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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學者總是有著不同于常規的興趣點，比如，下面這位女士，作為學者中難得的高顏值，拉爾森最常被問的卻是，“你會把自己的頭冷凍起來嗎”，“你有多少人頭收藏”。大概是因為，她最新的作品是一本關于頭顱、斬首和骷髏的書。 
在新書《人類砍頭小史》中，她把被切斷的頭顱作為對象，細致講述它們的悠久歷史，提出關于頭顱和生命、身體、人性的多種矛盾。從部落“干縮人頭” 、戰爭中的頭顱戰利品、西方世界的斬首發展到現代儲存頭部的后現代科學狂想，她寫了關于斷頭臺的一切，以及 “顱相學” 的瘋言瘋語。 說到寫這本書的起源，拉爾森說，“游客們大多會興奮地問我——哇，真正的干縮人頭？！怎么制作的？通過撕開頭皮，取出顱骨和血漿，然后放在滾燙的沙子上蒸干嗎？真粗野！但沒有人問我——他們是怎么在這里的？它們憑什么懸掛在牛津大學的博物館里？ 參觀者直接將干縮人頭同野蠻部落的掛鉤讓她覺得很諷刺。實際上，十九到二十世紀的科學家們都會去獵取人頭，他們得到人頭的手段也是相當具有爭議性。作為一個成天和頭顱打交道的人，她想干脆系統點，好好探索下這個既恐怖又刺激的文化，到底是什么來龍去脈。 
自死刑出現在人類社會中，它的發展經歷了一段遍地鮮血殘忍無比的過程。從最早的“掛拉分”到輪刑，無一不是將死亡帶來的身心痛苦最大程度延續和擴大。到了維多利亞時代，處死人變得越來越常見，必須有一種簡單、廉價的執行方式才能滿足這巨大的需求量，絞刑遂得到了熱捧。 相比于輪刑和“掛拉分”，砍頭更加快捷，相比絞刑，砍頭又太過血腥，因為后者畢竟留有全尸。砍頭這種手段，由于視覺上的極度刺激，在如今看來是喪失人性、極其殘忍的。 在斷頭臺出現前，砍頭是件手藝活，事實上，它從來不像我們在電視上看到那種利索地“一刀兩斷”，由于脖頸是由多節骨頭組成，想要一刀斷頭，需要非常準確地讓刀刃砍過骨頭連接處，技藝不高的劊子手常常需要再次返工，比如蘇格蘭的瑪麗·斯圖亞特女王就悲催地挨了三刀，才掉了腦袋。 
正式的斷頭臺誕生于18世紀晚期，它最早的雛形被稱為哈利法克斯刑架，可追溯到1066年。這種刑架為單一的木質結構，推測高度約4.6米，刀片是一個斧頭，被固定在正上方的一根1.2米長的橫梁底部，橫梁可以在柱子的凹槽中上下滑動。 隨著啟蒙運動在法國的流行，一些進步思想家呼吁，即使是對死刑犯也應該進行人道處決，其中就包括法國醫生Joseph-Ignace Guillotin。他認為死刑設施應該簡單高效，并且應當在私下進行，而不是在公開場合。 他積極地倡導開發新式刑具，恰好此的法王路易十六是個機械迷，對于這樣的新式機械的發明自然是大力支持，甚至親自參與其中。諷刺地是，1793年路易十六被處決，使用的就是自己參與設計的斷頭臺。 
如今我們說砍頭是一種殘忍的行為，是因為我們想當然地認為我們對殘忍死刑儀式的反感是自然和本能的，但實際上并不是。 世紀中葉的市民，一聽到一位國家元首即將在附近的公共廣場上被處死，便會爭相奔赴。他們愿意為觀看的最佳位置出高價，對畫面表現不適的人反而會被嘲笑。我們對真實災禍的癡迷遠比我們對純屬演戲的困苦磨難的興趣更加不可阻擋。 圍繞著砍頭的斷頭臺肖像曾一度流行——上方是劊子手揪住頭發的腦袋，下面是剛剛被割斷的脖子在滴著血。斷頭臺肖像看上去仿佛是“寫生”，剛好就在它的表現對象是被“奪去生命”的那一刻。 斷頭臺上的死亡從受害人的生活故事中取出來模棱兩可的歧義性——證據、動機和判斷的歧義，只留下一項重要品格特征：此人因叛國罪被處死。 
古典畫作中不乏砍頭的作品，來自圣經或神話。超現實主義作家喬治巴塔耶認為，藝術誕生于一個不可能愈合的傷口，藝術使得永恒的傷口成為可能，斬首為藝術家提供了一個新的空間，使他們可以和自己的惡魔搏斗，思考自己難逃一死的命運。 有些藝術家，比如卡拉瓦喬，似乎打算延伸生死之間的邊界，用藝術使其保持開放性，探索其內部空間，一名叫做卡特勒肖的藝術家說，如同生命一樣，死亡也是一個隨著時間推移而不斷改變的過程，藝術使得一件被斷頭臺物化的生命再次復活。 
