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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了解到馬爾薩斯《人口原理》這本書時，我在思考一個問題，學科發展上大約都有一個通則，即在一個學科尚未成熟之前，很多經典性的著作都會直面現實問題，所以《人口原理》自然也不例外。但1798年馬爾薩斯出版此書之時，顯然不是為了明確的人口學而準備的，而且那時大概還沒有出現現代意義上的人口學。所以馬爾克斯表達了什么？ 大約在十二年前，我正在荷蘭萊頓大學訪問，同一辦公室比鄰而坐的，是一位長期在那里做訪問研究的中國博士裴曉林。我們在敲打鍵盤之余，經常一起討論當時中國的農村發展問題。那時，他似乎是在拼盡心力地研究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他作為一個經濟學者，也許是從馬爾薩斯的這本書中有了非常重要的感悟，所以不斷地向我訴說其中的道理。這道理很直白，就是對于人類而言，如果一群人依賴于土地的產出而生活，那他們的未來就一定有瓶頸，這就是土地給人類的生活造下了一塊天花板。從自然的角度說，就指的是土地的糧食產量，不論你在每畝土地上投入的人力、肥力再多，它的畝產量都會有一個峰值，這峰值便是一種人類生存的天花板。 當然，從人口原理上而言，這個道理似乎也確實沒有什么錯誤，在過去的時代里，人類時時會面對這天花板不斷下沉甚至塌陷所帶來的困境，諸如天災、人禍導致的糧食減產等。作為一種原理，馬爾薩斯即便是在今天仍舊沒有過時，我們雖然生活在衣食溫飽無憂的富裕時代里，但也會想：未來，吃不上飯的日子是否會再次出現？很顯然，如果這天花板依舊存在，那馬爾薩斯的魔咒便不能解除。 可惜的是，在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被翻譯到國內的時候，我們沒有從中思考出如何更合理的使用土地，反而在如何縮減人口上費勁了心力，然后又通過城市化、都市化的舉措，使得大量的農村人口被城市吸引，而農業稅的取消加速了這一過程。被裹挾在向城市涌入的潮流中的鄉村空心化、土地閑置、鄉村文化，都失去了其本真的意味。 很顯然，人類文化的發展和延續，都可以說是為了避開去觸碰這天花板。人類學更加在意文化的欣賞，即對于世界上各種文化形式的包容和理解。當我們從大瑤山傳統的花籃瑤人自覺節育的風俗中，體味到他們對于人和土地產出之間緊張關系的自覺意識之時，我們也就自然理解了，文化從來都不會隨便地被發展出來，它在尋求以一種柔性的姿態去處理剛性的現實問題，這可謂是人類文化的高明之處。 馬爾薩斯發現的人口原理可能是一種通則，一種難以逾越的天花板，它在暗地里決定著人的生活的選擇，但是這純粹性的、外在性的支配力，不是萬能的，或者說在人的柔性的文化面前，并不會處處發揮其作用。某些地方一時的人口膨脹，并不意味著不可承受，如果一旦到了不可承受的地步，文化的各種調節性力量，自然會發揮作用，而這恰恰是人類學所發現的文化的真正意義所在。 只可惜在馬爾薩斯那里，他僅僅看到那個時代歐洲的人口危機，但卻沒有真正的人類學家告訴他，文化有時是可以被用來克服這種天花板效應的。這恐怕就是從文化意義上看，人口原理值得再思考的原因所在，但這些顯然是馬爾薩斯解決不了的問題。 對我而言，馬爾薩斯是一位具有獨創性的思想家，但我們對他的運用需要謹慎，需要注重文化的差異。馬爾薩斯從來都是一面鏡子，從中我們能夠看到人類的一個面向，但并不是全部。馬爾薩斯所描繪的人類發展的天花板效應，經常會提醒我們注意到人類命運的迫不得已，但人類學的文化比較之旅，又使我能夠真正看到人類自身的能動性的自我轉化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人口原理》便是一口懸于我們頭頂之上的警鐘，時時提醒我們，人類的活動不可能任情地恣意妄為，特別是在人口生育的行為上。與此同時，它還是一面高懸的明鏡，讓我們可以看到人類文明史上，為了克服這種天花板的瓶頸，而做出的種種文化的創造和努力。 （趙旭東，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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