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吳門竹刻

吳門竹刻

明代，蘇州城市的工商業一天天地繁榮起來，猶如天堂般景象，令人贊嘆不已。這種經濟的繁榮自然帶來了人們生活方式的新需求。也自然引起了人們審美趣味的變化。精美的園林建筑，以及室內陳設和文房用品的制作，都是當時蘇州人（主要是文人、士大夫）對生活享受的一種自我欣賞和自我陶醉的個性反映。吳文化亦即士大夫的文化，不管在建筑、書畫、工藝美術等方面都是以文人為主導，由文人來參與。因而居于寧滬之間的蘇州，自然而然地成為當時經濟和文化的中心。

明代嘉定隸屬蘇州府管轄， “嘉定派”竹刻是吳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和“金陵派”竹刻對蘇州淺刻藝術有著直接的關系。如：朱鶴《吳縣志》有傳，入吳縣籍。又《嘉定竹刻》稱朱鶴雕刻技能受到蘇州刻玉大師陸子剛的影響，李文甫在《竹個叢草》里說他“嘗為文三橋操刀”，濮仲謙《骨董續論》中也稱其為蘇州人，可見他們至少都留寓過蘇州。他們對蘇州竹刻藝術的關系和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有一件以后與竹雕關系非常重要的文玩雅物——書畫折扇不得不提。折扇是北宋至南宋年間由扶桑（日本）和高麗（朝鮮）國傳入的舶來品，后迅速被本土化，至明代永樂年間由于永樂皇帝朱棣的青睞和大力提倡推廣折扇工藝，隨后民間藝人紛紛響應，經過歷代能工巧匠的改良和創新，使折扇更加完善和精美，蘇州本來就是手工藝發達之地，又文人匯集和參與，因此必然成為書畫折扇的主要產地。蘇州折扇十分講究扇骨的材料，明人沈德符著的《萬歷野獲編》稱：“凡紫檀、象牙、烏木者，俱目為俗制，叭以棕竹、毛竹、為之者稱懷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貴，惟骨為時所尚。”又由于木質相對竹質性脆、質粗，時間久易斷易走形，再有竹子所具有的君子風范，是文人所傾向的，蘇浙又是產竹盛地，取材便利，由此用竹子做扇骨的材料占了主導。特別是用毛竹制作的吳中折扇，造型幽雅，再經水磨等技術加工，晶瑩光潔，用久了其表面由原先的青色自然泛紅，富有情趣。據蘇州扇廠工藝師葉德華（圖17）《蘇扇漫談》云“蘇扇問世之初竹刻工藝已經在江南盛行，扇骨竹邊質理清細，色澤鮮潤，一經奏刀，每獲良效。于是扇邊竹刻應運而生”我們可以想象，一把扇子拿在手上既可以在炎熱的夏天供文人雅士拂暑納涼，也可以欣賞到扇面上的書畫藝術和品味扇邊的雕刻以及扇子自身的造型工藝。這樣的藝術享受是何等的高雅別致！又有《秋園雜佩》中制扇藝人蔣蘇臺（名誠）、柳玉臺本身雕邊之最精，扇骨一柄值三四金（指白銀三四兩），與明正九品官月俸相近。蘇州記錄最早的制扇藝人有明成化、弘治年間的方氏，他所創的扇骨款式方根頭樣至今仍在制作，明末工藝雜家劉永暉也是名噪一時的制扇名家，還有竹刻名家李文甫、濮仲謙、陳定生曾奏刀蘇扇，他們的扇子藝術都以素雅、簡約、為時尚的時代特征，是和明式建筑、明式家具追求自然的風格相統一的，也完全附和了當時文人雅士的審美價值。這些還能看出早期竹人大多集雕刻制扇于一生。在這里是否可以這樣認為：明初扇骨的制作工藝本身也是竹雕工藝的一種形式，只是后來隨著工藝技能的發展和規范，扇子工藝才和從雕刻工藝中分類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工藝形式。發展成熟的折扇也逐步成了有身份人必備的隨身把玩之雅物，最終手持折扇成了文人身份的象征——手持折扇文質彬彬，這才是中國人心目中被歷史濃縮的文人形象。另外扇子品質的優劣還能顯示持有人修養的高低，因此人們對折扇的工藝及藝術要求越來越高，蘇州折扇工藝的盛行，在扇子上除了發展許多裝飾手法外，本地的竹刻藝人有了大顯身手的用武之地。

