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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公子筆記系列之《文藝復興還是宗教改革——有關歐洲近世文化轉型問題的探討》 我們知道，西方文化從所謂“黑暗的中世紀”轉向17、18世紀近代人文主義和自由主義時代，其間幾百年時間生長出來的自由精神、經驗理性精神、科學精神以及民族國家的出現、資本主義經濟、倫理道德、自由憲政等構成近代西方文化的主要內容。 然而，過去學界過分強調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對這一重大轉型的重要作用，而對16世紀宗教改革的影響和作用卻重視不夠，或者把二者相提并論，忽視了二者之間的不同。 實際上16世紀宗教改革對西方文化近代轉型的影響和作用，遠遠大于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 一、宗教改革與文藝復興運動的比較 武漢大學教授趙林指出：“對于歐洲的現代化進程而言，真正的文化起點不是文藝復興，而是宗教改革。”①他認為：在15～16世紀，南部歐洲掀起了文藝復興運動，而北部歐洲則在進行宗教改革，到17世紀，這兩場運動都接近尾聲，雖然兩場運動的矛頭都對準中世紀墮落、腐敗的羅馬天主教會，但是歷史結果卻大相徑庭：那些經過宗教改革而信仰新教的國家，后來都發展成為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荷蘭、德國、北歐諸國以及美國等。宗教改革深深影響了西方文化的精神氛圍，客觀上為西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現代化開辟了道路。而文藝復興運動在科學和哲學方面幾乎沒有什么建樹，意大利人極端的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反而使道德更加墮落淪喪，與羅馬天主教會成了一丘之貉。趙林教授指出：“文藝復興說到底是阿爾卑斯山以南的富庶世界，尤其是意大利的一場華麗而感性的時髦風潮，宗教改革則是貧窮而道德嚴謹的北歐世界的一場質樸而深刻的思想革命。”② 當基督教成了羅馬帝國的國教，并且獲得高于王權的高高在上的權力之后，羅馬教會不可避免地腐敗墮落了，正應了阿克頓爵士那句話：“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教皇、主教及教士們表面上遵從基督教的精神—貧窮、貞潔、順從，暗地里卻大肆撈錢，發“贖罪券”、買賣圣職，表面不結婚暗地卻蓄妾，建立“宗教裁判所”，鏟除所謂的“異端”，對任何與他們不同的觀點都趕盡殺絕，荒唐地迫害所謂的“女巫”，完全背離了基督教的基本精神，道德的墮落、信仰的虛偽，仿佛歷史又回到古羅馬時代。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原本對羅馬天主教會的荒淫無恥、虛偽偽善深惡痛絕，可是他們站在感性的立場而非理性的立場，過分強調人的感官欲望和感官享受，強調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這正中羅馬天主教會的下懷，最終導致羅馬天主教會和人文主義者同流合污。一個人文主義者曾說：“沒有人比我再憎惡那些教士們的野心、貪婪和放縱生活的了。盡管如此，我在教皇的宮廷上的地位還是使我不能不為我自己的利益而希望他們是偉大的。”③ 羅素寫到：“大多數學者痛感當時教皇的罪惡，然而他們還是樂于受教皇的聘用。”④ 而教皇也給人文主義者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和金錢上的贊助。這一時期在文學、藝術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可是在科學和哲學上卻是個“不毛的時代”，羅素說：“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人，幾乎都不尊重科學，他們把在古代受到維護的那些迷信保留下來，從教會里得到解放的最初結果，并不是使人們的思考合乎理智，倒是讓人對古代樣樣荒誕無稽的東西廣開心竅。”⑤ 因此有學者認為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之間并沒有明顯和劇烈的變化。過去學界普遍認為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以人性對抗神性，以人間對抗天國，具有反宗教反神學的意義，實際上這種認識是直接近真相的。 文藝復興的問題就在于，他僅僅作為一場反宗教反神學的文化改造運動，二無關經驗理性和自由精神。 與對待意大利語的人文主義者的態度相反，教皇視宗教改革者是死敵。 15～16世紀的宗教改革主要包括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和英國的安立甘宗、圣公會，無一例外，宗教改革都把矛頭對準了羅馬天主教會，希望通過改革使基督教信仰重回奧古斯丁時期的純潔，使道德凈化、高尚，可是導致的歷史結果卻是改革家們始料未及的，宗教改革直接導致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基督教從此被稱為“新教”（Protestant）。 二、馬丁·路得宗教改革的重要意義 1517年10月31日，為了反對購買“贖罪券”，路德貼出“95條論綱”，宗教改革由此開始。 作為虔誠的基督徒，路德有著高尚的道德品格、堅強的意志和清潔的家庭婚姻生活，路德改革的目的就是維護基督教信仰的純正，不畏教皇權威而重建信仰權威，當時的德國雖然貧窮、落后，但虔誠的信仰讓德國人普遍道德淳樸、高尚，看不慣羅馬教會和人文主義者的道德墮落、敗壞，路德改革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因此一呼百應。
