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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字典》對“漢字”一詞的解釋是“記錄漢語的文字。現用漢字是從甲骨文、金文、篆文、隸書演變而來……”這段話不僅不足以說明“漢字”的起源,而且有邏輯錯誤。甲骨文、金文、篆文和隸書均是上古時期的漢字,“漢字”從“漢字”演化而來,顯然說不通。另外,甲骨文、金文也是篆文,三者不可并列。從書法的角度看,甲骨文和金文是篆文中的大篆,篆文除了甲骨文和金文外,還包括秦統一中國后使用的秦篆,又稱小篆。那么“漢字”是怎樣起源的呢？ 文字并非與人類相伴而生，“漢字”一樣是漢民族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產生的。沒有文字記載前的諸多事件的發生,只能靠人們口口相傳,也就是傳說。比如人類的起源,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傳說,關于漢字,我們祖先傳說是:倉頡造字。《世本·作篇》稱：“史皇作圖,倉頡作書。”《呂化春秋·君宋》述：“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倉頡何許人也？司馬遷和班固根據傳說,認定他是黃帝之史官。黃帝是夏代之前的民族首領,與炎帝一起為漢民族祖先,史官乃職掌文書典籍之官吏。倉頡所以能造出文字,是因“倉頡四目”,《路史禪通記》描述他“龍顏侈哆,四目靈光”；《春秋六命芭》稱其“仰視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魚文鳥羽、山川指掌……”由此,東漢大文字家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也就是說,鳥獸足跡形狀別異,代表著天地人一切客觀事物均有其獨立的屬性與形狀,依照自然物理彼此別異,倉頡由此取象造字。以上傳說,如果可信,漢字是在公元前六千年左右,黃帝史官倉頡受鳥獸足跡啟發而發明出來的,與燧人氏鉆木取火,有巢氏構木為巢一樣,為我們先祖認可。只是傳說未必可信。 現代人也許更多地相信考古。現代史以來,有關史前文化遺跡的發掘十分豐富,流域之廣闊,內涵之豐富,令史學家興奮不已。從仰韶文化到大汶口文化,再到龍山文化,均可尋找到文字線索。西安半坡出土的陶缽口沿上,一器一個符號,重復使用且有規律。特別是安徽蚌埠雙墩遺址出土的陶器刻畫符號,其中有幾個與上古文字極其形似,有學者認為這些符號已經有了文字的素質。山東鄒平丁公龍山文化遺址出土一枚陶片,很有順序地排列著刻畫出來的十一個字,當然這十一字至今不能辨析其表達的意思。最值得一提的是:從山東大汶口文化晚期發現的形象性陶器刻畫符號,這些符號大體固定在同一位置上,并且重復使用,從符號特征來看,它們頗像簡略的圖畫,與象形文字的形體排序相似,考古界多數認為這就是“我國最早象形文字”。大汶口文化是我國原始社會父系氏族晚期,與傳說中的黃帝、炎帝時期大致處于同一階段,同時,傳說中的炎黃部落也在這一區域生活和戰爭,如果可信,“漢字”也是這一時期從刻畫符號開始,日漸演化發展而來。 當然,學界普遍認為“漢字”是商代人創造的。《尚書·多士》載周公話云,“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惟,當然是僅有,典冊即書冊的文字形式。周公與古不遠,他說的話或許可信。那么文字為什么會在商代人那里創造出來呢?商代文化的原始宗教十分發達,彌漫于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商代人迷信,凡事必問諸鬼神,在頻繁不斷的祭祀儀式中,逐漸產生了與鬼神有效溝通的意愿,溝通的介質就選擇了具有靈異感應的龜甲獸骨,而溝通交流的過程和結果便形成諸多符號,這些符號刻畫過程,漸漸地有了規律性,而且不斷擴大約定俗成的人群,進而成為記錄思想和口語的工具。可見文字伊始只是原始宗教儀式中一種特殊的符號,并由權力掌握的上層社會進行占卜祭祀。到了殷墟甲骨文,“漢字”基本形成。現在發現的甲骨文單字有4000多個,已被學界一致認讀的已經有1000多個。1000多個漢字日常運用,標志著漢字的成熟。那么這些甲骨文與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刻畫的符號有否關聯呢?根據傳說、考古和史料記載,商代的先人和夏代的先人一樣均由炎黃氏族演化而來,且商代人與夏代人并行推進。商代人又特別接近大汶口、龍山文化時期的東夷文化,商代人早期自北向南遷徙,很長時期,很大范圍處于龍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特定時期和區域。或許這一過程中就有許多“倉頡”,這些“倉頡”開始在陶器上刻畫,后來又在龜甲獸骨上刻畫。《孝經援神契》即稱“倉頡視龜而作書”,雖然附會,亦可以說是推理。《中國文物報》曾經報道山東岳臺縣史家村遺址中發現刻有符號和文字的卜骨和卜甲。史家村遺址所處年代在夏商之際,比殷墟甲骨文又提前了三百多年。 援以上之說,“漢字”起源或可統而論之:大約公元前五千年左右,“漢字”從刻畫符號,借助陶器、龜甲和獸骨逐步抽象演化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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