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漢字簡化的功過成了不少人的話題。這個問題只有在多方面的、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的基礎上,才能得到比較科學的結論。我們沒有在這篇短文中全面討論這個問題的奢望,只想從純文字學的角度淺談一下簡化的利弊。 從漢字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來看,有很多簡體顯然優于繁體。例如 繁體“眾”早已成為字形講不出道理的記號字,簡體“眾”則是很好理解的會意字。 繁體“滅”是聲旁已經起不了表音作用的形聲字(因為充當聲旁的字早已不獨立使用,一般人不認識),簡體“滅”則是造得相當成功的會意字。 繁體“叢”的結構也難以說清,簡體“叢”的“從”旁卻有很好的表音作用。
有些字的繁簡體都是形聲字,而簡體聲旁的表音作用明顯優于繁體
有些簡體的聲旁從古音系統看雖不如繁體合理,但對今人而言則比較適用 還有很多字的繁簡體,從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來看難分高下。有些字的繁簡體都是字形講不出道理的記號字(至少一般人不能理解這些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 在都是形聲字的繁簡體里,有些形旁相同的繁簡體,它們的聲旁的表音作用沒有明顯的優劣(講表音作用根據今音): 如“糧”和“糧”、“犧”和“犧”、“極”和“極”、“礬”和“礬”等,是繁簡體聲旁的讀音都跟字音相同的例子。 如“認”和“認”、“選”和“選”、“釀”和“釀”、“擾”和“擾”等,是繁簡體聲旁的讀音都跟字音不完全相同的例子 不過認識“犧”、“極”、“礬”、“選”諸字的聲旁的人,要比認識它們的繁體的聲旁的人多得多。從這一點上看,也可以認為這些簡體的聲旁的表音作用優于繁體。
有的聲旁相同的繁簡體,它們的形旁的表意作用沒有明顯的優劣 有的繁簡體的形旁和聲旁都不同,但是表意和表音作用都沒有明顯的優劣
有時,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還算不錯的形聲字,簡化成了字形的表意作用還算不錯的會意字: 依據偏旁類推原則產生的簡化字,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跟繁體一般也分不出高下。 在不少成功簡化的同時,也有大量的簡體,是通過破壞或削弱繁體的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來達到簡化的目的的。 有些簡體同時破壞了形聲結構的繁體字形的表意和表音作用 如從“艸”“闌”聲的“蘭”字的簡體“蘭”,從“旨”“尚”聲的“嘗”字簡體“嘗”,從“頁”“豆”聲的“頭”字簡體“頭”。 有些簡體完全破壞或削弱了形聲結構的繁體的聲旁的表音作用。 前一種情況的例子如“爺”(爺)、“層”(層)、“導”(導)等字,后一種情況的例子如“燈”(燈)、“鄰”(鄰)、“價”(價)等字。 特別如原從“盧”(盧)聲的幾個形聲字的簡體。從“盧”聲的十多個比較常用的形聲字,除去“驢”(驢)字都跟“盧”同音。漢字形聲字聲旁的讀音跟字音大都不能密合。從“盧”聲的字是很難得的一組表音作用很健全的形聲字。可是其中的“蘆”、“廬”、“爐”、“驢”四個字,由于是在全面采用偏旁類推的簡化方法之前推行的“約定俗成”的簡化字,卻把聲旁改成了聲母跟字音有明顯區別“戶”字。這是很可惜的。
有些繁體的字形的表意作用,受到了破壞或削弱。 在古文字演變為隸書的過程里,為了書寫的方便,破壞或削弱了很多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這是合理的,因為古文字實在太難寫了。在楷書早已成熟的時代還這樣做,是否很有必要,就需要認真考慮了。 由于簡化,漢字體系里增加了一些基本結構單位 即有些學者所說的部件,如“頭”、“樂”、“?!?/span>等。 偏旁的簡化,如“金”旁簡化為“钅”、“言”旁簡化為“讠”等,也起到了這樣的作用(至少應該認為增加了基本結構單位的變形)。 特別如“柬”旁的簡化。在“柬”和“闌”“楝”等字中的“柬”旁并未簡化的情況下,把“揀”“煉”“練”這幾個字的“柬”旁簡化為“煉(去火旁)”,是不夠妥當的。何況這個簡化的形體還十分容易跟“東”相混。 為了減少一些字的筆畫,而去增加原來已經十分龐大的漢字體系基本結構單位的數量,恐怕不能認為是一件合算的事。
“同音代替”的簡化方法最為人所詬病。但是平心而論,有很多同音代替的例子還是合理的。 如以“才”代”纔”、以“出”代“齣”、以“板”代“闆”等,有什么不好呢? 臺灣省并未實行漢字簡化,但是臺灣人通常都寫“臺灣”而不寫“臺灣”。這充分說明合理的同音代替是大家所愿意接受的。 但為了照顧文字表音表意的明確性,使用這種方法的時候的確應該十分謹慎。
 豐子愷畫
所謂“同音代替”的“同音”,實際上包括“音近”。因此使用這種方法有時會造成一字多音的現象。
其他簡化方法也有可能造成一字多音現象。不同的字用了同樣的簡化字形,或者某個字的簡體跟別的字同形,都有可能造成這種現象。 例如:“纖”(“纖”、“纖”)有qiàn、xiān二音。由于“麼”的簡體跟讀yāo的“么”同形,《簡化字總表》不得不規定讀yāo的“么”寫作“幺”。 甚至普通話審音工作都有可能造成一字多音現象。1985年發表的《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規定“曝”(pù)在“曝光”一詞里讀bào,就使這個字變成了多音字。 漢字里多音字很多,引起了不少麻煩,讀音的錯誤往往跟多音字有關。因此增加一字多音現象顯然是不合適的。
我們衷心希望在今后的漢字整理工作中,不要再破壞字形的表意和表音作用,不要再給漢字增加基本結構單位,不要再增加一字多音的現象。
裘錫圭:古文字學家,1935年生于上海,祖籍寧波,曾為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導,現任教于復旦大學,研究領域涉及甲骨學、金文、戰國文字、簡犢、帛書等,著有《古文字論集》《文字學概要》《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等,是蜚聲海內外的知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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