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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希恕先生生前力倡六經辨證是中醫辨證的基礎和靈魂，可謂言之鑿鑿！作為經方大師，胡老率先垂范，每每運用六經辨證，以經方治療溫病，尤顯其卓著的療效！ 盛夏暑熱，門診依舊，難得空閑一天午后小睡。 醒來竟感到周身酸楚不適，頸項強直不舒，腦內昏蒙不爽，繼而面色緣緣正赤，無汗，惡寒不明顯，測體溫38.5℃。自辨為陽明表證，本可一汗而解。遂開葛根湯（原方劑量比例）加生石膏45g，1劑；服藥一時許，遍身漬漬汗出，然非汗后脈靜身涼，而是汗出陣陣，勢如潮水，除項背肌肉略顯輕松外，余癥未見好轉，徹夜不能安睡直至天明，再測體溫37.8℃。自知發汗太過，犯了“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之誡。面對徒見汗出而表不解，余改用桂枝加葛根湯加生石膏、烏梅，1劑汗收，體溫37.3℃；但未過半日，體溫復升至37.8℃。 余昏昏然中思考，此次發燒未有任何感冒的前期癥狀，又時值暑熱，苔白厚膩，納差不渴，頗類《溫病條辨》所言之“濕溫”，遂開三仁湯加西瓜翠衣60g、生石膏45g，2劑。 1劑藥后，體溫徘徊在37.5℃上下，溏便2次；這兩劑藥可謂晝夜連服，周時觀之，結果讓我失望，到翌日上午，體溫依舊維持在37.7℃,未見寸功！ 就這樣三天下來幾經折騰，搞得我疲憊不堪，每天不過是一小碗米粥，煮幾枚紅棗，且勉強食之。 關鍵是下午還有門診，我一人是小，二十來個病人大熱天的徒勞往返就太對不住了！ 于是我咬牙爬起來，沒活動幾步竟是虛汗淋漓，我勸自己冷靜下來，心里卻直罵自己無能！一個濕溫，濕溫…… 思維在這里突然停了一下，“濕溫”？為何不用六經辨證？ 對，六經辨證！ 病初起大汗后，體溫便在37.8℃以下徘徊，從發熱程度言，既非太陽又非陽明，而是少陽。少陽者小陽也，這種低燒恰似在表之“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的熱型特點，與太陽病傳少陽出現的“往來寒熱”之熱型，病機上并不矛盾。更何況有舌上苔白、口苦、胸脅苦滿，神情默默不欲飲食，且已經汗后，唯有和解一法！于是速開小柴胡湯（按原方藥量比例）加生石膏60g、蒼術10g、地骨皮10g，1劑。 于服藥前重測體溫：37.7℃，藥后用信念支撐著外出上班。 一路自覺發虛是肯定的，不過服藥一個小時后，胃里發堵發滿的感覺在慢慢消失，胸中暢快很多。尤可喜者，盡管頭頂盛夏的烈日，汗反而一點點收斂！——這讓我看到了希望。 門診堅持到下午4點時有些虛脫——畢竟3天來進食甚少，幸好一位朋友拿出上好的葡萄干、果仁為我“救急”，就這樣堅持到看完所有病人。 下班后到家快晚上7點了。“陽氣者，煩勞則張”，按一般規律，這個時段正是體溫迅速上升之時，我雖然甚感疲乏，但頭腦昏沉的感覺竟也消失不少！復測體溫：37.0℃。并且自發病以來第一次有餓的感覺，吃了一碗雞蛋西紅柿肉絲面條。至晚10點，體溫：36.3℃，高高興興地服了第二煎藥。 翌日體溫：36.0℃，恢復如初。 不禁感嘆：胡希恕老師生前力倡六經辨證是中醫辨證的基礎和靈魂，可謂言之鑿鑿！ 至于三仁湯，吳鞠通首開其端將其列入“上焦篇濕溫”的主治方，于是后世樂其淺近者相與宗之，什么宣上暢中滲下……恰如胡老所說：“三仁湯方不過燥濕利水之劑，用于水停心下，而為喘滿咳逆等證，或當有效，然施于濕溫表證，大是非法。” 早年在系統攻讀完《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后，在劉渡舟老師指導下開始學習《溫病條辨》，突出的感覺是這本書學起來容易得很。劉老說：“全因你有了傷寒的底子，《傷寒論》是中醫臨床最難啃的一塊骨頭，也是最吃功夫的一門功課，有了這個基礎，再學后世的東西易如反掌，包括《溫病條辨》。而且還具備鑒別的眼光，可以看出后世醫家的一些學術漏洞。” 歲月如梭，34年過去了，恩師當年的這些教誨如在耳畔！在后來深入研讀對比《傷寒論》與《溫病條辨》時，用《傷寒論》這把尺子來衡量《溫病條辨》，我感到這兩本書的學術價值完全不在一個檔次上！前者是飽含光華勁氣內斂的美玉，而后者卻是瑕疵互見的。