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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已經產生了跨學科的廣泛影響，而追蹤福柯的思想譜系與方法邏輯，對考古學反思自身同樣具有啟發性。 福柯臨死前不久曾說：他的一生都是在努力使自己變成別人或者異鄉人。因此，他不僅在思想與行動上特立獨行，最后死于因同性戀而引發的艾滋病，也一直選擇瘋子、妓女和古希臘人、同性戀者，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這使他不斷有新的體驗和發現，并作為思想界的異類而彪炳于世。但是福柯的意義和影響可能主要還是他最終不僅重返思想界的主流，而且對諸多學科都具有方法論方面的啟示。 一 我不關注福柯研究的具體內容和結論，而更加關心他的方法。 福柯在研究題材的選擇上像是一個探險者，不斷走入幽僻的領域，去發現其他人難以窺視的景致，加上他刻意為自己經營的生活經驗和體會——這一點的確是一般人難以模仿和望其項背的——更關鍵是他從中摸索出了一些方法，而這是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比如知識考古學，或者思想的考古學；比如譜系學；還有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或者說思想與知識的“真”——關于觀念本身及其形成與存在環境之真，等等。 我對這最后一點尤其感興趣。福柯所用的這些方法可能在考古學中早已有之，但今天它們能成為關于思想史領域的具有開創性的方法論，甚或可以說是事關思想、觀念和意識等生產與傳承的方法，因此也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價值和意義，顯示了物質文化史與非物質文化史的殊途同歸或者高度同一性。用考古、譜系的方法去還原知識與思想的真偽，追尋其與其生存和演變基質的錯綜復雜但更接近于事實和本質的關聯，透過表面看到本質。福柯將考古學中具體、具象的真，成功地移植到了抽象的思想觀念和知識精神領域，這也許這就是福柯所謂“真”的本義吧。因此，盡管福柯有各種頭銜和標簽，但是就任法蘭西學院一職時，他的自我選擇是：思想體系史教授（Professorof the History of Systems of Thought）。 福柯的知識考古學與思想譜系頗有些雜糅了考古學、符號學、現象學、現代語言學或文學的觀點與方法。考古學同樣對語言的起源及其文化表征很有興趣，語言可能是人類迄今最重要和成功的超肉體適應工具，是信息與知識的載體，甚至是思想的源泉。語言有一種自然展開的特點。語言本是人發明和用來交流的工具，但是在文明的某個節點，它卻豐富發達到具有內生邏輯的地步了，讓人可以沿著語言和概念自身進行邏輯的推演并形成新的知識和思想。有了文字之后，人還可以儲存、篩選、跨時空享用信息、知識和思想。這不能不說是人類文明的一個意外的收獲。有些文化和語言可能會將這個做得更好一些。這讓我想到古希臘哲學、文化的興盛和語言文字所可能具有的內在聯系。字母記音文字系統的誕生，使得對話、探討（dialogue , discuss） 以及記錄、回放等，都可以沿著語言的邏輯爬上更高的智慧的高峰；還有漢語與漢字，賦比興的意象式思維與記錄形式，與中國文明、中華文化所可能具有的內在聯系。海德格爾就曾經發問：為什么德國人和古希臘人比較適宜討論哲學？我想，從語言文字以及符號化世界的路徑，總比從人種、性格或者社會、環境等其他方面去尋找原因，可能會更靠譜一些。 二 考古是什么？考古的初意是指通過調查與發掘，發現已逝歷史的物證及其相關背景以作為復原歷史探尋規律的資料和方法。福柯將其用來發現思想或者知識的內核及其周圍存在著的基質，并析解它們和思想或知識的生成構成間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是，到寫作《規訓與懲戒》（Discipline and Punish） 時，福柯已經開始形成了譜系的思想。他說，這本書是關于現代科學的法規體系的譜系。思想的變化并非僅僅由新的思想所引發，也并非由時代精神或者唯物主義者所說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那般具有必然性，更非是人的無意識的產物，它猶如一種復雜的化學機制，比如印刷術所引發的知識增值和傳導機制，或者資產階級的產生而因其對舊社會全面的解構和新的生產與文化關系的重新建構，顯示出來的復雜的社會后果，都是一連串的復雜演進的綜合結果。 福柯一生最關注的問題其實是權力及其與知識的關系（知識的社會學），以及這個關系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的表現。