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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看腦型就知道一個人聰不聰明？腦袋大一定聰明？找工作摸腦型；丈母娘挑女婿摸腦型；領養孤兒摸腦型；參與政治競選摸腦型；為了讓嬰兒更聰明，給嬰兒腦袋上夾板；為了防止囚徒重返社會后作惡，給囚犯壓腦袋……這樣的事聽著很荒唐，但是在歷史上，這是確確實實發生過的事情。 偵探小說的祖師柯南道爾在《藍寶石案》里講過一個有意思的故事：神探福爾摩斯由一個大號的帽子推斷出，帽子的主人智商很高，理由是腦袋越大的人越聰明。世界知名文學家夏洛特·勃朗特在名著《簡愛》當中，對男主角外形首要特點的描述，就是腦袋大、額頭高、眉間距比較寬，而壞人的特點是腦型都是尖的、眼睛圓小發亮、眉骨突出。恐怖懸疑小說的鼻祖愛·倫坡，更是不厭其煩地多次在小說當中描述人的頭顱的外形。不但這三位作家如此，近代歐美的許多作家，都曾在作品中不吝筆墨地描繪主角頭顱的外形。此外，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美國的第20任總統加菲爾德也曾多次提到過頭顱的形狀與人的性格特點。一次兩次是巧合，十次八次可就不是巧合了。為什么他們對頭顱形狀這么感興趣呢？ 1 1785年的某天，在德國一個名叫提爾芬布魯恩的小村莊里，村長家里生了一個孩子，名叫弗蘭茨·約瑟夫·高爾。村長雖小，也是個干部，平時找他辦事的人很多，而且村長大人還是個小商人，迎來送往，基本上每天都門庭若市。幼年的高爾很喜歡觀察客人的相貌，經過長年累月的觀察，他發現凡是記憶力超群的人，眼睛都很大，而且外突。由此，他幼小的心里產生了一個想法：是不是性格能力具有某些共同點的人，在外貌上也有相似之處呢？ 長大以后，他到維也納當了一個內科醫生，熱衷于人體解剖，憑借精湛的醫術很快就在維也納聲名鵲起，成了遠近有名的內科名醫。但是他有一個奇怪的愛好，那就是像接見小戰士的老首長一樣，喜歡摸人腦袋。 之所以有這個奇怪的愛好，就是因為小時候在他心里扎根的那個奇怪的想法——人的性格能力的共同特點，與外貌特征必然有某種聯系。 為了驗證自己的想法，使猜測成為有客觀依據支撐的科學理論，他進行了準確的分類研究，比如摸胃腸病人的腦袋、摸孤兒的腦袋、摸死刑犯的腦袋、摸警察的腦袋......別人見面握手，他見面摸人腦袋。經過堅持不懈的研究，他倒是也發現了一些論據，比如許多盜竊犯耳朵上方的顱骨一側的同一區域都有隆起，于是他認為所有的盜竊犯都有這樣的特征。高爾不但研究活人的顱骨，還收集死人的顱骨，搞得整個維也納都知道他喜歡摸腦袋，以至于當時有許多人立遺囑的時候特意聲明：“我死后要保護好的腦袋，不要讓它成為高爾的研究對象。” 隨著時間的流失和研究的深入，高爾逐漸推演出了一套后來被稱為顱相學的學說。在對研究個案進行總結的基礎上，高爾提出，人的個性和智力可以被簡化成27種能力，比如繁殖能力、勇敢、智慧、狡猾、自尊、文學等，這27種能力在大腦上都有相對應的區域，不同區域的發育程度不同，包裹大腦的顱骨就會顯示出相對應的特征，哪一個區域發展得好，相對應的顱骨就會隆起，哪一個區域發展得不好，相對應的顱骨就會凹陷。 此前，西方雖然也有相人術、相面術，但是它們都沒有什么現實依據，太唯心主義，有現實基礎的顱相學橫空出世之后，迅速風靡，吸引了很多鐵桿粉絲，前面提過的夏洛特·勃朗特、愛倫坡、柯南道爾、維多利亞女王等人，都是顱相學的支持者。然而，教會也因顱相學的唯物主義色彩，而對它發起了抵制，將高爾的著作列入教會的禁書目錄，禁止他發表公開演說。 于是，高爾離開維也納，移居到了巴黎，在這里，一個叫施普茨海姆的熱情粉絲登門拜訪，情愿追隨高爾，當他的副手和秘書。從1804年到1825年，兩人的合作時間長達20多年，先后出版了多部相關著作，擴大了顱相學的影響力。 任何一種學說都不是絕對沒有漏洞的，難免會出現一些特殊情況。19世紀20年代，一個名叫理查德·博森的著名學者去世，此人以驚人的記憶力和判斷力而聞名，死后，他的顱骨成為高爾和施普茨海姆的研究對象。按照顱相學的說法，聰明人的顱骨比笨蛋的顱骨薄，然而解剖結果證明，理查德·博森的顱骨甚至必大多數被解剖者的顱骨都厚。當時有一則報道做出了這樣的評價：“（這起事件）令所有的顱相學家驚慌失措，令所有的傻瓜大受安慰。”