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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66年，司馬炎逼魏元帝曹奐禪讓，定國號晉，魏晉易代。司馬孚作為司馬炎的叔祖，告別曹奐時淚流滿面地說：“ 臣到死的那天，也是純粹的大魏之臣”。這位司馬家族的長老已不是第一次令掌權者極為難堪。  司馬炎（236-290年） 早在司馬師執(zhí)政時，魏帝曹芳被廢離宮，司馬孚就旁若無人地放聲痛哭。魏帝曹髦被司馬昭手下殺掉時，朝廷百官都不敢去，司馬孚卻“枕帝尸于股，號哭盡哀”。司馬孚為何屢次做出有損家族顏面、不符合家族（皇族）利益的舉動？ 司馬孚是司馬懿之弟，生于180年，以當時罕見的九十二歲高齡卒于272年，一生橫跨漢末、曹魏和晉初三個歷史時期。司馬孚不僅參與了司馬氏從地方儒學家族到曹魏權臣家族，進而成為新朝代領導者的完整歷程，也見證了士大夫的代表性行為風范從砥礪名節(jié)、舍生取義向隱逸談玄、放縱不羈的轉變。  司馬家族譜系（部分） 東漢中后期，士人揚清激濁、舍命不渝 西漢和東漢都存續(xù)兩百年左右，但東漢進入中期之后就長期衰落，宦官和外戚輪流掌控朝廷，政治黑暗腐敗。士大夫群體一方面大起清議，揚清激濁，以明邪正之道，一方面奮其智力，打擊宦官和外戚，以挽救危局，東漢政權才得以勉強支撐，近百年傾而未顛，決而未潰。 在司馬懿之父司馬防時期（149-219年），司馬家族已被視為儒學家族。司馬防為人方直公正、近乎古板，對八個兒子的要求極為嚴格，“諸子雖冠成人 , 不命曰進不敢進 , 不命曰坐不敢坐 , 不指有所問不敢言”。 司馬孚出生之時，是第二次黨錮之禍后期。168年，太傅陳蕃與大將軍竇武欲誅滅宦官，事泄，宦官先發(fā)制人，兩人皆被殺。宦官集團趁機誣陷黨人，以皇帝名義大興牢獄、緝拿士人，黨錮之禍再起。七、八百名黨人遭殺害、流徙和禁錮，黨人的父子 兄弟、門生故吏甚至五服以內的親屬，皆被罷免官職，禁錮終身，其中代表者是李膺、杜密和范滂等人。  李膺（110-169年） 李膺，是黨人“八俊”之首，為人剛正不阿，而且“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擔任司隸校尉期間，李膺嚴厲懲處閹宦子弟黨羽，宦官對他又懼又恨。第一次黨錮之禍時，李膺被捕入獄，后來免官還鄉(xiāng)，士大夫都認為他道德高尚，足以為天下楷模。 李膺也沒有辜負天下士人。第二次黨錮之禍爆發(fā)，他本有機會逃脫抓捕，卻慨然投獄自首，被拷打致死。汝南名士范滂也是主動投獄，同樣視死如歸：“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 杜密是李膺的潁川同鄉(xiāng)，與李膺齊名，也名列“八俊”。第一次黨錮之禍與李膺同時入獄，同樣免官還鄉(xiāng)。第二次黨錮案，杜密又與李膺一起入獄，不愿再受拷打折磨，憤然自殺。東漢士大夫群體舍生取義的高蹈風范，今人為之擊節(jié)。  范滂（137-169年） 漢靈帝年間，據(jù)估計有較高文化程度的人只有4萬左右，除洛陽的3萬太學生外，還有1萬人。兩次黨錮之禍直接迫害千余人，再加上株連的五族親屬和門生故吏，東漢士人精英幾乎被收拾殆盡。 經(jīng)此打擊，不少士人對漢室心灰意冷，甚至有黨人企圖廢掉當時的漢靈帝，但多數(shù)士人仍有較深的忠漢情節(jié)，并沒有放棄漢室。這也是為何董卓之亂時，很多士人和官僚都積極參與謀殺董卓，而作為地方官員的士大夫也與武人軍閥結盟討伐董卓。 雖生逢亂世，但在家傳儒學熏陶之下，司馬防長子司馬朗十二歲便通過經(jīng)學考試而成為“童子郎”；司馬懿也“博學洽聞，服膺儒教”；司馬孚更像顏回再生，“簞食瓢飲、披閱不倦”。這三人都在少年時代完成儒家文化啟蒙，士大夫秉持君臣大義、依仁蹈義之時代風范應該在他們成長過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跡。 