父親徐頤都是富而好禮的飽學之士。 三、徐元獻的叔父徐士亨中順天鄉試，已經任官荊門。 四、徐元獻中舉，繼叔父之后取得功名，“不日偕計上春官，進對大廷，享有祿位，推是以往，宜無所不至。”期望能夠考中進士，讓徐家成為顯赫世族。 五、看來徐氏一族已經踏上盛大之途，還盼徐氏子孫節儉恭敬：“處貴者宜思其恭，處富者宜思其儉。恭以事乎上，接乎人，則無失德；儉以處乎己，刑乎家，則無失事。” 倪岳的期望與告誡，顯示徐家的顯達與興旺指日可待，然而世事難料，居然功虧一簣，遭到了“盛極必衰”的厄運。徐元獻雖然科場得意，得到許多前輩的關懷，卻因身體羸弱，無法支撐讀書過度劬勞的負擔，還沒考上進士就去世了，享年二十九歲。徐元獻英年早逝，給徐家帶來沉重的打擊，年過花甲的父親更是難以承受，白發人送黑發人，情何以堪，六個月后徐頤逝世，可能就是因為殤子之痛。徐元獻過世，留下了一個兒子徐經。徐經早年喪父，倒是聰慧穎悟，讀書有成，科舉順利，二十五歲就通過鄉試，成了舉人。沒想到在弘治十二年己未（1499）的春闈會試，卻引起了滔天大禍，身陷囹圄，聲名掃地，以至于赍志以歿。 三 徐經（1473-1507）是徐霞客的高祖父，十歲連喪父祖兩代至親，還好有富裕家庭的支持，得以專心攻讀經書，致力科考。年方二十五歲，通過弘治八年乙卯（1495）的南京鄉試，表現出色，繼承早逝父親的未竟之志。雖未連捷進士，但已經一鳴驚人，聲名遠播，被譽為江南著名的才子，與蘇州的青年才俊如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等人交好，意氣風發。隔了三年之后，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唐寅（1470-1524）在南京鄉試中大放異彩，奪得解元鰲頭，接著就與徐經一道，參加次年春天在北京舉行的會試。徐經家財萬貫，帶著仆從與優伶，一路炫富，與唐寅聯袂入京，引人側目，當然也引人嫉妒。會試期間，就有給事中華昶聽聞其中有鬻題之弊，事牽賄賂，遂彈劾主考程敏政，引發了弘治年間的科場大案，其中牽扯到官場斗爭，惹得龍顏大怒，致使唐寅與徐經不但黜退功名，還下詔獄拷打逼供。最后是彈劾者與被劾者一概貶斥丟官，唐寅與徐經則身敗名裂，斷絕了仕進的希望。這一樁科場大案，真相究竟如何，徐經是否賄賂買題，唐寅是否參與其事，在當時已是謠言滿天，撲朔迷離。朝廷的處置方法卻很簡單，真實情況無關緊要，平息事端才是上策，于是，懲罰一切涉嫌人等，原告被告一起挨打。唐寅與徐經還沒涉足官場，就成了一場斗爭的犧牲品，斷送了一生的前途。 《明史·文苑》唐寅有傳，其中說到唐寅：“舉弘治十一年鄉試第一。座主梁儲奇其文，還朝示學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幾，敏政總裁會試，江陰富人徐經賄其家童得試題。事露，言者劾敏政，語連寅，下詔獄。”尤侗《明史擬稿》所述相同，指出參劾者是華昶。王鴻緒《明史稿》則說“寅友人都穆構其事”。三者數據源相同，可知科場大案是由都穆肇其端，給事中華昶揭發彈劾。然而，事實究竟如何，是真有賄賂，還是誣陷，正史沒有細究，含糊其辭，讓讀者得到徐經賄賂買題的印象。 地方志與唐寅友人的記載，則力辯唐寅之冤。《吳縣志》記載：“弘治戊午，試應天第一。旁郡有富子，亦舉于鄉，慕寅，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后，有仇富子者，抨于朝，言與主司有私，并連寅。詔亟捕富子與寅付獄，逮主司出，同訊于廷。富子既承，寅不復辯，同被黜。”