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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不談《傅雷家書》,只說傅雷

     讀書甚佳 2016-08-25
    拾遺物語
    愛好文學的人,多讀過傅雷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
    喜歡美術的人,多讀過傅雷的《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
    研究音樂的人,多讀過傅雷寫的《獨一無二的莫扎特》。
    琢磨教育的人,多讀過傅雷寫的《傅雷家書》。
    “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這句話,既是傅雷的墓志銘,也是他一生的縮影。
    今年,是著名翻譯家、學者傅雷逝世50周年。謹以此文,致敬傅雷。
    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1
     
    唐代詩人崔顥寫過一首《黃鶴樓》: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此詩境界開闊、自然宏麗,被譽為唐人七律第一。
    數年后,詩仙李白游歷至此。
    據說興之所至,也欲賦詩一首。
    但讀罷崔顥之詩后,李白擱筆而去: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傅雷(1930年)
    1300年后,一群翻譯家,
    讀罷傅雷譯作《約翰·克利斯朵夫》后,
    發出了和李白一樣的慨嘆:
    “再也沒人能譯出這樣的文章了。”
    《約翰·克利斯朵夫》開篇第一句,
    許聰這樣翻譯:江流滾滾,震動了房屋后墻。
    韓滬麟這樣翻譯:屋后江河咆哮,向上涌動。
    而傅雷這樣翻譯:江聲浩蕩,自屋后升起。
    哪種譯文更有格局氣魄,不言自明。
    傅雷這翻譯,簡直可以把紙釘在墻上。

    傅雷一生,翻譯過33本名著。
    他的譯本,除了人名有點洋味外,
    文章本身幾乎看不出翻譯痕跡。
    “既展現了原作之神,又展現了中文之美。”
    傅雷有本《國語大辭典》,譯到外文成語或俗話時,
    他一定會在辭典中尋找妥帖的成語俗話來匹配。
    他還給自己訂了規矩:每日進度不超過千字。
    “這樣的一千字,不說字字珠璣,至少每個字都站得住。”
    譯完之后,他還要逐字逐句細細爬梳。
    “一句話翻得不好,十年都會耿耿于懷。”
    以至于法國人說:“再也沒人能把我們的名著翻譯得如此傳神。”
    因為這么“頂真”,傅雷成了一代翻譯巨匠。
    也因為這么“頂真”,傅雷58歲就自殺而亡。

    2
     
    1908年4月7日,傅雷誕生了。
    這一年,正趕上末代皇帝溥儀登基。
    這是巧合,也像宿命。
    傅雷4歲那年,父親為鄉紳陷害入獄,
    含冤未得昭雪,抑郁而死。
    其母為營救丈夫而四處奔走。
    以致無暇照料孩子,四死其三,
    只有傅雷一人僥幸生存下來。
    巨大的悲痛從心理上摧毀了母親,
    致使她對傅雷存著一種病態期望:
    “希望他出人頭地,為父親沉冤昭雪。”
    她從此以一種極端方式督促傅雷學習。

    小時候,傅雷有次逃學。
    那天晚上,傅雷已經睡沉了。
    母親在亡夫靈前哭了一陣后,
    用包袱皮將傅雷纏捆起來拖出門外,
    她想把這個不爭氣的兒子扔進池塘。
    傅雷大喊,引來鄰居,才得以獲救。
    自那以后,傅雷再不敢逃學。
    有一次,傅雷在家念書時睡著了。
    忽然,他從燒灼的疼痛中驚醒,
    低頭一看,母親竟拿著蠟燭,
    讓流下的蠟淚淌在自己肚子上。
    “我的童年只見愁容,不聞笑聲。”
    在這種殘酷方式下磨煉出來的傅雷,
    養成了為人做事極端剛烈認真的性格。

    傅雷和妻子朱梅馥
    傅雷的剛烈認真在親朋圈無人不曉。
    從巴黎留學歸來后,傅雷常與友人打橋牌,
    原本純屬娛樂,傅雷卻極其認真。
    絕不以“技巧”欺瞞別人,
    以致他的牌別人都猜得一清二楚,
    結果往往就是十有九輸。
    傅雷為此大發雷霆,認為自己愚蠢。
    但他又拒絕使用所謂的“技巧”,
    最后弄得牌局常常不歡而散。
    別人知他脾氣,總不愿同他搭檔,
    傅雷只好和妻子朱梅馥搭檔。
    但幾輪下來,傅雷就會氣得“牌扔一地”。
    朱梅馥只好陪著笑臉給朋友道歉。
    久而久之,大家都不和他打牌了。