有人就此詢問高爾的意見，高爾說：“我不能理解那么多知識是如何進入這個顱骨的，但是我可以理解的是，一旦知識進去，就出不來了。” 1828年，高爾去世，顱相學家認為解剖他的頭顱是理所應當的，這也是對顱相學開山祖師最好的紀念。解剖結果令所有人大吃一驚：高爾的顱骨也很厚，與理查德·博森的相比并不遜色。 2 高爾去世之后，他的助手施普茨海姆出任顱相學門派的掌門人。 兩人有過長期的合作是事實，但是有過激烈的爭論也難免。有意思的是，之所以產生爭執，是因為對人性的認識不同。一方面，高爾認為長啥樣就是啥樣，腦袋里長了什么東西就是什么人，繁殖能力區域太突起就一定是色鬼，而施普茨海姆認為先天的東西并不是不能改變的；另一方面，高爾研究顱相學的目的是想把它變成一門科學，更像一個學者，而施普茨海姆則想把顱相學變成有商業價值的東西，如果說高爾是產品研發者，施普茨海姆就是市場營銷者。 一個偶然的機會，施普茨海姆認識了蘇格蘭顱相學家喬治·庫姆，兩人一拍即合，很快走上了推銷顱相學的道路，在市場營銷的道路上四處征戰，開疆拓土。他們來往各國，經常做巡回演出，在一些演示中，他們利用磁鐵為道具，當磁鐵經過人腦的“崇拜區域”時，被實驗者馬上對實驗者表現出崇拜的神色，當磁鐵經過“貪婪區域”時，被實驗者則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掏實驗者的口袋。顯然，被實驗者是托兒，但是觀眾依然看得如癡如醉。隨著顱相學的傳播，施普茨海姆和庫姆成了美國和歐洲的知名人士，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甚至邀請他們出席重大典禮。 施普茨海姆去世之后，他的顱骨同樣被當成了研究對象，被解剖之后，人們再次驚異地發現，他的大腦居然重達1.6千克，遠遠超過人體的大腦均重。這么重的大腦有什么具體的研究價值？大家并不知道，也沒有人關心，但是很多人由此對顱相學產生了更為濃厚的興趣，顱相學的名氣也因此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有資格從施普茨海姆手中接過大旗的，除了庫姆再無其他人選。庫姆的營銷才能并不次于施普茨海姆，當時他在歐洲和美國建立了45個顱相學研究協會，發明了一些測量顱骨的專業器具，編寫的《人的構造》在19世紀與《圣經》和《天路歷程》齊名。據說在19世紀的美國，這三本書是每一個家庭的必備書。 庫姆雖然致力于顱相學的商業化，但是他并不是唯利是圖的人，而是一方面用顱相學賺錢，一方面用顱相學推動社會改革，比如教育改革、精神研究改革、獄政改革等。美國的種族歧視者企圖讓他從顱相學的角度證明黑人低人一等，天生就是劣等種族，庫姆拒絕這樣做，認為黑人和白人一樣都是平等的；還有人企圖讓他證明女性在情感和智力方面劣于男性，他也拒絕了，堅決抵制將女性劃分為二等公民的行為，針對這一點，《波士頓婦女雜志》說，在提升和改善女性社會地位的問題上，顱相學的力量僅次于基督教。 1858年，顱相學的第三任掌門人庫姆去世。 3 繼庫姆之后，出任顱相學掌門人的是福勒·奧森、福勒·洛倫佐和薩繆爾·威爾森。奧森和洛倫佐是兄弟，威爾森是他們的姐夫。三人聯手創立了“福勒和威爾森家庭公司”，在商業化的道路上更進一步，把顱相學徹底變成了“通過頭皮扒取錢財的科學”。他們發明了許多測量顱相的量具，出版了很多關于顱相學的書籍，其中，配有豐富插圖的《顱相學自我指導》一經出版，立刻成為紅極一時的暢銷書。此外，他們還在美國的許多城市建立了連鎖式的顱相學營業廳，僅紐約的顱相學陳列室就收藏了幾千個顱骨。 福勒和威爾森家庭公司對當時美國的社會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政治家要參與競選，必須請顱相學家鑒定腦型，看是否具備從政能力；公司招聘，面試者必須被鑒定腦型，看是否對公司忠誠；老丈母娘看女婿，未來的姑爺必須被鑒定腦型，看是否值得依靠；到孤兒院領養孤兒，院方必須鑒定收養人的腦型，看是否有愛心……為了使孩子將來成為有用之才，許多人用木板和繃帶把嬰兒的頭顱綁成固定的形狀；顱相學家認為有些人犯罪是因為大腦的暴力區域發達，于是司法人員就用特制的工具按壓囚徒頭上的特定區域；比如當時紐約的《太陽報》上有這樣一個招聘廣告： 急招男性學徒，身體強壯，年齡不超過15歲，可以學到一門深奧但是有用的手藝，應聘者必須帶一份福勒和威爾森公司的顱相鑒定報告。 