祝允明寫的《唐子畏墓志并銘》說得最詳細：“戊午試應天府，錄為第一人。己未，往會試，時旁郡有富子，亦已舉于鄉，師羨慕慕子畏，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后，有仇富子者，抨于朝，言與主司有私，并連子畏。詔馳敕禮闈，令此主司不得閱卷，亟捕富子及子畏付獄。詔逮主司出，同訊于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復辯，與同罰，黜掾于浙藩。歸而不往。或勸少貶，異時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從這些較為原始的資料，我們還是不能確知到底是否真有賄賂情事，只知道唐寅與徐經在會試之時，被人陷害，下了詔獄，廷訊之時，徐經認了罪，就此結案，褫奪功名。唐寅也就認了，從此浪跡江湖。 唐寅與徐經打入天牢并經廷訊的這一段經歷，到底具體發生了什么，史書沒有記載。但是，從唐寅寫給摯友文徵明的信，自比司馬遷寫信給任安，說得披肝瀝血，我們或可揣摩一二。信中說到他榮獲解元之后的遭遇：“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仆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轍。歧舌而贊，并口而稱；墻高基下，遂為禍的。側目在旁，而仆不知；從容宴笑，已在虎口。庭無繁桑，貝錦百匹；讒言萬丈，飛章交加。至于天子震赫，召補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洟泗橫集。而后昆山焚如，玉石皆毀；下流難處，眾惡所歸。”明確說到，在獄中用了重刑。這里具體提到了“身貫三木”，就是把木制的桎梏刑具，加到頸、手、足三處，比近代的手鐐腳銬猶有過之，是對待重刑犯的處置。想來總是拷打逼供，使得徐經與唐寅受刑不過，屈打成招的。 關于徐經到底是否賄賂，是否向程敏政的童仆買題，也始終是個謎團，無法辨明真相。可以確知的是，有人告訐，有人彈劾，有人下獄，有人動刑，有人受不了刑而認罪。有趣的是，認罪之后，罪犯卻沒有判刑，輕輕發落了。告發舞弊案的給事中華昶，卻遭到降職貶斥的處分。其中奧妙何在呢？對于這段痛苦經歷，徐家后世不愿多談，地方志卻有簡要的記述。乾隆本《江陰縣志》說： 徐經，字直夫，中弘治乙卯科。父元獻，成化庚子科第三人。經與吳門唐寅，以才名相引重。寅發弘治戊子（午）解元，公交車北上，與經偕行。為都穆所忌，蜚語誣以賄主司程敏政家僮預得試題。實因戊子（午）鄉試主司梁儲奇寅文，還朝攜以示人，敏政亦奇之。忌者妒兩人才，因經家富，遂飾成萋菲。言官風聞，劾之，下詔獄，分別謫遣。 光緒本《江陰縣志》也說： 徐經，字直夫，同年十五舉子之一。與吳門唐寅，并以才名相引重。寅領戊午解，經與俱北上。吳門都穆惡之，蜚語流聞京師，經竟與寅同鐫名。歸益肆力詩文，著《賁感集》。黃傅贈詩曰：“夏商人物徐直夫，周漢以來人世無。窮年對坐不見客，閉戶反觀恒喪吾。四壁蕓香時落蠹，千倉紅朽食無魚。迂余老眼亦空爾，公是公非敢厚誣。”