    “他這個人做事,極其頂真。”
    鋼琴家傅聰如此評說父親傅雷。
    家里熱水瓶把手必須一律朝右擺放,
    倒光了水的空瓶必須放置排尾,
    灌開水時,也必須從排尾灌起;
    日歷每天由保姆撕去一頁,不許別人撕。
    偶爾夫人撕了一張,傅雷就用糨糊粘好:
    “等會保姆再來撕一張,日期就不對了。”
    這種認真,到了令人難以接受的程度。
    他規定幾點工作、幾點休息、幾點吃飯,
    “都是準時的,不能更改的。”
    在他工作時,誰也不能去驚動他。
    與人交談也有時間限制,到點便請人家回去。
    對自己如此難近常情的“頂真”,
    傅雷還有絕妙詮釋:“一個藝術家若能很科學地處理日常生活,他對他人的貢獻一定很大。”
    大倒未見得,得罪了不少人才是真。

    1920年代末,傅雷留學法國結識劉海粟
    3
     
    1931,劉海粟與傅雷留學歸來。
    劉海粟擔任上海美專校長后,
    立即邀請傅雷擔任校辦公室主任。
    一位北平畫家受劉之邀來校任教,
    為樹立威信,將自己的畫掛在長廊上。
    傅雷見了,一瞪眼:“這些畫不行,收掉!”
    劉海粟趕緊將畫家介紹給傅雷認識,
    好個傅雷,一言未發就走開了。
    事后,劉海粟說傅雷:你怎么這樣狂?
    傅雷一臉不屑:“此公沒本領,只會抄書。”

    傅家二子與劉海粟女兒英倫
    同傅雷和劉海粟一起回國的還有張弦,
    張弦回來后擔任上海美專西畫科主任。
    張弦專心藝術,而劉海粟則忙于交際。
    學者榮宏君撰文談過一次見聞:
    “劉一次周日叫張弦到家吃飯,
    卻安排他臨摹一幅畫,自己卻打麻將去了,
    中午回來,在張作品上署了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又讓張弦臨了一幅,又署了自己名字。”
    張弦工作繁忙,還得為劉海粟代筆。
    傅雷看不慣,常為張弦打抱不平。
    1933年,借母喪之機,傅雷提出辭職。
    后來傅雷在《傅雷自述》中說:
    “劉海粟待我個人極好,但待別人刻薄,辦學純是商店作風,我非常看不慣,故母親一死即辭職。”

    傅雷與畫家劉抗
    1936年8月,傅雷收到劉抗來信,
    得知張弦積勞成疾,不治而去。
    傅雷立即致信劉海粟:
    “把死訊在報上登一登,讓其桃李得悉;
    籌備遺作展覽會,設法替他賣掉些作品,
    所得款作為他遺孤的教育費……”
    信去后,石沉大海,傅雷火了。
    隨后,他在張弦老同學籌辦展會上,
    拍案大罵:“永不和劉海粟來往。”
    1939年2月,滕固擔任國立藝專校長,
    “時北京與杭州二校合并,遷在昆明。”
    兩派爭斗不休,很多學生都是沖著學校免費而來。
    滕固傾慕傅雷之才,邀其擔任教務主任。
    傅雷到后向他建議,若要辦好學校:
    “一測試學生,二甄別教師,不合格者一律淘汰。”
    但因種種原因,滕固沒有接受。
    作家施蟄存回憶,在雕塑家江小鶼新居,
    “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了上海。”
    這就是剛直頂真的傅雷。

    “過分的認真,在他性格里構成一種強烈色彩。
    因此帶來的就是執拗,大家覺得他太桀驁不馴了。”
    至交柯靈這樣評述傅雷的狷介。
    傅雷也承認自己“過于嚴苛”:
    “提到學術、藝術,我只認識真理,
    心目中從來沒有朋友或家人親屬的地位。”
    這一點,朋友楊絳十分明了。
    一次楊絳譯了篇散文,傅雷稱贊了幾句,
    楊絳以為這是客套話,照例一番謙辭,
    傅雷強忍了一會,最后還是沉臉發作了:
    “楊絳,你知道嗎?我的稱贊是不容易的。”
    楊絳還在懷念傅雷的文章中講過一事:
    1954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
    討論翻譯問題,傅雷提了份書面意見。
    他信手拈來,舉出許多謬誤的例句。
    但他似乎忘了,這些例句都是有主人的。
    因此觸怒了許多人,都大罵傅雷狂傲。
    一位老翻譯家,被氣得當場大哭。