路德改革的思想核心是“因信稱義”，反對羅馬天主教會虛假的“善功稱義”，稱義不在于善功，而是上帝白白地給人的恩典，只要內心信仰虔誠，人人皆祭司，可以直接與上帝溝通。他認為只是信，才使人稱義、使人自由、使人得救，《圣經》是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權威，他輕視信仰外在的形式化表現，注重內心的信仰虔誠，使得信仰從外在形式變成了內在的精神自由，突顯了個人精神的自由，路德的思想直接影響到康德和黑格爾，使得德國理性精神的發展達到頂峰，這都可以在路德的內心信仰虔誠這里找到根源。馬克思對路德有段著名的評價：“他破除了對權威的信仰，卻恢復了信仰的權威。他把僧侶變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變成了僧侶。他把人從外在宗教解放出來，但又把宗教變成了人的內在世界。他把肉體從鎖鏈中解放出來，但又給人的心靈套上了鎖鏈。”⑥但是這心靈的鎖鏈是德國人的精神家園，是德國人所需要的。雖然路德強調一切以《圣經》、信仰作為標準，壓抑了科學理性精神，加上宗教戰爭，近代的德國長期在政治、經濟上發展緩慢，可是在道德、在人的自由思想方面卻結出了累累碩果。虔誠的信仰對于自由精神、倫理道德是有貢獻的。一個沒有信仰的國家，即便科技發達、物質豐富，也難以避免精神空虛、道德淪喪。人畢竟是一種有靈性的生命，他不可能長久生活在一種無信仰的精神荒漠中。 三、加爾文宗教改革的重要意義 加爾文一生未婚，拼命工作，對自己要求極為嚴格，他勤儉節約、內心清潔，反對一切浪費奢侈行為。他提倡、鼓勵通過生產、經商等正當手段發財致富，不是為了私利享受，而是為了榮耀上帝。在日內瓦，找不到酒吧、戲院等奢侈消費的場所，他鼓勵多積累，提倡少消費，因此加爾文教又被稱為“清教”，清教徒為早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奠定了經濟基礎。 加爾文教特別有利于在商業和生產競爭中成功的優勝者，反之，那些游手好閑、揮霍浪費的行為在他們眼中是不被上帝所喜悅的。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論證了經過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新教對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所起到的重大的促進作用，尤其是加爾文的宗教改革運動。在他隨后著作《中國宗教—儒家與道家》、《印度宗教—印度教與佛教》以及《伊斯蘭教》中，他試圖說明：沒有經過宗教改革的這些民族的宗教倫理精神對于這些民族的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嚴重的阻礙作用。 馬克斯·韋伯指出：“即使在德國，加爾文教的影響也是最強的；加爾文宗比其它教派更大地促進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在一些即以苦修來世又以腰纏萬貫而著稱于世的派系中，篤信宗教的生活方式和非同尋常的經商手腕結合了起來……艱苦勞動精神，積極進取精神的覺醒往往被歸功于新教。”⑦韋伯進一步論證了新教倫理道德精神與現代資本主義精神文化之間的內在聯系。他指出：“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完全可以理解為理性主義整體發展的一部分……新教形成了一個先于純粹理性哲學發展的階段。”⑧他還論證了新教徒對職業即天職的觀念、在職業中獻身于勞動的觀念，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資本主義文化最有特征的因素之一。 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一書中有段名言：“神安排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有其當盡的本分，也為了避免任何人越過自己當盡的本分，神稱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為呼召。如此，地位低的人會在自己的崗位上毫無怨言，免得離開神所呼召他的崗位。此外，人若知道神在萬事上引領他，就會極大地減輕他一切的擔憂、勞苦和其它的重擔。如此，官員會更甘心樂意地盡自己的本分，家長會拒絕離開神對他的呼召，每一個人只要確信生活上一切的困苦、煩擾、疲勞和擔心都是神親自給他的重擔，他就會忍耐到底。”⑨在加爾文看來，即使是最卑微的日常工作，只要是為服侍神，其中就會閃耀著神的榮耀，工作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加爾文教發展迅速，在英國、荷蘭、德國、北歐諸國以及美國等都有大量的“清教徒”，造成的歷史結果是這些國家最后都發展成為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一直到19世紀末期，清教徒勤儉節約和清潔的精神仍然是美國的主流精神，直到政治上的“民主化”泛濫導致經濟上的平等訴求日趨嚴重、美左“自由派”以“人道主義”為旗幟反傳統，但即使在今天，美國社會依然是存在著濃烈的清教徒氛圍，而這也成為美國沒有被赤化在社會文化層面的主要原因。 加爾文早年學習法學，精通法律，《基督教要義》一書以“論政府”一章結束，頗有深意。 加爾文反對只強調基督徒的自由而忽視政治上、法律上的責任和義務，認為人需要國家、需要法律，他說：“設立政府，為要維持對神的崇拜，保存純正的教義，維護教會的組織，約束人的行為，使之符合社會的要求，遵守國家的法律，彼此和睦，維持治安。”⑩ 加爾文主張政教分離，即“兩個國”分離，清教徒要順服國家，國家不能壓制清教徒；他主張互相監督、互相制約的貴族共和政體，他認為：“政體分三種，君主政體，由一人掌權；貴族政體，由國中的主腦人物掌權；民主政體，或平民政治，政權屬于全體民眾。” 他指出，君主政體容易導致專制，民主政體是多數人的統治，容易導致多數人的暴政，最好的政體就是貴族共和政體。 加爾文的這一思想直接影響了后來的洛克和孟德斯鳩。 加爾文認為主張無政府主義的人，是愚昧無知的。無可否認，加爾文論民政的思想極大影響了近代西方自由憲政的發展。 