這一樁科場大案，摧毀了唐寅飛黃騰達的美夢，造成了游戲人生的風流才子，落魄江湖，最后貧病交加，艱苦困蹇，郁郁而終。對富甲一方的江陰徐家，則是影響深遠，刻骨銘心，更可能改變了家族對出處仕進的態度。徐經在科場案后，發配回籍，背負著屈辱，生活了八年，逝世的時候才三十五歲。累世積德的徐家，在徐元獻與徐經兩代的科舉進學上，灌注了大量的心血與極高的期望，卻收獲了早殤的挫折，蒙受了舞弊的屈辱。科場大案成了揮之不去的陰影，籠罩著徐氏家族，一直到徐霞客搜集家族資料，刻石裝帙，印成《晴山堂帖》，都可以感到家族對徐經一案的難言之隱。徐霞客請董其昌為自己父母合葬寫墓志銘，提供了家族數據，寫成《明故徐豫庵隱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銘》，是這樣敘述江陰望族徐家的： 澄江以徐氏為望族。自其始祖本中以布衣奉高皇帝命使蜀，辭官歸里，朝士高之，賦詩送別，為國初盛事。本中歸而出粟賑恤，為德于鄉。及其沒也，當世名公，若魏文靖、王文端、胡忠安、葉文莊輩，皆哀挽銘誄，語無虛美，大書深刻，傳播海內：大江之南，以碑板不朽先德者，由徐氏風之也。數傳而有豫庵隱君，及仲子弘祖，復能修本中之事，以高隱好義稱。 表彰徐氏祖先，大大贊揚徐麒（本中）之后，其余一概不提，直接就跳到徐霞客的父親徐有勉（豫庵），并且稱贊徐弘祖（霞客），而贊詞則是“復能修本中之事，以高隱好義稱”。徐氏家族希望人們看到的是“高隱好義”，是富而好禮，不愿意再提家族曾經努力科舉發跡的隱痛了。徐霞客英華早現，陳函輝寫的《霞客徐先生墓志銘》說他，“童時出就師塾，矢口即成誦，搦管即成章”，卻從不熱衷科舉，也沒有來自父母與家族的壓力，反而游蹤遍天下，成為一代最偉大的旅行家，想來是跟徐家的科舉陰影有關的。 四
按照徐霞客好友陳函輝寫的《霞客徐先生墓志銘》與近代地質學家丁文江的《徐霞客先生年譜》，徐霞客的游蹤遍布大江南北，深入西南邊區，從一六〇七年開始游歷山川大地，大概情況如下： 萬歷三十五年，丁未（1607）：游歷太湖，登眺東洞庭山、西洞庭山。 萬歷三十七年，己酉（1609）：游歷齊魯燕冀，上泰山，拜訪孔孟故里，入北京。 萬歷四十一年，癸丑（1613）：游歷浙東，渡海至珞珈山（普陀山），南游天臺山、雁蕩山、青田石門、縉云仙都峰。 萬歷四十二年甲寅至萬歷四十三年乙卯（1614-1615）：游歷南京、揚州，以及江南各地。 萬歷四十四年丙辰（1616）：春初游歷黃山、齊云山，夏季武夷山，秋天訪浙東紹興一帶名勝，游杭州西湖。 萬歷四十五年丁巳（1617）：游歷宜興善權（善卷）洞、張公洞等地。 萬歷四十六年戊午（1618）：秋天到九江，游廬山，遍歷五老峰，再游齊云山、黃山，登九華山。 泰昌元年庚申（1620）：游歷浙江，溯錢塘江，游衢州江郎山，至福建仙游九鯉湖，觀九漈瀑布。 天啟三年癸亥（1623）：由徐州、開封，登嵩山，宿少林寺。經潼關，登華山，再翻越秦嶺，沿丹江南下，至太和山（武當山）。 天啟四年甲子（1624）：是年徐霞客母八十歲，奉母游常州荊溪、句曲（茅山）。 天啟五年乙丑（1625）：是年母卒，家居守孝三年。 崇禎元年戊辰（1628）：由浙江江山，越仙霞嶺入福建。經蒲城、建寧、延平（南平）、永安、漳平，到漳州。于漳浦訪喪母守制的黃道 周。再南下廣東，訪鄭鄤于羅浮。 崇禎二年己巳（1629）：游北京，登薊州盤山。 崇禎三年庚午（1630）：二月訪鄭鄤于常州，至丹陽見黃道周。七月再游福建，過仙霞嶺，經延平、沙縣、永安，到漳州。 崇禎四年辛未（1631）：到蘇州訪文震孟。 崇禎五年壬申（1632）：三月再游天臺、雁蕩，四月底三游雁蕩。七月與黃道周游太湖洞庭山。 崇禎六年癸酉（1633）：自北京赴五臺山，游恒山。秋天三訪漳州，與黃道周相聚。 崇禎九年丙子（1636）：游歷浙江、江西。自此開始萬里遠征，由浙江經過江西、湖南、廣西、貴州，到云南，旅行時間長達四年，至一六四〇（崇禎十三年庚辰）歸返江陰家鄉。 