對福柯來說，權力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種貫穿整個社會的位勢或“能量流”。福柯說，能夠表現出來有知識是權力的一種來源，因為這樣的話你可以有權威地說出別人是什么樣的和他們為什么是這樣的，以及他們應該怎樣——知識標榜、論證并支持權力。福柯不將權力看作是一種形式，而將它看作是使用社會機構來表現一種真理并從而將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會的控制方式。 尼采的意志力概念，以及透視科學與宗教背后的權力及其關系的觀點，對福柯影響很大。福柯自認上承康德的啟蒙使命。啟蒙是什么？在康德看來，所謂啟蒙，就是人意識到一切都應該靠自己，而不是任何外在權威的那毅然決然的一刻。人們普遍將啟蒙看作是一場近代歷史上的思想解放運動，以理性將人們從禁錮他們的不合理的知識、宗教以及政治等傳統權力體系中解放出來，進入一個更具超越性的空間。啟蒙讓理性之光更多地照亮了人生活的世界。如果說，啟蒙的初期階段還是主張人重新發現自己，到波德萊爾，則認為僅僅探索發現自己的秘密已經遠遠不夠，現代人應該重新發明自己，創意自我。今天的科技已經發現、揭示乃至修改了建基于信息化基礎上的人工智能，使得有數百萬年歷史的人所獨具的自然與文化的雙重適應性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福柯則在幽僻的人性黑影中繼續高舉啟蒙主義探索自我的大旗，他關注瘋子等特殊人群（這可能與荷爾德林、尼采等瘋子的杰出成就有關），并認為如果人不知道理性的邊界，又如何知道理性的局限何在？ 福柯認為，所謂現代性和現代文明，不光是經過啟蒙、探索而對人性的重新發現，也包括對人的身體和思想在新的社會與文化背景下的規訓， 使其不僅能夠做社會所期望的，而且是精確和高標準的，使人與社會更為理性——這就是現代文明在精神與社會領域中的文明成就。 三 人類很早就在人造物的使用功能之外賦予其信息傳達的新功能，或者象征性功能。比如建筑，在文明社會出現時很快就有了非實用的功能性建筑，或者將建筑的原有功能復雜化、裝飾化、表意化。其實建筑某種程度上就是衣服功能——遮風擋雨的延伸。可以想見，我們看不見古人的衣服，如果能，它們一定也是相當復雜，猶如今天仍然殘存的民族志材料中那樣，承載了很多的符號性意義。早期農業社會村落中彩陶的普遍興盛，也一定和這種功能有關——人們剛剛定居，剛剛聚集，但是仍然忘不了交流和顯擺，彩陶大概是最能體現這種功能的物品和藝術了，是當時文化中的紀念性和交往性精神所在。后來隨著社會經濟和技術藝術的發展，還會發生巫鴻所說的紀念性轉移的問題，比如玉器、青銅器、禮儀性建筑等都曾經發揮過重要的象征性作用。 文明的進化，符號化與人類交往范圍的不斷擴大，也總是伴隨著一些新的規制的不斷產生。福柯在意義的紀念性之外獨具慧眼地發現了其規訓與監視的意義。在福柯的眼中，其實現代具有普遍性的建筑尤其是公共性建筑，比如監獄，還有學校、醫院、軍營、商場、企業的生產線，包括我們經常談論的博物館等等，都具有這樣的特性。因為，人們在其中的行為不僅被特定的空間設計所規范，而且被展示、被監視。這是現代的公共性逐漸增強了，還是文明對人的馴化在漸漸深化，或是人類享受文明生活必須付出的代價之一？互聯網所標志的信息時代里，關于信息知識公開性與個人的隱私性的悖論性焦慮，已驗證了早已被福柯所洞悉的人類歷史演進的大趨勢。 能夠提出規訓這樣的問題，被認為是福柯在考古學和譜系論之后的第三個方法論。其實嚴格地說，這算不上方法論，至多只是一種發現，或者說是一種文化策略，是人類接受信息之后的一種效果。 福柯其實也將自己所有的研究定位為求“真”。不過這不是一般的物質性之真或者真理之真，而是文化復雜化進程中早已被遮蔽的思想之“真”或者抽象之“真”，是關于真的游戲規則。關于真的游戲（games of truth） 就是福柯所關注的知識本體或者體系的歷史過程自身，也是他所關注的問題。它們都和人的存在有關。福柯希望通過系統的討論，使這些規則與權力、文明的內在聯系、這些規則與所獲真知本身及其與其他對象的關系，都被置諸歷史脈絡或者客觀性之中。前者用考古，后兩者用譜系。前者揭示本真，后者揭示關系之真。至此，我們可以確定，福柯的知識考古乃是觀念考古、權力及其關系的考古。他試圖追尋文明背后如同蛛網一般錯綜復雜的各種要素、關系及其深層邏輯。 我們不禁要問，被福柯這么考古之后，人文社會科學會向何處去？我們同樣要問，啟蒙之后，發現了身邊新的光源與黑暗之后，人又將去往何方？ （全文來源：中國文物信息網 原文刊于：《中國文物報》2016年7月8日6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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