四、英國宗教改革的重要意義 同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宗教改革相比較，英國的宗教改革最不徹底，很少涉及神學、教義、教規，保留的天主教殘余最多。 英國的宗教改革是1534年國王亨利八世進行的從上至下的改革，他主要關注的是教會的政治權力以及教會的財產而不是教義、教規和神學。亨利八世改革的意義主要為王權的壯大和民族國家的發展起了推動和促進作用，他確立了國家至上的原則，王權大于教權，國王至尊，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直接促使英國民族國家的迅速發展；通過宗教改革，剝奪了教會的土地和財產，這才有了后來的“圈地運動”，使得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大量涌入城鎮，刺激了英國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使得英國最早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也稱清教徒革命），1688年的“光榮革命”確立了君主立憲制，安立甘宗最先開創了宗教寬容的原則，為英國民族國家的強盛、民主政治的生長和實驗科學的發展都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和土壤，使得英國在近代發展為歐洲最強盛的資本主義國家。
現在也有許多證據證明新教對英國實驗科學的發展也有巨大的促進作用。科技革命以及現代科學的興起大致發生在17世紀的歐洲，是在宗教改革之后。而其中的加爾文宗尤其是清教徒對于此項事業可以說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據資料統計：17世紀英國皇家學會的科學家，新教徒占70%，他們認為通過認識自然，人們能夠認識上帝，發展科技是對人類有益的工作，能夠榮耀上帝、有益于人類。科學家可以在他研究的科學領域把上帝懸設起來，放在一邊，可是在道德實踐活動中，他卻不得不面對上帝。 新教的思想主張與現代科學精神也有一致性。新理性精神、觀察、實驗的方法、追求知識、追求真理以及和諧、有序的發展、最終造福人類的目的等，構成了現代科學精神最主要的內容。而新教主張：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他本身就代表了最高理性，他創造了有理性的人，他創造的自然界也是有理性、有秩序、有規律的，因而人們研究自然、探索自然從而認識上帝，這不僅不會冒犯上帝，反而會獲得上帝的喜悅。 《圣經》把人類比喻成上帝的管家、仆人，上帝把他創造的世界交給人類管理而不是讓人類破壞大自然，瘋狂掠奪、榨取自然資源來滿足人類的貪欲，上帝創造的世界是好的、善的，人類只能按照上帝的旨意盡職盡守管理好主人的產業而不能去破壞它，這顯然表達了一種人與世界和諧發展的思想，與現代科學精神不謀而合；新教也摧毀了中世紀對亞里斯多德權威的迷信以及教皇的統治，拋棄了正統經院哲學的思維方式，上帝具有完全自由意志，而人類理性是有局限性的，因此人類只能尊重事實而不是理論，這直接導致17世紀普遍的科學方法即觀察、實驗的方法。 可見，新教對17世紀興起的科學革命是有貢獻的。 新教主張人類的終極目標是獲得拯救，這與現代科學精神主張最終造福人類的目的也是一致的。 總之，路德的宗教改革、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和英國的宗教改革雖然側重點不同，各有特色，導致的歷史結果也不盡相同，但是他們共同的敵人是羅馬天主教會，宗教改革直接導致了統治歐洲達千年之久的羅馬教會的分裂，此后民族國家紛紛崛起。 路德使人獲得精神上的真正自由，在政治、經濟相對落后的土壤上卻結出豐碩的自由精神之果；加爾文的“天職觀”、勤勞節儉清潔的新教倫理成了資本主義的精神，自由主義政治成了資本主義憲政的基本內容；英國的宗教改革對英國民族國家的崛起、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的發展以及對近代自然科學、實驗科學的興起，都起了直接的促進作用，隨著宗教戰爭結束而來的宗教寬容，極大地促進了科學理性和自由政治的發展，完成了西方文化從中世紀向近代的轉型。 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碩果累累，宗教信仰與政治、經濟相剝離，宗教信仰越來越成為了個人的事情，宗教精神慢慢衰落了，世界變得越來越世俗化，這的確是宗教改革家們所始料未及的。 【注釋】 ①趙林：《在天國與塵世之間》，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年，第52頁。 ②趙林：《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演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6頁。 ③［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454～455頁。 ④⑤［英］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年，第15頁，第16頁。 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頁。 ⑦⑧［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等譯，北京：三聯書店，第29～30頁，第56頁。 ⑨⑩［法］加爾文：《基督教要義》（下冊），徐慶譽、謝秉德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第718～719頁，第772頁，第77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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