崇禎十年丁丑（1637）：游歷湖南，登南岳衡山，經永州、郴州，再赴廣西桂林、陽朔，經柳州，到南寧。 崇禎十一年戊寅（1638）：由廣西入貴州，經獨山、都勻、貴陽，再經普安入云南，經曲靖，到昆明，再由昆明西行赴雞足山。 崇禎十二年己卯（1639）：由雞足山赴麗江、大理、永昌、騰越，再返雞足山。 崇禎十三年庚辰（1640）：自云南東歸江陰。 崇禎十四年辛巳（1641）：徐霞客卒于江陰。 徐霞客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為特立獨行的探險家，行跡遍歷中國大地山川。說到名垂青史的大探險家，一般教科書總會提到漢代的張騫與明代的鄭和。前者鑿空西域，開辟了絲綢之路，后者漂洋過海，帶領明朝海軍艦隊叱咤在印度洋，抵達東非海岸。張騫與鄭和的事跡，昭著史冊，開辟東西交通的門戶與通道，是歷史書上的“偉大的旅行家”、“杰出的探險家”。徐霞客能夠與他們媲美，也當得起這樣的美譽嗎？ 表面上看，徐霞客作為旅行家或探險家的地位，并非經國之大業，沒有改變歷史的豐功偉績，似乎遠遜張騫與鄭和。但是，我們也不要忘了，張騫與鄭和的遠游，都是奉了朝廷使命，作為中華帝國的使節，跋涉萬里，遠渡重洋，執行重大的國防外交決策，是攸關國家安全的任務，不是個人自由意志的行為。徐霞客的游歷遠行則不同，完全是個人的選擇，是個人自由意志的展現，與政府決策絲毫沾不上邊，既不是為了領受欽命去開疆辟土，也不是為了招徠遠方的朝貢，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 好奇，為旅行而旅行，為探險而探險，要讓自己的身軀體會大地所承受的風霜雨露，讓自己的腳掌親吻山河大地的每一寸泥土與流水，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 不因執行任務，不因奉了欽命，不因外鑠的因素，無關國計民生，不求功利，不求聞達，只是從個人的信念出發，為了自己的愛好，追求自己純粹的興趣，堅持不懈，這是什么樣的心理？是什么樣的人生態度呢？這與現代意義的科學家求真、藝術家求美、哲學家探求思辨邏輯、文學家摸索文字的完美秩序，在本質上是否屬于同一種精神追求？徐霞客游覽山川的認真與執著，以個人的實存為出發點，審視山河大地的容顏，以自己的生命來實踐，體驗宇宙的奧秘，顛沛必于是，樂趣在其中，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否接近現代人肯定自我個性的展現？還是遠祧莊子逍遙游的精神，超乎世間現實，類似想象的“真人”，可以上天下地，遨游天際？不過，我們絕對不能忘記，徐霞客以游歷天下為畢生職志，幾乎“上窮碧落下黃泉”，是實實在在的生命實踐，一步一個腳印，與莊子飄渺無羈的神游玄想，是完全不同的。
徐霞客身后留下的《徐霞客游記》，記錄了他游歷的所見所聞所思，是本私人日記，生前并未出版。徐霞客事母至孝，他寫下游歷日記的初衷，是為了讓母親跟著他的足跡，通過游歷者的眼睛，臥游天下。他遵守“父母在，不遠游”的古訓，母親在世的時候，主要是游歷東南半壁江山，離家的時間不會太長。徐霞客壯游之最，是他西南之行的“萬里遐征”，從浙江到江西，經湖南、廣西，再到貴州、云南，歷時四年，寫了十倍于前的游記，卻是母親逝世之后的事。或許他寫游記已經成了習慣，白天登山涉水，晚上就在熒熒如豆的油燈下，鋪開紙筆，記下每天的經歷。他文筆優美，敘事精確，是上好的文學杰作，雖然生前未曾出版，卻成了中國文化的瑰寶，應了杜甫懷念李白的詩句：寂寞身后事，千秋萬代名。 