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都城的變遷

從夏、商到西周、春秋，為我國奴隸社會的形成和發展時期。夏朝400 多年，遷都10 余次，其活動的地區主要在伊、洛流域和晉南。商朝600 多年（公元前16 世紀至前11 世紀），商都也多次遷徙，有“前八后五”之說，共達13 次之多。其實商湯以前的8 次不能算遷都，因為那時商族還沒有建立政權，只是居住地的變換而已。“ 先王”時代的5 次遷都：沃丁遷隞，河亶甲遷相，祖乙遷邢，南庚遷奄，盤庚遷殷。周人起源于陜西中部、甘肅東部的黃土高原地區。周人遷都也很頻繁，其中邰（武功縣渭河北岸）、豳（ 陜西彬縣）、岐（沂水、汘水附近）、豐和鎬（均在灃水中游）為人們所公認的。

奴隸社會時期的都城主要分布在我國北方。中國古代以河運為主，為了生活用水方便，又利于交通運輸，往往把都城建在河流附近或河流的交匯處。國都的四周圍有城墻，城墻外是鄉下，以農牧業為主；城墻內是行政中心，也有商貿場所、統治者居住的宮殿等。

我國從戰國時期開始進入封建社會，有2000 多年的歷史。戰國時代，群雄爭霸，齊、楚、秦、燕、趙、魏、韓諸國都城都多次遷徙。以秦為例，秦國的祖先因功封于秦邑（甘肅清水縣西北）。周平王東遷之后，秦人的勢力逐漸發展到關中地區的西部，沿渭水東下，曾居于沂（ 沂水之濱），遷平陽（ 陜西寶雞市東），再遷雍（ 陜西鳳翔南）。雍的地理位置很重要，系東西交通的樞紐和通住巴蜀的咽喉。秦人在此建筑城邑和宮殿，居住達294 年之久。為了同東方的魏爭霸，秦獻公二年（前383 年）又東遷櫟陽（ 陜西臨潼縣東北），櫟陽的戰略地位是“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史記·貨殖列傳》）它作為秦都有34 年之久。秦孝公用商鞅變法，就是先在櫟陽開展的。后來，秦又遷都于渭水之濱的咸陽。咸陽北依高原，南臨渭水。渭水、黃河航運，給秦人以莫大的便利。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統一全國后，仍定都咸陽。咸陽成了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宮殿林立，樓閣相鄰，四通八達，表現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的宏偉氣魄。劉邦滅項羽后，不是在秦都咸陽的灰燼中重建新都，而是在渭水之南，龍首原之西北興建新都。入主關中，營建長安。

西漢末年，長安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東漢建都洛陽，且沒有遷都過。三國鼎立時，曹魏都洛陽，蜀漢都成都，東吳都武昌（ 湖北鄂城）后遷建業（南京）。后來的東晉、南朝（ 歷宋、齊、梁、陳四朝）均定都南京。西晉（265 年至316 年）仍都洛陽，它是在曹魏都城的基礎上重建的。

結束三國鼎立的局面后，全國的政治中心又東移到洛陽。“八王之亂”，五胡亂華后，洛陽遭到破壞，東晉（317 年至420 年）都建康（ 南京）。當時，戰亂不斷，山河破碎，出現了南北朝對峙的局面。北朝的北魏先都平城，后遷洛陽；東魏、北齊均都鄴（河北臨漳縣）；西魏、北周均都長安。隨后的隋唐兩代，均都長安。五代十國時期：后梁都開封，后唐都洛陽，后晉、后漢、后周均都開封。十國中的吳國都揚州，南唐西都江陵府（南京）、東都江都府（ 揚州），吳越都杭州，楚國都長沙，閩都長樂府（福州），南漢都興王府廣州，前蜀、后蜀均都成都，南平都江陵府（江陵），北漢都太原。建隆元年（960 年）正月，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取代后周建立北宋，仍以汴州為都城稱東京開封府。從此我國的政治中心東移，不在太行山以西。而后，東北地區女真族興盛起來，建立金，都城在會寧府（黑龍江阿城南）。靖康二年（1127 年），北宋王朝被金國滅亡。康王趙構建立南宋，遷都臨安（杭州）。金為了牢固地統治華北并進一步吞并江南，將它的統治中心遷到了中都燕京（北京）。元統一中國后，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建都北京。1356 年朱元璋領導的農民起義攻克集慶（ 金陵）后，就改集慶路為應天府，作為統一全國的根據地。他稱帝后，猶豫了很久才確定建都南京。明永樂十八年（1420 年）冬，明成祖朱棣下詔遷都北京。清沿襲明制，仍定都北京。

從上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歷史上幾乎每朝每代都發生過遷都的例子，而遷都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有自然環境變化的因素，也有政治力量對比變化的因素，但是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于經濟重心的不斷南移和東移以及交通的變遷。

縱觀中國歷史都城分布情況，在奴隸社會及封建社會早期，由于當時勞動工具落后，人們的生產、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自然環境，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沖擊平原自然條件優越，便于游牧、游農和遷徙。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一致，所以都城長期在這個地區。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銅、鐵等金屬的廣泛應用，軍事進攻能力增強。國都關系國家的存亡，不僅應在經濟發達地區，還要考慮軍事防守的憑借因素，秦漢之后都城遷移到關中地區達1000 多年。后來由于我國經濟重心南移，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江南各地經濟迅速發展，政治重心也隨之東移。北宋以后的我國都城則在東部近海。特別是北京，地處華北平原、東北平原和蒙古高原三大地區之樞紐，又有河海漕運溝通江南，地理位置優越，因此成為東移近海時期的代表。