    “平心說,把西方文字譯成中文,
    是極繁瑣的工作,譯得盡管認真仔細,
    也不免掛一漏萬,譯文里的謬誤,
    好比貓狗身上的跳蚤,很難捉拿凈盡。”
    事后,錢鐘書寫信“責備”傅雷,
    說假如你打頭先挑自己的錯作引子,
    或挑自己幾個錯作陪,人家也許會心悅誠服。
    當時,傅雷經常和錢鐘書書信往來。
    讀罷錢鐘書之信,傅雷生氣了。
    楊絳回憶說:“氣呼呼地對我們沉默了一段時間。”
    過了一段時間后,傅雷閉門思過,
    越想越覺得自己這事是做得欠妥當,
    于是又給錢鐘書去信,“承認錯誤”。
    傅雷就是這樣可愛:認事不認人。
    即便與劉海粟絕交,但涉及他之事依然公允。
    1957年在院系調整座談會上,
    他因支持劉海粟反對華東藝專遷往西安,而被牽連打成右派。
    數年后摘掉帽子時,面對歉疚的劉海粟,
    傅雷卻放聲大笑,以一句“算了”相應。
    這便是率真剛直的傅雷!

    4
     
    從國立藝專辭職后,傅雷回到上海。
    那時的上海,已被日本軍隊占領。
    抗戰期間,傅雷給自己定下規矩:
    “東不至黃浦江,北不至白渡橋。”
    這是為了避免向日本憲兵點頭行禮。
    從此,傅雷便閉門不出,埋首于翻譯。
    新中國成立后,吳晗請錢鐘書當說客,
    邀請傅雷到清華大學教法語,
    但傅雷拒絕了,他只想干他的翻譯工作。
    傅雷內兄朱人秀說過這樣一段話:
    “傅雷性格剛直,看不入眼的事,就要講;
    看不慣的人,就合不來。
    他選擇閉門譯書為職業,恐怕就是這個原因。”
    好友楊絳也說:“傅雷滿頭棱角,脾氣急躁,
    動不動會觸犯人,止不住要沖撞人,
    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園轉周旋,
    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書齋。”
    但正因如此,中國才有了一位偉大的翻譯家。

    在家閉門不出的傅雷,
    一邊專注于翻譯,一邊專注于教育孩子。
    對兩個兒子的教育,傅雷苛嚴之極。
    規定孩子應該怎樣說話,怎樣行動,
    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
    比方每天吃飯,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
    手肘靠在桌邊的姿勢,是否妨礙了同席人,
    飯菜咀嚼,是否發出喪失禮貌的咀嚼聲。
    站著跟長輩說話時,要身體站直兩手下垂,
    說話時決不能將手抄在衣服的口袋里。
    有一次,傅聰一事做得不對,
    傅雷掄起蚊香盤就猛地砸了過去。
    擊中傅聰的鼻梁,頓時血流如注。
    傅聰鼻梁上,從此留下一道疤痕。
    兩孩子在父親面前,總是小心翼翼。
    只有當父親出門后,才敢大聲笑鬧。

    朱梅馥與傅聰
    “我是你的舵工,責任最大。”
    傅雷曾對兒子傅聰這樣說。
    如此嚴苛,是希望子有所成就。
    傅雷本想讓兒子學畫,但傅聰沒興趣。
    “傅聰3歲至4歲之間,站在小凳上,
    頭剛好伸到和我的書桌一樣高的時候,
    只要收音機或唱機上放送西洋樂曲,
    他就安安靜靜地聽著,久了也不會吵鬧。”
    傅雷兩口子就賣掉首飾,買回一家鋼琴。
    “他7歲半,讓他開始學鋼琴的。”
    練琴枯燥,傅聰時不時就會偷懶,
    比如,一邊彈奏一邊偷看《水滸》。
    因此而屢遭傅雷修理:“爸爸打得我真痛啊。”
    1955年,傅聰參加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
    奪得了唯一的“瑪祖卡”最佳獎。
    一舉震驚世界樂壇,被譽為“鋼琴詩人”。