徐霞客的事跡與他的游記書寫，親朋好友是知道的，也在私下傳抄他的游記。他這種只身走天涯的獨特行徑，是遠離人跡的獨行俠作風。黃道周十分欽佩徐霞客孑然獨立的性格，曾經說他是“孤云獨往還”，徐霞客引以為知音，與黃道周一道唱和，按著這五個字賦詩，各寫了五首詩。黃道周與徐霞客唱和，還寫了不少詩作，其中有一首七言古詩長篇，是崇禎三年（1630）黃道周在丹陽見到徐霞客之后，有感而發。長詩是這么開頭的： 天下駿馬騎不得，風髾雪尾走白日； 天下畸人癖愛山，負鐺瀉汗煮白石。 江陰徐君杖履雄，自表五岳之霞客。 鳶肩鶴體雙瞳青，汗漫相期屢不失。 事親至孝猶遠游，欲乞瑯玕解夜織。 萬里看余墓下棲，擔囊脫屩驚烏啼。 入門吹燈但嘆息，五年服闋猶麻鞋。 貴人驛騎不肯受，掉頭畢愿還扶藜。 自言早歲適雁宕，縋藤級綆窮上下。 天臺石梁平如兜，青霞括蒼局于掌。 中年復走西鐘山，焦飯十日支霜盤； 道逢采藥授云餐，帝子欲為歌路難。 匡廬老僧亦下拜，雞足道人分沆瀣。 磨頭豆核石泉茶，夜中日出嘯滄海。 聽君言下何蕭然？引人攀嶺捫青天。 所探幽奇既如此，豈有人岳當君憐？ 東魯仲尼去千歲，西羌大禹死何在？ 書生抱膝空咿唔，即化喬松安足賴！ 詩后有陳仁錫、文震孟、項煜、鄭鄤等人的題跋。這幾個人的關系非常有趣，陳仁錫是天啟二年壬戌科（1622）的探花，文震孟是該科的狀元，鄭鄤與黃道周都是該科的進士，而項煜則是次科天啟五年的進士。曾任天啟朝宰輔的文震孟，是文徵明的曾孫，與江陰徐家是世交，也是黃道周與徐霞客的好友，他的題跋說：“霞客生平無他事，無他嗜，日遑遑游行天下名山。自五岳之外，若匡廬、羅浮、峨眉、嵾嶺，足跡殆遍。真古今第一奇人也。”明確指出，徐霞客除了旅行，不干別的事，也沒有其他嗜好，整天棲棲遑遑，足跡遍布名山大川，實在是古今第一奇人。 說徐霞客是特立獨行的旅行家，如何突出他在歷史文化上的獨特性呢？我想了一個詞，是徐霞客“用腳思想”。說他用腳思想，其實一點都不夸張，因為他的思想講究驗證，與實證科學的邏輯脈絡相近，是和他“行萬里路”的經歷有關的。陳函輝寫的墓志銘說：“霞客不喜讖緯術數家言。游蹤既遍天下，于星辰經絡、地氣縈回，咸得其分合淵源所自。云昔人志星官輿地，多以承襲附會。即江河二經，山脈三條，自記載來，俱囿于中國一方，未測浩衍，遂欲為昆侖海外之游。”明白指出，徐霞客不喜歡無法驗證的說法，拒絕相信讖緯方術的迷信傳統，難怪三百多年后受到胡適、丁文江等人的推崇，譽為闡揚科學思想的偉大地理學家。 徐霞客實證思想的來源，就是一雙走遍千山萬水的腳，不管山高路遠，不顧艱難險阻，不畏風霜雨露，不怕毒蛇猛獸，一路向前。徐霞客策劃西南遠游的時候，曾寫信給陳繼儒，說出他的畢生志愿，就是要用自己的一雙腳掌，拼死探知中國山川大地的地理真相。他說，“嘗恨上無以窮天文之杳渺，下無以研性命之深微，中無以砥世俗之紛沓，唯此高深之間，可以目摭而足析。”徐霞客思考自己的生命意義，排除了對宇宙奧秘的玄想、對心性精微的探索、對世俗紅塵的紛雜誘惑，定位在“目摭而足析。”就是張大游歷者的眼睛，用腳來分析思想。 徐霞客用腳思想，與古代大多數知識人不同，卻也并不違背中國文化傳統。《中庸》就說：“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徐霞客能夠行遠登高，可算是儒者的最高典范。 本文選自《書城》雜志二〇一五年三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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