對顱相學趨之若鶩的眾多粉絲當中，著名詩人沃爾特·惠特曼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由于對顱相學的鑒定結果尤其滿意，惠特曼先后5次把這份報告印在詩集《草葉集》上。不僅如此，他還在《草葉集》當中多次提到顱相學術語，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評論家不明白《草葉集》當中為什么會反復出現16和164這兩個數字，后來才知道這兩個數字竟然只是一本顱相學著作當中的兩節。 在柯南道爾的《巴斯克維爾的獵犬》當中，顱相學愛好者詹姆斯·莫蒂斯教授這樣評價福爾摩斯的頭顱： 福爾摩斯先生，我對你有很大的興趣，我從來沒有見過腦殼像你這么長的顱骨，你介意我摸摸你的顱骨嗎？在得到你的顱骨之前，你的顱骨模型對任何人類學博物館來說都是貴重的。我得承認，我垂涎你的顱骨。 4 作為一種曾經風靡一個多世紀的學說，顱相學為什么后來會漸漸失去信徒，丟城失地，變成和占星術、觀相術一樣的偽科學呢？ 首先，顱相學的理論基礎是有問題的。眾所周知，人的性格和能力的潛力是無限的，而顱相學歸納的僅僅是一些普遍化的東西，用表象化的東西去解釋復雜的大腦構造，顯然是行不通的，而且顱相學的論證方式也是有毛病的，是循環論證的。比如說：一個富豪和一個乞丐的命運為什么不一樣呢？因為富豪腦部的貪婪區域是凸起的，乞丐腦部的貪婪區域是凹陷的；那么，怎么能確定貪婪區域在哪里呢？富豪腦部的某個區域是凸起的，乞丐腦部的某個區域是凹陷的。遇到對自己的學說有利的事例，顱相學家就大肆宣揚，遇到不利的事例，他們則選擇沉默或者巧言令色地詭辯，而不是從科學角度給予說明。 按照顱相學家的說法，在數學方面有突出才能的人，大腦前額的某個區域比一般人的大，然而，鑒定了數學家笛卡爾的顱骨后，施普茨海姆發現結果恰恰相反，對此，他的說法是“笛卡爾或許并不像我們認為的那么偉大”。1873年，幽默小說作家馬克·吐溫訪問倫敦，與顱相學家洛倫佐會面，經過鑒定，洛倫佐發現馬克·吐溫的“幽默區”不是凸起的，而是凹陷的，他的說法與施普茨海姆如出一轍，“或許馬克·吐溫并不像我們所認為的那樣幽默”。法國生理學家馬戎第對數學家皮埃爾·拉普拉斯非常崇拜，妥善地保存著他的大腦，為了驗證顱相學的真偽，馬戎第邀請施普茨海姆鑒定拉普拉斯的顱骨，但是他悄悄地做了一些小動作，用一個低能者的顱骨替換了拉普拉斯的顱骨，結果，施普茨海姆居然給出了一個評分很高的鑒定報告，于是，馬戎第在《人類生理學初論》當中提出，顱相學只是一門偽科學，應該被徹底摒棄。 其次，隨著腦科學研究的發展，客觀的科學依據給了顱相學致命一擊。19世紀的腦機能研究者弗盧龍，做過一些腦組織切除對動物行為研究影響的實驗，經過總結，他在《評顱相學》當中，提出了一個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更加嚴謹的結論：顱骨厚度隨著部位的變化而不同，顱骨的輪廓與腦輪廓并不是對應的，不是說大腦長什么樣，包裹大腦的顱骨就必然是什么樣。 “內憂”加上“外患”，顱相學逐漸被人們淡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即使如此，顱相學的歷史貢獻還是有的。在它之前，人們傾向于相信心是思考器官，而顱相學家認為大腦才是思考器官，在人類歷史上，這無疑是前進的一步；另外，顱相學家認為人的心理特征是可以測量的，在個體差異觀念的指導下，為了記錄和評價個體的不同能力，他們精心制作了一些量化數據，這就為后來的差異心理學和人格心理學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在今天看來，顱相學是荒誕的，但是有時候顱相學家也會誤打誤撞地做出一些精準的測算。1906年，一個顱相學家給一個4歲的小男孩鑒定顱骨之后，說這個小男孩將來在食品工業領域將會做出非凡的成就，后來證明果然如此。這個小男孩叫雷·克洛克，即麥當勞的創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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