    傅聰練琴
    這次比賽后,傅聰留學波蘭。
    臨行前,傅雷給他的叮囑是:
    “第一做人,第二做藝術家,第三做音樂家,最后才是鋼琴家。”
    從此,父子倆開始了漫長的書信交流。
    與兒子的通信,是從“認錯”開始的。
    “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遠對不起你,我永遠補贖不了這種罪過……”
    “跟著你痛苦的童年一齊過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藝術的壯年……”
    隨后,傅雷便在信中教導傅聰為人做事。
    “人一輩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極高的修養,方能廓然無累,真正的解脫……”
    “凡是一天到晚鬧技巧的,就是藝術工匠而不是藝術家。一個人跳不出這一關,一輩子也休想夢見藝術……”

    1958年,傅雷劃為右派。
    政府接二連三催促傅聰回國,
    傅聰知道一回就必然難有寧日,
    一番思索后,從波蘭逃去了英國。
    從此,父子倆再未謀面。
    1978年,傅雷夫婦自殺12年后,
    傅聰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
    鄧小平在傅聰的信上批示:“傅回國探親或回國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辦理。”
    80年代初,傅聰才得以回國,
    并在中央音樂學院做了兼職教授。
    傅聰把父親教導自己的信整理出版,
    這便是后來風行中國的《傅雷家書》。
    金庸這樣評價《傅雷家書》:“是一位中國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個真正的中國君子。”
    一語道破傅雷教育兒子的基本精神。
    那天晚上,傅聰拿到《傅雷家書》后,
    無法入睡,他不酗酒,可那晚,他喝了整整一瓶。

    傅雷家書手稿
    5
     
    1957年,風云突變。
    傅雷被指為親美反蘇急先鋒、“中間路線”代言人。
    一位領導來滬后,示意上海右派太少。
    為填充名額,傅雷被加進了這個名單。
    上海作協黨組書記周而復想保傅雷“過關”,
    暗示傅雷,檢討不妨將調子定高點。
    但傅雷卻回答得斬釘截鐵:
    “沒有廉價的檢討。”
    見傅雷不肯低頭,周又讓其好友柯靈前去說服。
    但傅雷的回答依然斬釘截鐵:
    “人格比任何東西都可貴!”
    “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
    1958年,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傅雷家書手稿
    當時,在全國文化界,
    只有傅雷和巴金不拿國家工資,而靠稿費生活。
    但被劃為右派后,傅雷不能出書了。
    但傅雷的翻譯實在是太牛了,
    人民文學出版社不舍,只有去請示中央宣傳部。
    回復是:可以讓傅雷繼續譯書,但必須改名。
    出版社總編室主任鄭效洵,便去函跟傅雷商量。
    傅雷一口拒絕:“譯著署個什么名字,本來無所謂。可是,因為我成了右派,要我改名,我不干!”
    出版社沒轍,只好內部商定,
    一面請傅雷譯書,支付稿酬。
    一面把譯稿壓下,待他“摘帽”后出版。

    傅雷譯稿
    1961年9月,傅雷“被摘帽”。
    有關部門告訴他這個喜訊,
    讓他有個承認錯誤的表態,
    一向頂真的傅雷竟不予理睬:
    “摘帽子是你們的事,和我沒關系。”
    次子傅敏介紹當時的情狀:
    “有些事,他(傅雷)非常講邏輯,
    不光是骨氣,是講邏輯。
    因為如果去摘帽,就承認戴帽是對的,
    這是個原則問題,所以他說和我沒關系。”
    傅雷就這么執拗得可愛。
    至此之后,傅雷更加閉門不出,
    除了翻譯,他開始研習書法、收藏字畫。
    并愛上了養花,在后院花園,
    他竟然培育出了50多種月季。

    傅雷寫給黃賓虹的信,書法功底可見一斑
    6
     
    不問世事,只求偏安一隅的傅雷,
    終究還是無法安然置身于事外。
    1966年,“文革”來襲。
    8月30日,一群紅衛兵沖進傅家。
    一番搜索后,在傅家閣樓找到一箱子。
    箱子里有一面嵌有蔣介石頭像的小鏡子,
    還有一頁登有宋美齡相片的褪色畫報。
    這便成了傅雷夫婦“反革命”的罪證。
    傅雷說:“這箱子是姑媽多年前托我保管的。別人寄存的東西,我家從來不動。”
    但紅衛兵們哪會容你辯解。
    傅雷夫婦被拖跪在地上,然后就是4天3夜的連續批斗。
    1966年9月3日上午,保姆周秀娣發現,
    每天都會準時起床的傅雷,今天竟沒起。
    等了一陣后,周秀娣去敲門,無人應。
    她推開門,發現傅雷夫婦已自縊而亡。

