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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漢末年說起，歷史上有哪些“名士之殤”的故事？ “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一句話揭露了魏晉之際的殘酷性，在那個時代連這些名滿天下的士人都無法保全自身，更何況是普通的黎民百姓呢？ 由于那個時代政權更迭速度極快，為了鞏固政權則為了自己的聲望以及名譽便積極地拉攏那些名滿天下的名士為自己所用。 然而名士之間的性格、人品都是不盡相同的，有些名士或許出于自己安危考慮熱衷于出仕或可保全一命；而有些名士或許比起功名利祿其更看重自己的名聲，往往會持不合作的態度，最終淪落為執政者的刀下亡魂，給歷史添加了一幕悲劇色彩。 那么在那個年代名士因何“少有全者”呢？今天我們來試著講述一下從東漢末年開始的歷經百年的名士無故枉死的歲月。 東漢時期，“黨錮之禍”下名士的悲痛：欲匡扶社稷而不能 要說起名士的興起應該是從西漢時期開始，漢武帝重用董仲舒，因而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局面至此結束，轉而呈現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學風，而兩漢士人因儒家的“忠孝節義”思想而衍生出了一種“誓以匡扶天下為己任”的一種態度，這也是兩漢名士和魏晉名士的不同處。 兩漢名士的這種風骨也不由得讓人敬佩，比起魏晉名士他們身上更多了幾分悲劇色彩，然而他們的悲劇卻又無法改變那時候的時局，在此之上又添加了悲壯。 東漢中葉，由于“宦官亂政”的緣故，導致此一時期的朝政異常黑暗：西北的羌亂遲遲得不到解決，而朝廷內部賣官鬻爵的現象屢屢得不到改善。值此朝政黑暗之際，一批頗有正義感的士人則以“匡扶社稷為己任”，與把控朝政的宦官與外戚集團做殊死斗爭。 歷史上把這一歷史事件稱為“黨錮之禍”，然而士人們的精神固然令人敬佩，可是從一開始他們便已經注定了其失敗的結局： 士人內部意見不一致，其中更夾雜有心懷叵測的人，導致宦官提前做好了準備。士人的斗爭方式太過單一，往往只會以抨擊朝政的方式來表述自己的不滿，這反而會引起皇帝的反感。兩次黨錮之禍給士人集團帶來了極為沉重的影響： 第一次黨錮之禍由于外戚集團需要借助士人的力量誅滅宦官，因而這一次事態并沒有擴大化，只是將李膺等人貶為庶民并不再允許他們做官就了事了。第二次黨錮之禍由于士人背后的力量遭到了打擊，導致這一次士人集團遭到了毀滅性打擊，士人領袖陳蕃、竇武被殺，數百士子被牽連。在“黨錮之禍”爆發的數年后，時任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士人鳴不平，反而遭到宦官的再一次打擊，其門生、故吏一律遭到朝廷的打壓。 兩次“黨錮之禍”背后的后果絕對不只是一連串的死亡名單這么簡單，其背后還隱藏著諸多危機擊垮著東漢王朝： “宦官亂政”的問題已經積重難返，士人遭受到毀滅性打擊直接導致宦官繼續坐大，并擊垮了這個王朝。由于朝廷對士子的不公平對待，俗話說“哀大莫過于心死”，由于一些不平等的待遇，因而一些士子寧可醉隱山林也不愿入仕，也間接影響了魏晉名士。 建安年間：欲中興漢室而不得 東漢末年，積重難返的東漢王朝終于在一系列的問題之中崩潰了，強大的東漢王朝在霎那間被諸侯分崩離析成了大小不等的割據勢力，各地軍閥為了擴張勢力彼此間各自攻伐因而給那個時代蒙上了一層陰影。 在那個時代要成事僅僅靠實力是絕對不夠的，還需要獲得士族的支持，因而那些經受經年累月的豪門大族以及名滿天下的名士則爭相成為了各地軍閥拉攏的對象。 然而名士們的心性是不同的，有些人行事狂放，有些人心存漢室，而并不是每一個軍閥都可以做到大度的，這也造就了東漢末年的名士的又一次“大災難”。 道不同不相為謀，終飲恨自盡：荀彧提到三國亂世不得不提到一個人，那就是曹操的首席謀士：荀彧。 曹操和荀彧之間的關系就好比是劉邦和蕭何；劉裕以及劉穆之。往往是曹操在前方征戰，荀彧在后方調度糧草，而且其總是在關鍵時刻能夠幫助曹操下定決心，就連曹操自己也夸贊曹操為“王佐之才”。 然而就是對曹操如此重要的一個人，只因在封王一事上不能和曹操保持一致，終以慘淡收場。 他的悲劇緣于他沒有看清曹操的真實性情，他本想借助曹操之手中興漢室，故而其在一開始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策略幫助曹操網羅了各類人才。然而事態的發展遠非他所能預料的，最終“奉天子以令不臣”終成“挾天子以令諸侯”，漢室衰微的局面以不可逆轉。 在了解了曹操的真實心境之后，荀彧終感漢室無力回天，而根據史書之上的記載荀彧之死和曹操有很深的關系，他的死是曹操的痛，曹操少了一個良臣；也是漢室的痛，少了一個忠于漢室之臣。 儒家的衛道士：孔融小時候我們常聽過一個故事：“孔融讓梨”，其本意是教導我們要尊老愛幼，而其中故事之中的主角孔融在其長大之后更是成為了享譽天下的名士，名列“建安七子”之首。 