至明正德、嘉靖年間，扇骨上的竹刻藝術已趨成熟，現僅能看到的天津博物館收藏的二柄由“仲謙”款的淺刻扇骨。其它因年代久遠，大多數作品都已淹沒于浮塵，流傳絕少。按現有少量的清嘉道以來的圖片資料推斷，刻骨初期不論山水、人物、花鳥等題材都以圖案的滿構圖形式來施以陰刻細紋和薄地陽文之法。這與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彩漆竹勺紋飾、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記載的一支唐代筆管圖飾、現藏日本正倉院的唐尺八圖飾、宋代竹刻家詹成在鳥籠的四面竹制花板上所刻的圖飾和西夏末出土的竹雕殘片一樣，一脈相承，富有裝飾性。除了以人物故事為題材外，一些書法篆刻家也加入了這一行列，因為他們中的部分人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單靠寫字、刻章是很難維持生計的，因扇子需求量越來越大，學刻扇骨可謂多了一個謀生的出路。他們往往把自己熟悉的書法篆刻作為雕刻的主要內容，其刀法自有一種區別于書畫味的古樸金石之風。清乾嘉之際，書法界碑學之風盛行，竹刻界將甲骨、鐘鼎、瓦當、碑刻之文縮摹于扇骨（圖18、22）之上，日益興盛。此時，扇骨雕刻變得豐富多彩了。在雕刻題材的品質上，圖案、書畫和金石文字之間以書畫為最，這也是衡量竹刻藝術的重要標尺，顯然，此時的扇骨成了吳門竹刻的主要載體。也是明顯區別于“嘉定派”竹刻的主要特征。而在清中期前很少見到“嘉定派”竹刻家有雕扇邊的記載，這可能與朱氏竹刻的指導思想有一定的關聯。另外從吳門扇骨雕刻的興起，意味著嘉定竹刻的衰微。

入清以后蘇州以北的刻竹及制扇藝人逐漸南移（現在蘇州的許多制扇藝人祖上多是南京、揚州、常州籍），竹刻藝人大多集中到虎丘、山塘一帶，蘇州本地的制扇作坊也由陸慕發展到城里的桃花塢。嘉定的一些竹刻名手如：王易、趙學海父子，也都先后客居蘇州。這樣就形成了折扇行業的空前的繁榮，《姑蘇晚報》記載了拙政園的西花園、原補園園主張履謙及其祖上就是靠經營各種扇子（主要是書畫折扇）而發家制富的報道。當張家巨增到一定的財富時，于1877年在拙政園原“書園”的基礎上改建了補園，在園中還建了蘇州園林中唯一一座像打開的折扇形狀的扇亭，以感恩和紀念祖上靠制扇的發家史。因此依賴于扇骨的、融書畫雕刻為一體的蘇扇在民間被譽為“吳門雅扇”的同時，蘇州竹刻工藝也發展壯大了。

由于扇骨邊板最厚處不超過5毫米，邊板兩邊厚不超過2毫米，如果在上施以高、深浮雕，如此薄的扇骨易使夾扇面的“火力”退失。還有其它用鑲嵌等手法來裝飾的扇骨，雖很華美，但總流露出“俗氣”之感，因而內容以品質高雅的繪畫、書法、篆刻藝術為主導、以畫法入刻、以刀代筆，以及利用薄地陽文刻一些諸如金石、鐘鼎、古錢等微字縮刻之類的圖案（留青竹刻已可）。因此在集成了“金陵”和“嘉定”兩派風格的同時，再結合自身地域文化的特色，而逐漸形成了以淺刻為主的“吳門竹刻”派。

到了晚清，金陵竹刻早已名不符實，嘉定竹刻也日落西山，兩派竹刻此已衰弱。而蘇州的竹刻名家卻層出不窮，如最有名的有：楊澥（字龍石）（圖45）、蒯增（字小亭）、王云（字石香）（圖23、24）、周子禮（字子和，號致和）、王素川、馬根仙（圖42、24）、陸墓卿（自號竹人）、潭松坡、沈達（字筱莊）（圖8）、張緝如、余仲嘉（圖32、33），他們無一不是吳中的刻扇骨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