漢獻帝時期，士人明哲保身、趨利避害 董卓之亂后，東漢進入軍閥割據(jù)混戰(zhàn)時代，漢獻帝被曹操玩弄于鼓掌之中，漢室名存實亡，士人群體對東漢皇權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顯著轉變。 公元196年，曹操迎接漢獻帝建都于許縣。起初，曹操打著興復漢室的旗號征辟天下名士、沽名釣譽，比如名重天下的孔融和世家大族弘農(nóng)楊氏的楊彪都于建安年間（196-220年）在朝廷做官。袁術、袁紹等軍閥有篡逆之舉或野心時，都遭到手下名士幕僚的譴責反對。  孔融（153-208年） 曹操統(tǒng)一北方、實力大增之后，不臣之心也逐漸暴露，士大夫被逼做出選擇。孔融早就做出判斷，曹操“終圖漢室”。他上表反對“封建諸侯”，實際上就是針對曹操。孔融是士大夫階層里鮮明擁護漢室、反對曹操篡逆的代表，208年被曹操殺掉。 荀彧是另一個支持漢室皇權的士人代表。荀彧試圖借曹操之力匡振漢室，雖然他是曹操的首席幕僚，但官職卻是東漢朝廷的尚書令。212年，董昭建議曹操進爵國公、加九錫，曹氏篡位企圖公開化。在漢室忠臣和曹操謀士之間，荀彧堅定地選擇了前者，明確反對。同年荀彧被逼服毒自盡，這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士大夫對漢室態(tài)度的轉折點。 東漢朝廷完全在曹操掌控之下，功勞最大的荀彧被逼死，中原士大夫基本不再存有幻想。荀彧死后僅一年，身為名士同時也是曹操謀臣的荀攸、陳群、王朗、華歆、鐘繇、司馬懿等紛紛上勸進表，其中荀攸、陳群、鐘繇都出自詩禮傳家的潁川儒學名族。這些名士本應為士人群體的良心所系、道義表率，但他們背棄了儒家的君臣大義理念，在強權脅迫之下明哲保身、趨利避害。黨錮之禍時士人以身殉道的氣節(jié)似乎早已煙消云散。  陳群（？-237年） 司馬朗在196年就為曹操效力，司馬懿卻兩次拒絕曹操辟召，他此時仍受儒家忠義觀念影響，同情漢室，當然不欲屈節(jié)宦官之后的曹操。后來曹操威脅將其下獄，司馬懿被迫出仕。不過，曹操對司馬懿極具戒心，甚至打算殺掉他。幸虧司馬懿早就結好曹丕，曹丕力保，司馬懿也勤奮工作，才免于一死。由于這段可怕的經(jīng)歷，以及目睹曹操手下幕僚謀士的生死浮沉，司馬懿的性格和政治理念都發(fā)生了重大改變。 司馬孚在建安年間先是曹植府內僚佐，后來輔佐成為太子的曹丕。曹操病逝、曹魏權力真空之時，司馬孚力勸曹丕節(jié)哀，并積極準備喪事，擁護曹丕繼位。在司馬孚看來，他的君父大節(jié)是基于曹魏皇權的。  司馬懿（179-251年） 曹操當上魏公、魏王（216年）之后，改朝易代已箭在弦上，卻先后發(fā)生兩次旨在推翻他的暴動。一次在東漢國都許縣，一次在魏王都城鄴城。發(fā)起參與和涉及這兩次暴亂的，既有西漢、東漢名臣之后、獻帝朝廷官員，也有曹操大臣的后代、現(xiàn)任僚屬、甚至曹操家鄉(xiāng)譙沛的青年名士。很可能是兩次叛亂嚴重擾亂了曹操的篡位計劃，所以他最終只做了“周文王”。 漢祚將移之際，兩次暴動是東漢士大夫最后的反抗和掙扎，也是士人舍生取義精神的一次回光返照。 司馬氏血腥殺戮，士人隱逸談玄、放縱不羈 217年，司馬朗死于疫病。漢魏禪代后，司馬懿官職一路高升，戰(zhàn)功卓著，政治威望無人能及。249年司馬懿發(fā)動高平陵政變，廢掉曹氏宗族曹爽，獨掌軍政大權。司馬懿以儒家的“禮法”和“名教”裝點門面，內里則是冷酷實用的刑名法術，崇尚武力和權術，為勝利不擇手段。 司馬懿和接替他掌權的兩個兒子司馬師和司馬昭，都用極冷血的殺戮手段，對付政治異己勢力、甚至是稍有敵對嫌疑和私人恩怨者。很多名士慘遭滅族，比如曹爽一派的何晏、夏侯玄、李豐、鄧飏、畢軌、丁謐、李勝、桓范等皆被夷滅三族，嵇康、呂安等名士也死于司馬氏之手。司馬氏對士大夫群體屠戮之猛烈，漢末宦官集團和曹操都頗有不及。  司馬師（208-255年） 對儒家最注重的綱常——君臣大義，司馬氏棄之如敝屣，恣意廢立、弒逆曹魏皇帝，如本文開頭所述。 歷經(jīng)黨錮之禍、董卓之亂和軍閥混戰(zhàn)的士大夫，動輒死于非命，到建安晚期漢室名存實亡，大族名士都不得不明哲保身、趨炎附勢。