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帝國“維和”記｜事象

cat1208 2016-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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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ONHISTORY

唐代閻立本《步輦圖》，描繪唐太宗李世民接見吐番使臣祿東贊的場面。

文｜程萬軍

摘編自《誰主東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從世界地理角度出發，現在人們大多習慣了“文明三分法”：大陸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實際上，這種分法強調了地理，忽視了人文，過于簡單。

世所共知，漢唐中國既是大陸國，也是當之無愧的海洋國。秦人徐福遠航日本，唐朝戰船與日本船在白江口海戰，都記載了中國作為海洋國家的輝煌。

徐福殿位于山東省膠南市瑯琊山

回顧那段歷史，這不僅僅是一個國家屬于大陸文明還是海洋文明的問題，也不止于有無海權觀念，更重要的是這個國家的世界人文認知度，其文明能否“出口”，漂洋過海，成為區域、洲際乃至世界的中心。

大唐戰船，虎踞東洋

中國史書中，對這場發生于7世紀的海戰記載不多，但這場海戰對東洋格局及日本國家戰略的影響，不亞于20世紀的太平洋戰爭。

古代東洋跟現代東亞的格局差不多，擁有“大三國”——中、朝、日。而大三國中，又有“小三國”。中日兩國第一次戰爭，就緣起朝鮮的“三國演義”。

7世紀，朝鮮半島形成高句麗、百濟、新羅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雖然這三國都與大唐建立了冊封關系，但是遠近親疏不同。百濟因受到高句麗和新羅的威脅，想借日本之力進行對抗。而新羅則向中國示好，意在投靠大唐一統朝鮮半島。

東洋“大三國”的座次怎么排？7世紀中葉的這場較量給出了明確答案。

7世紀中葉，朝鮮半島紛爭升級。655年，高句麗與百濟聯合進攻新羅，新羅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授大將蘇定方為“熊津道大總管”，率水陸聯軍前往救援，聯軍大敗百濟，俘獲國王義慈。百濟遺臣擁戴王子扶余豐為王，兩次遣使日本朝廷，請求援助。

此時日本已拉開“大化改新”的帷幕，羽翼稍豐，自我感覺不錯，欲一現鋒芒，于是應邀參戰。663年8月17日，唐將劉仁軌、杜爽帶領戰船170艘列陣白江口。

白江口又稱白村江，就是現在韓國錦江入海口，地處中國和日本中間地段，既是東洋戰略要地，又頗具“執東洋牛耳”的象征意義。

直面白江口，“初生牛犢”般的日本勢在必得。8月27日，日本援軍萬余人分乘戰船千艘，在這里與“虎師”唐朝水軍不期而遇。

當時雙方的實力對比，大唐水軍7000余人，戰船170艘；日軍水兵萬余，戰船1000多艘。日軍在人、船數量上多于唐軍，但大唐水軍船堅器利，武器裝備優于日軍。如此各具優勢的兩支水軍交戰，會出現怎樣的結果呢？

對于這次戰斗，中日朝的史書都有記錄。朝鮮史書《三國史記》對這場關鍵戰役進行了細致描述：“此時倭國船兵，來助百濟。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濟精騎，岸上守船。新羅驍騎，為漢前鋒，先破岸陣。”

這場戰役的唐軍主將劉仁軌是高宗時期的一位老臣，年屆60。雖然是文官出身，但這位臨危受命、初披海軍統帥戰袍的老臣對日作戰仍底氣十足。

戰役一共分兩個回合。第一回合中，劉仁軌采用以逸待勞的戰略戰術，以旺盛的士氣，率戰船陣列于白江口，不怒自威，輕而易舉地使日軍“不利而退”。

第二回合是決戰。戰前日軍諸將與百濟后主扶余豐商討對策，意圖依仗兵力優勢沖殺速勝。不料，戰斗打響后，唐軍不僅沒有被日軍“人海戰術”和“船海戰術”沖垮，反而采取迂回包抄戰術將其瓦解。

劉仁軌指揮唐軍利用戰船高大堅固的優勢，將日軍的船只左右夾住使其不得回旋，再施以火攻，焚日軍之戰船400多艘，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在整個戰役中，無論戰略還是戰術，日軍全處下風。他們先是盲目冒進，8月27日剛至白江口就與嚴陣以待的唐軍交戰，被迫“不利而退”。次日僅憑一股蠻勇，毫無秩序地向早已列成“堅陣”的唐軍沖擊，結果在“須臾之際”慘遭失敗。

最后決戰中，日軍大將樸市田來津戰死，百濟后主扶余豐逃亡高句麗。殘軍皆投降，百濟復國化為泡影。

白江口戰敗后，日本天皇深恐唐朝與新羅軍隊一鼓作氣趁勢進攻日本本土，于是花費巨資，先后構建了四道“衛國”防線。然而，唐朝軍隊見好就收，止步朝鮮，并沒有得隴望蜀，日本本土幸免被染。

這場戰役決定了朝鮮政治走勢和東亞地區的政治格局。百濟滅亡后，唐朝又助新羅聯軍攻高句麗。705年，朝鮮半島終于按照唐朝意愿統于“親唐”的新羅政權之手。

白江口戰役雖然未對日本本土產生威脅，但在國家戰略上，對日本的影響卻不比朝鮮小。這是日本與中國的第一次直接較量，面對強盛的大唐帝國，戰爭的慘痛教訓，促使日本當政者清醒，有了自知之明，國家戰略也發生了重大轉折——由對外進攻轉向內斂發展。