如果斷頭這件事兒聽上去就毛骨悚然，不知道那些熱愛收集頭顱的人又有著怎樣的心態。 歷史上對于頭顱的收集并不是個秘密。很多博物館都有自己的干縮人頭或者骷髏標本。特別是當一個頭顱待在地面上的時間越長，它就越不容易被埋到地下——當時間流逝，扭曲的面部使它變得越來越失去“人性”，變得客觀化，成為一件詭異的物品。它所代表的含義要遠遠超過它被制作時的駭人歷史，占據了人們的好奇。 和砍斷的頭顱息息相關的死亡，在現代醫學還未涉足前是個無比神秘的領域。在人類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里，活人一直轉向死人尋求魔力，他們認為這種死亡將一個人的能量集聚在頭顱中，而通過占有頭顱可以得到這種能量，使病痛痊愈、化險為夷。死人身上看似能夠抵抗腐爛的部件似乎等同于抵抗死亡，充滿了生的力量。 
戰爭中，士兵將砍下的人頭作為戰利品，因為這意味著在他戰場上近距離目睹了原始的行為，并克服種種不利因素幸存下來。頭顱的數量是地位和尊敬的標志，它斷言了一個勇士的技能和力量，也昭示了一種可怕的事實：事情的發展也可能出現在擁有頭顱的人身上。 圣徒的頭顱更是如此——被制作成木乃伊的圣人頭顱由于宗教的原因顯得更加神秘，它們被教會的財富裝點著，被信徒的狂熱包裹著，那些身體部件看上去有某種東西歷久猶存，可以塑造活人的生命。 
對死亡的無知反映在對死人的態度上。由于覺得人血可以治病而在死后被覬覦鮮血的，可不止魯迅筆下的秋瑾。罪犯的身體交易在西方漫長的中世紀一直存在。藥店里甚至公然出售人骨和已木乃伊化的遺骸，因為人們相信這些東西可以讓人恢復健康。 世紀著名的醫生帕拉塞爾蘇斯相信，當一個人的生命突然被剝奪，精氣會被卡在骨頭內，仿佛它們來不及逃脫。他建議用被砍之頭人的血治療癲癇。這些治療方法在西方幾百年來被廣泛應用，丹麥的 癲癇患者圍在斷頭臺周圍，手持杯子，準備痛飲從那還在顫抖著的身體中流出的鮮血。 
隨著現代醫學起步，頭顱這樣不可忽視的部位開始具有極重要的科研價值，研究者對人頭的摯愛從顱骨到腦髓，發展出了從“顱相學”到腦補研究的一整個完整過程，由于顱相學提倡者信賴人的頭骨可以解讀人的性格，它們位于大腦的不同部分并在頭蓋骨上留下物理印記，從記憶、語言到機智、傲慢。這些人對于顱骨的追求走火入魔，甚至不惜違法獲得它們。 顱相學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兜售者的技巧，最有說服力的顱相學家平衡了科學權威的架勢派頭和舞臺表演的戲劇效果。這種新奇玩意兒隨著對顱內大腦的研究日漸成型而失去市場。雖然黏糊糊、極易變形的大腦比顱骨要難處理的多。 
書中從人頭收集、斬首、解剖的角度證明了人權主義的發展。一九零零年前后，從墓地竊取人頭被嚴格禁止，科學家開始互相捐獻自己的腦袋，這保證了這些優秀的腦袋不會被浪費，也不會被粗魯骯臟地對待。醫學院里習慣和死人打交道的學生說，切開一個選擇捐獻遺體給科學的人，與切開一個沒有選擇權利的人之間，有著巨大的差別。頭顱和它剩余的身體一樣，不再簡單被物化。 科學家至今無法將死亡精準化，被砍頭后的人是否依舊具有意識，這樣的問題是沒有辦法得到回答的，雖然有瘋狂的學生等在斷頭臺下，對著被砍下的7顆人頭大喊：“你聽到我說話嗎？”甚至有具有奉獻精神的殺人犯，皮埃爾-弗郎索瓦·拉塞奈爾，答應監獄醫生，處決后會閉上左眼睜開右眼，但醫生等了又等，那顆臭名昭著的腦袋依舊沒有任何反應。這里的悖論是，即使有意識，腦袋可能動彈不了，而腦袋動彈了，也不能說明就意識的存在，這完全可能只是神經的抽搐。 現代科學使人們對未來有著各種瘋狂的期望：譬如在彌留之際通過科學手段切掉腦袋，將其冰凍起來，等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再給予他們一個全新的身體，讓他們如同從睡夢中蘇醒一樣復活過來。 
被砍下的人頭，不管是保存完好，還是化為骷髏，它都在另外一個世界看著我們，我們所有人都注定要去那里。 我們注視著它們，這一件件好像獨立于世界所有事物的白色骨頭或干縮面孔，從時間的縫隙里被遺落下來，我們凝視著這從時間彼岸殘留下的物證，仿佛看見自己的未來。 個人微信公眾平臺：云禾的彼得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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