出身孔孟之家的孔融其身受儒學的熏陶，因而其也成為了各地軍閥爭相拉攏的目標，而由于其忠君之理念，其只能被迫成為曹操一方的人。然而由于其政治立場、家世、以及思想都與曹操成對立狀態，也造就了他和曹操之間的矛盾： 孔融出身于名門望族，是孔子的二十一世孫，而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在那個時代曹操的出身一直被人詬病，這也造就了他和曹操的矛盾。孔融由于受儒家文化思想，故而其忠君之理念深入其心，然而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明顯與其理念背道而馳，也造就了他們政治立場上的不同。孔融自身出身孔孟世家，故而其恪守儒家之禮節，而曹操的行事作風又不拘禮法。因而這種種原因之下，導致了曹操和孔融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平定袁紹前曹操還不能殺孔融，因其影響太大貿然殺之會導致其政權不聞，故其一直對其放任自由；而在曹操統一了北方之后 ，此時曹操已經不需要孔融這一個道德君子來幫助其提高聲望了，故而對于這一個經常忤逆他心意的道德君子再也不必留他性命。 在赤壁之戰爆發的前一年，享譽天下的名士孔融死于曹操之手。而在東漢末年死于曹操之手的名士有數人，除了荀彧、孔融之外，還有崔琰、毛玠等人。 魏晉時期：欲醉隱山林而不得 魏晉時期名士的代表按時間來劃分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何晏、夏侯玄為首的正始名士；另一類則是以阮籍、嵇康為首的“竹林七賢”，與東漢名士的遭遇所不同的是，東漢名士如果政建不同至少還可以醉飲山林，而魏晉名士他們希望醉隱山林不涉朝政的愿望都未能實現。 正始之音：夏侯玄之死說起“正始名士”的代表，無非就是何晏、夏侯玄，然而比起何宴在生死攸關之下對司馬懿的卑躬屈膝，還是夏侯玄更具代表性，今天就來說說夏侯玄。 “高平陵政變”之后，曹爽一黨被司馬家盡數誅滅，而夏侯玄由于不是曹爽一黨的核心成員幸免于難，然而夏侯玄本人也知道一時的安全并不代表著永遠安全，司馬家遲早會除掉他： 夏侯玄忠于曹魏，而司馬家欲圖謀朝篡位的話兩者之間必然會起沖突。夏侯玄是曹魏在朝堂之上的最后一桿支柱，其名聲享譽朝野，司馬家也不可能讓其成為他們的障礙。這兩點造就了夏侯玄的悲劇，也讓其無法在朝堂之中得以善存。不久魏帝曹芳欲借李豐等人之手鏟除司馬師，以夏侯玄取代司馬師之職，然而司馬家的眼線早已布滿整個朝堂，又豈是李豐等人可以顛覆的。 曹芳的想法很美好，而現實終究是殘酷的，不久李豐、張緝等老臣相繼被司馬師誅殺，而此時夏侯玄的處境則頗為尷尬：他沒有直接參與李豐等人的密謀，按道理來說他是無罪的，然而李豐等人的密謀之中又希望利用夏侯玄來取代司馬師，此舉無疑也是證明了其也是李豐案的參與人之一，因而夏侯玄也因此被牽連而入獄。 司馬師早年和夏侯玄是至交，然而政治場上的友誼往往會因為政見不同而道不同不相為謀，在其權衡利弊之下，享譽朝野的名士夏侯玄終以“謀反”被夷三族，而值此亂世之秋，天下又少了一個高風亮節的名士。 廣陵絕唱：嵇康由于司馬氏在禪代之路上的手段過于殘酷，以至于其被天下人詬病，同時由于玄學的興起導致一大批的士人不再以入仕為初心，他們轉而追求“道法自然”，其行為便如同漢代的“隱逸名士”一般，熱衷于醉隱山林。 然而為了消除自“高平陵政變”以來的負面影響則必須需要借助名士的聲望來助其鞏固政權： 魏晉名士多為士人家族，拉攏他們就等于拉攏了他們的家族。名士本身具有良好的聲譽，拉攏其為自己所用可以幫助其挽回聲譽。因而在此情況之下，竹林七賢作為天下名士的代表自然成為了司馬家族的拉攏對象，與漢代所不同的是，司馬家族并沒有那么好說話，其對竹林七賢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樣子。 因而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以及家族利益考量，熱衷于功名的山濤、王戎等人在不久之后紛紛出仕，阮籍等人也為了身價性命不得不掛幾個名譽性的職位。而在“竹林七賢”之中唯有嵇康是一個例外，無論司馬家族如何的威逼利誘他就是拒不出仕：有一個關系是他是曹魏的皇親，就這一點上就注定了其和司馬家勢不兩立的局面。 為了表明其和司馬家勢不兩立之局面，甚至和相交多年的山濤一刀兩斷，固然他此舉贏得了世人的敬重，可是其也為自己的死亡埋下了禍根。 在公元260年的一天，嵇康因呂安而被牽連，已經對嵇康忍無可忍的司馬昭在鐘會的教唆下下令處死了嵇康，與之一同受刑的還有其摯友呂安，也是一個享譽天下的名士。 行刑那天，數千人為其求情，然而帝王的心境是冷酷的，臨刑前，嵇康鎮定自若的彈奏一曲，最終一曲“廣陵絕唱”響徹人間。 在那個年代名士的悲慘遭遇也映射出了那個時代的殘酷，連那種享譽天下的名士往往都無法保全自身，更遑論黎明蒼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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