如后者書中僅就上、中、下三焦篇這一大塊，翻閱筆者1997年的研讀筆記，記錄其錯訛、混亂、粗陋之處竟達169處（另有專論）之多！ 吳鞠通《溫病條辨》從文體到語言完全模仿仲景，自編條文同時自己注解，用劉渡舟老師話說，“完全是自拉自唱”。就內容言，該書涉及方劑（去掉重復者）203首，其中仲景方及其方加減約占了一半；另一半絕大部分來自葉天士的《臨證指南醫案》，吳鞠通把《臨證指南醫案》大拆大卸，隨意取舍,然后自擬方名。 從張仲景《傷寒論》的角度看《溫病條辨》，會非常清晰，一目了然！ 大道至簡，隨便拿出《傷寒論》一條，我們來品讀。比如第233條：“陽明病，脅下硬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苔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仲景從陽明病入手，而且病至陽明腑實之里（不大便）來談小柴胡湯的運用，僅據“舌上白苔”四字，認為“可與小柴胡湯”，不言“主之”，而言“可與”，大有斟酌之意。因病入陽明腑實之里，以法當攻下，順其病勢，使熱邪從大便而出。然觀其舌象苔白，說明在上有津液不化的一面，所以常中有變，仍從少陽樞機論治，用小柴胡湯，使其“上焦得通”，這個“通”是通降肺氣，肺氣一降于是“津液得下”，輸送于腸道，助大便下行。如此上下通降，中焦氣機得以緩解恢復，于是“胃氣因和”。這是講上中下三焦的關系，從陽明病本可用攻下法，一變而走小柴胡之和法，境界大開！辨證到了這一步，一般來說已經結束。然仲景窮追不舍，抓住少陽主樞這個機竅，進而將“胃氣因和”的標準做了明確的表述——“身濈然汗出而解”！可謂點睛之筆，非常精彩！這又給出了一個由內向外的思路：在內胃氣因和，在中氣血調暢，在外營衛調和，于是才有“身濈然汗出而解”的結果，境界全出！請問這是何等層次的辨證？比起吳鞠通那個“三焦辨證”水平高出不知多少！一個小柴胡湯，在仲景手下真是縱橫開闔，運用得活靈活現！ 平心而論，溫病學派的頂級大家，如葉天士、王孟英等，都是深通傷寒的大家。但從理論體系（或者說框架）上講，他們仍然沒有越出《傷寒論》的六經范疇。 所以我覺得，對于中醫，不論做學問還是搞臨床，都需要由源到流，中醫的“源”就是《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源頭的東西功底扎實了，臨證則胸中有本。至于后世各家各派，自可順流而下。 學中醫絕不能“逆流而上”，先熱衷于明清諸家。如同學習古漢語，功夫一定要下在先秦兩漢上，而不是唐宋以降。關于這一點，明末清初文人李漁就說過：學文“當自古本始，古本既熟，然后間以新詞，切勿先今而后古”。作為小說家、美學家、劇作家及戲劇理論家的李漁，他就是這樣一路循古走過來的，因而根深葉茂，成績斐然。
所以，作為中醫傳人，我們的立足點一定要放在《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等經典著作上，而不是明清以降的某家某派。我的中醫朋友里就有對《傅青主女科》“吃”了一輩子的，還有窮究《醫林改錯》的，對陳士鐸的《辨證錄》頂禮膜拜、對《景岳全書》還有東垣學說焚膏繼晷鉆研的。精神固然可嘉，但恕我直言，路數不敢恭維。這些名家，只有在學好仲景學說的基礎上加以參考而已，而不必傾盡全力。為什么這樣說呢？理由很簡單，臨證看病錯綜復雜，有些棘手的慢性病更需要我們中醫大夫“轉換思路”而靈活變通，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是吾輩臨證最大的活水源頭。 中醫不好學，一旦走了彎路你面前便是荊棘叢生，事倍功半。如果那樣，臨證由于辨證不明不透而常常陷入困惑，又沒有自辨能力不知錯在哪里。很多病治不好也治不壞，原因就在于對《傷寒雜病論》缺少功底，沒有學到張仲景的思維。尤其是中醫臨床大夫，仲景學術是中醫臨床治療學這棵樹的主干，是值得吾輩下大功夫鉆研的。 以上這些話是本人經過幾十年臨床經驗教訓后，重新思考審視而得出的肺腑之言，趕上這次發熱體驗而急欲呼之。 版權聲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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