再以十三朝古都長安城為例，長安是中國古代王朝的主要都城之一，歷史上曾先后有周、秦、漢、隋、唐等十幾個王朝或割據政權在此建都。但自唐以后，長安不復為都。古都洛陽也逐漸喪失其政治中心的功能。中國都城開始由西向東遷移，汴梁取代長安和洛陽而成為五代和北宋時期的主要都城，這是中國古都發展的重大變化。雖然長安不復為都有其自然環境惡化的原因存在，關中漸漸喪失了往昔“天府之國”的經濟優勢和全國經濟重心區的地位。盡管隋唐政府可以通過政權的力量集天下之力來加強關中的經濟地位，保障都城的物質供給，但關中經濟地位已經回天乏術。唐代以后關中地區的經濟已無法支撐起帝國都城的發展與繁榮。在關中喪失經濟優勢地位、漕運成為國家命脈所系的同時，關中地區也喪失了建都所需的交通地理的優勢。關中所出不足以給京師，使京師長安的糧食供應日趨緊張，而國家財政開支的日益增長亦加重了關中供給的危機。而與此同時，江南地區經濟不斷發展，經濟重心不斷南移，統治者急需借助這些地區鞏固其財政，加強其統治。但是此時，關中地區的地理交通條件就不存在優越性了。關中地理上的天然屏障固然給國家統治形成了良好的軍事防備優勢，但是由江南或關東通往關中的潛運路線極為難行。這時，漕運的作用已日趨重要。如果在盛世之年，或許國家還可以控制漕運解決都城財政緊張問題，穩定其統治。但是到了安史亂后，唐朝財政之所以屢屢拮據，朝不保夕，煊赫一時的大唐政權奄奄一息，難以再振，無力控制漕運。假若有一方政治勢力控制住漕運，就好比扼住了關中咽喉，關中政權也就成了甕中之物。要解決這一問題，只能是國家遷都出關。這表明在經濟重心東移南遷、關中經濟優勢地位喪失的情況下，隋唐以后尤其是唐中葉以后，關中地區已不再適宜作為京師的所在地了。

長安、洛陽的衰落，必然會出現一個新的政治中心來取代它們的位置，這個新的政治中心就是橫跨運河之上的汴州。汴州的崛起與大運河的發展息息相關，大運河為汴州的崛起提供了機遇，并為其日益繁榮提供了動力。汴州地處“咽喉九州、間域中華”的中原腹里，華北大平原的西緣。它北依黃河與濟水，南瀕汴水，周圍平原廣闊，河湖交錯。戰國時古作州曾是魏國都城，名日大梁。魏惠王開挖鴻溝，溝通河、濟、淮三大水系，這是中國最早的運河之一，大梁也因鴻溝而成為中原地區的水陸交通要沖。秦滅魏，水灌大梁，一代繁華都城從此淪為一個寂寥縣城。東魏在此置梁州，北周改稱汴州，地位略有上升，至隋場帝開挖大運河，汴州才迎來它的新生。其實，隋代運河在唐朝才開始顯示其真正價值。它以廉價、通暢、快速的水運，將賦稅與經濟重心的南方同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的北方聯結起來，彌補了東、西兩京經濟的不足，加強了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安史之亂以后，藩鎮割據，政府財政主要靠江淮地區，通濟渠成為唐王朝的經濟命脈，使唐朝得以在安史亂后再維持一個多世紀。不僅如此，它對于增進南北方社會經濟文化的交往，打破地區之間因交通不便而產生的隔膜狀態，促進各民族之間的文化融合，鞏固國家統一等，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汴州正位于通濟渠的上游，它西通東都洛陽，南達江淮富庶之地，南來北往的商旅潛船都必須經過這里，為舟車匯聚之所，交通便利。唐開元年間汴州初步繁榮起來。因汴州已成為交通遭運的樞紐。這一地位的確立，對于汴州的城市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而汴州的交通地位和經濟條件又決定了它的軍事地位。當中央政權主要同關東經濟區發生經濟聯系時，洛陽就是關中的咽喉;當關東經濟區的經濟聯系主要在河南和江淮之間由南向北地進行時，汴州就成為洛陽的要塞。交通、經濟、軍事的優勢地位必然會帶來政治地位的提升，伴隨著改朝換代，汴州這個曾經淪落的昔日古都重新崛起于大平原之上，成為五代和北宋時期主要的都城。

誠然，都城的選址只有相對較好的區位，沒有絕對理想的區位。縱觀整個中國歷史，當經濟重心不斷南移，交通尤其是水運交通變化時，都城的選址也不斷出現變化。由此可見，國家都城的選址不止跟政治軍事因素有著密切關系，經濟和交通因素也在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參考資料：

胡兆量等.《中國區域經濟差異及其對策》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

史念海. 《中國古都形成的因素》中國古都研究（第四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譚其驤. 《中國歷史上的七大首都》. 歷史教學問題，1983，

馬正林. 《論西安城址選擇的地理基礎》. 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0，

周寶珠. 《朱梁建都開封及其歷史意義》開封大學學報 .1 998.

童咸明. 《唐代的自然生產力與經濟重心南移》.云南社會科學，1985

劉錫濤. 《關中經濟與古都長安》.新疆大學學報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1990

王明德  《論中國都城的東漸》 殷都學刊 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