司馬氏掌權后，血雨腥風的政治環(huán)境下，士人和朝廷官僚惶惶不可終日。除了極少數(shù)特立獨行之士，大多數(shù)士人不敢挑戰(zhàn)司馬氏的高壓統(tǒng)治和篡逆之舉。忠君報國、舍生取義等儒家信仰被空前質疑，士大夫參與政治的熱情消退，很多人熱衷于從老莊哲學中汲取思想養(yǎng)料和精神慰藉，魏晉玄學大行其道。 政治黑暗恐怖和儒家價值觀遭遇危機引起的焦慮、憂郁和苦悶，相當多士人隱逸、談玄、服藥、縱酒，以放誕不羈之舉來緩解和發(fā)泄，其中最著名者是“竹林七賢”的嵇康和阮籍。然而在食藥、嗜酒、求仙的表象之下，嵇康和阮籍都堅信儒家政治理想（不是說他們的哲學觀點也是儒家的），只不過前者鮮明，后者隱晦。  竹林七賢 對待司馬氏篡魏的態(tài)度上，嵇康因與皇族聯(lián)姻，完全站在曹魏一邊。他尖銳激烈地抨擊諷刺司馬氏不忠、偽善和無恥，同時又表明絕不出仕的態(tài)度，為司馬昭所深恨，被借故殺掉。 阮籍的政治立場比較隱忍。阮籍是“建安七子”阮瑀之子，高才遠識，聲名遠播，司馬昭極力拉攏。阮籍在司馬氏府中，表面佯狂醉飲，實際謹言慎行。阮籍的痛苦來源是不得不與司馬氏虛與委蛇，不能表現(xiàn)出對司馬氏的鄙視厭惡，更無法踐行其政治理念。行為與價值觀上的沖突，情感上的矛盾，阮籍以放誕來自濁，用狂飲來麻醉，但這種自欺的行為更加重了阮籍的痛苦。  阮籍（210-163年） 同為竹林七賢的山濤，并不如嵇康、阮籍那樣憤激痛苦，也不徹底談玄、放縱、避世，他和羊祜、魏舒等士人既能順應時代潮流，保持放達超脫之姿態(tài)，也能積極從政、實現(xiàn)儒家傳統(tǒng)的治國安邦理想。 司馬孚則是正統(tǒng)的儒家信徒，為維護家族和曹魏國家利益，他屢屢發(fā)揮關鍵作用。高平陵政變時，司馬孚與司馬師一起控制京師；東吳諸葛恪圍攻合肥新城，司馬孚率軍督戰(zhàn)，化險為夷；蜀漢姜維擊敗雍州刺史王經(jīng)，震動關中，又是司馬孚前往坐鎮(zhèn)、穩(wěn)定局勢。 成長于漢末激昂士風中的司馬孚，又為曹魏建國、治國效力數(shù)十年，對曹魏天子的道義情感深厚。在家族倫理、利益與君臣倫理的兩難困境中，司馬孚所承受的煎熬是難以想象的。司馬氏每次篡逆謀劃，司馬孚都未參與，而且他還全然不顧家族掌權者的顏面，屢次向曹室大表忠心。他這樣做改變不了司馬家族篡逆之實，卻可以緩解內心的極度痛苦與自責，以求無愧于良知。 司馬氏強調“以孝治國”，司馬師、司馬昭、司馬炎都不敢逼迫司馬孚，反而對這位家族之長禮遇有加。司馬孚過壽時，司馬炎以皇帝之尊向他行家人禮，司馬孚死后，更是備極哀榮。司馬氏為何只強調孝，而不忠孝并舉？因為他們的天下是廢君、弒君和逼迫禪讓得來，若主張忠，豈不是自打耳光。  司馬昭（211-265年） 司馬孚并非司馬家族中的孤例，司馬通有“大將軍狂悖之弟”之名，指的就是他不與其兄司馬懿合作。司馬通之子司馬順更是對受禪的司馬炎大加嘲諷，被流放至武威，不改其志而死。 魏晉之際，司馬家族雖有個別忠義之人，但為奪權篡位，以刑名法術為師， 盡失儒家家風，其天下不能長治久安。西晉幾十年就亡國，東晉司馬皇權更是受制于高門士族，司馬氏作為皇族大姓最終湮滅于南北朝的動蕩混亂之中。漢末曾砥礪名節(jié)、慷慨就義的士大夫，在中國大分裂的亂世之中不只是談佛論道、逃避政治責任，也以玄學探索、領悟人生和宇宙的終極道理。 后記：本文并非以舍生取義的道德標準來苛求漢末到魏晉的所有士人，果真如此的話，司馬孚首先就是東漢的叛臣，與司馬氏對抗的曹魏一派也多是東漢的叛臣降將，再推而廣之，此后歷代就沒有純正的國之忠良了。另外，本文主要考察中原名士對君權態(tài)度的轉變，基本不涉及吳蜀等其他地區(qū)的士人。 魏晉之際高壓殘暴的統(tǒng)治，是忠烈不屈士大夫的不幸，但同時也成為士人反思儒家思想、追問生命本質、探究幽深玄遠問題的契機，他們終以晉玄學大大推動了中國哲學的發(fā)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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