    身后鋼窗就是傅雷夫婦自盡之處
    9月2日白天,朱梅馥對菊娣說:
    “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沒有替換的衣服,麻煩你到老周(熙良)家給我借身干凈的來。”
    她是希望自己死得干凈體面一點。
    那天晚上,她還囑咐菊娣:“明天小菜少買一點。”
    那天晚上,傅雷留下了最后一封家書。
    這封信是寫給朱梅馥哥哥朱人秀的。
    “因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為我們別無至親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場關系不便接受,則請向上級或法院請示后再行處理。”

    傅雷遺書
    委托數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現款)。
    二、武康大樓(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奧米茄自動男手表一只,請交還。
    三、故老母余剩遺款,由人秀處理。
    四、舊掛表(鋼)一只,舊小女表一只,贈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單一紙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愿她無故受累。
    六、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存單一紙六百元,請交還。
    七、姑母傅儀寄存之聯義山莊墓地收據一紙,此次經過紅衛兵搜查后遍覓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紅衛兵取去沒收,只能以存單三紙(共370元)又小額儲蓄三張,作為賠償。
    九、三姐朱純寄存我們家之飾物,亦被一并充公,請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貳只(三樓)暫時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將來待公家啟封后由你代領。尚有家具數件,問周菊娣便知。
    十、舊自用奧米茄自動男手表一只,又舊男手表一只,本擬給敏兒與兒媳,但恐妨礙他們的政治立場,故請人秀自由處理。
    十一、現鈔53.30元,作為我們火葬費。
    十二、樓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陳叔陶按單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處理。圖書字畫聽候公家決定。
    使你為我們受累,實在不安,但也別無他人可托,諒之諒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傅雷遺書
    在即將了斷自己生命的前夕,
    竟然還能如此地沉著冷靜,
    一筆一畫,事無巨細,為他人而想,
    即使這個社會虧欠了他們,他們也不愿虧欠任何人。
    人心之溫厚,莫過于此了吧!
    那晚,夫婦倆將天藍色土布床單撕成長條,
    然后搓成絞索,掛到落地窗鋼架上。
    臨行前,他倆還在地板上鋪了一床棉被,
    惟恐木凳倒地會影響樓下保姆的睡眠。
    所謂優雅,有時不過是一床棉被的厚度。
    真人的自毀,好象揉碎了花朵,震撼的同時,還能嗅到色香。

    7
     
    9月4日,在北京的傅敏收到父母死訊電報,
    他只是發愣捏著信,竟然沒哭:
    “我發現人很奇怪。悲到極點時,欲哭無淚,欲喊無聲。”

    傅聰知道父母死訊后,與弟弟反應近似,

    他似乎早已預料到了這個結局:

    “我父親一開始就是烈士的典型,這就是他的命運。”
    那晚,演奏時,他對觀眾說:
    “今晚我演奏的節目,都是我父母所喜愛的。”
    80年代中期,傅聰回京表演。
    有晚沒演出,他坐在賓館看電視。
    他看到戲里,一個孩子在四處尋找爸爸。
    突然悲從中來,嚎啕大哭。

    事后,很多人問傅雷為何會自殺。
    傅敏說了一段話:
    “傅雷是一個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
    他不能違背自己的心靈,
    同樣不能違反自己的邏輯,
    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
    更不能讓自己的靈魂被否定,
    所以他選擇了死。”
    1935年12月9日,為反抗日寇侵華,
    蔣南翔執筆撰寫了《告全國民眾書》:
    “華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文革”十年,也是如此吧!
    一心只求偏安一隅的傅雷,
    竟也尋不到“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在那個年代里,
    一向以民主著稱的作家舒蕪開始“懺悔”,
    哲學大師馮友蘭也不得不選擇“投機”,
    周作人這位五四闖將也寫下了肉麻吹捧的日記,
    就連敢與領袖拍桌子的梁漱溟也選擇了委曲求全。
    但是,傅雷做不到。
    他性格之剛直,容不得說違心話。
    如同作家狄馬所說:“傅雷是他自己精神世界的王。”
    后來,錢鐘書先生這樣評價: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兩個人很重要,一個是“不寬恕”的魯迅先生,一個就是“大愛”的傅雷先生。
    這個大愛,就是愛真實、愛真理。
    傅雷死后,他翻譯上“一生的對手”施蟄存說:
    “只愿他的剛勁,永遠彌漫于知識分子中間。”

    1955年1月26日,
    傅雷在家書中告訴傅聰:
    “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2013年10月27日,
    傅聰傅敏將父母骨灰取出合葬,
    也在墓碑之上刻下了這句話:
    “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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