白江口戰役前，日本已經派遣過4次遣唐使。戰后，日本不僅沒有中斷與中國的外交交流，反而加強了關系，派出遣唐使的頻率、使團規模都遠遠超過戰爭之前，人數船只往往是戰前的兩三倍。這一時期中日間的文化和經濟交流最為興盛。

如果說戰前日本遣唐使到中國還有幾分自大傲慢情緒，戰后再來中國卻是畢恭畢敬，傾力學習唐朝文化，甘心做“準藩屬國”。

唐乾陵高宗李治述圣紀碑，又稱七節碑。是武則天親撰、其子中宗李顯書丹，為唐高宗歌功頌德的一通功德碑。立于司馬道西側，與無字碑東西相對。

665年，日本遣使參加大唐泰山封禪。669年，日本派河內鯨為“平高麗慶賀使”前往唐都長安，祝賀唐軍在朝鮮半島的徹底勝利。戰敗國祝賀對方戰勝自己，也堪稱千古奇事。

這一方面說明中國盛唐在東方擁有無可撼動的強大實力，另一方面說明在比自己先進、強大的文明面前，日本采取現實主義，一邊奉唐朝為東洋之主，一邊潛心取唐之長、補己之短。

當然，其時的中日兩國古人無法料到，一千余年后這“白江口”戰役一幕，會在東洋歷史中兩次上演（甲午海戰和太平洋戰爭），中國和日本先后失去了東洋主導權。

唐朝軍隊橫掃東亞

以李世民為代表的“盛唐皇帝”，擁有“一般中國皇帝”所不具備的很多氣質，尤其是較之其他的中國皇帝，李世民是個極其“外向”的皇帝，他的視野是沒有“圍欄”的。他并不認為中國皇帝是關起門來“自稱一統”的，而是應該做名副其實的“天下共主”。

中國歷朝歷代皇帝若干，何以出現李世民這個別具一格的“準世界大帝”？

有人認為，這是李世民的“血統”造就的。李姓雖屬華夏大姓，但據傳李淵家族因處西涼，是帶有半個“鮮卑”血統的胡化漢人。后世曾為“李氏是漢是胡”爭論不休，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具有胡人血統的中國皇帝多矣，為何獨李世民創造了不一般的輝煌？

李世民所仰仗者，不是胡人的蠻力，而是大唐“底氣”。什么是大唐“底氣”？那就是超級大國——政治大國、文化大國、人才大國、軍事大國、經濟大國。

政治大國。政治大國軟硬兩方面的實力，當時的唐帝國都具備。“三省六部二十四司長官共議國事”的文官制、不設定門檻和考試范圍的自由科舉制將封建政治制度推向最具活力的成熟英年。當時，唐制不僅引來近鄰日本、朝鮮效仿，就連西方歐洲國家也對唐朝政治制度產生了極大興趣。

文化大國。政治上的成熟，必然帶動文化的自信。中國文化產品大量出口海外，大唐成為舉世公認的東方第一“文化大國”，被各國才子“追求”。

人才大國。從政治到文化、軍事，唐朝各個領域都有胡人以及海外人士的加入。大唐帶出了大批“世界學徒”，唐都長安成為世界各國留學生的首選之地，師從“漢才”就等于跟上了世界先進步伐。各國都到“東土大唐”取經，因為大唐握有煉成“世界先進文明”的“真經”。

經濟大國。唐朝極盛時人口約8000萬，他們最高曾創出占到世界經濟總量六成的GDP。

軍事大國。一個能發揮領袖作用的大國，必然是政治、文化與軍事齊頭并舉的大國。大唐擁有吞吐天下的軍事自信。

延展來看，唐軍有什么“過人之處”？

首先是強大的國力和繁榮的經濟為這支軍隊提供了強大保證，從而力保裝備精良，馬匹充足。

唐軍的裝備極好，安史之亂前，價格昂貴而又極易損壞的“唐樣大刀”（橫刀）是士兵的標配，制造工時為三年的強弓人手一把，就連步兵也會裝備馱馬以提高機動能力，而重騎兵除了人馬皆著鐵甲，更是裝備了耗時十五年才能完成一把的馬槊（護具）。

玄甲軍是李世民手中最鋒利的一把劍，盛唐時代安西都護府的唐軍從來沒有超過3萬人，但卻控制著西域近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震懾著大大小小數十個國家，并還有余力數次主動進攻阿拉伯帝國，唐軍的強悍可見一斑。

其次，唐軍戰略與戰術的巨變。唐朝改變了步兵防御為主的傳統作戰方式，而以騎兵為主要作戰方式，主動出擊，防御戰改為攻擊戰。還有就是唐軍武器也比較先進，攻堅戰能力和野戰能力都為一流。

最后，在士兵構成上，盛唐時代軍隊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士兵素質極高。盛唐時期的主力部隊士兵主要由關中良家子和胡人年輕貴族組成，良家子即有田地和家人、品行良好的年輕人。

他們大多接受過儒家教育，有強烈的國家認同感和榮譽感；而胡人青年貴族們大多對強大的唐王朝有一種近乎宗教信仰般的崇拜，他們試圖通過拼死作戰來獲得唐皇對他們的肯定。良好的生活環境也使士兵們擁有良好的體能。

具有“過人作戰能力”和“維和功能”的唐軍助盛唐皇帝贏得了世界區域盟主的地位。中國皇帝也以“天可汗”身份“出兵維和”。21世紀“山姆大叔”干的活兒，7世紀“李家大叔”早就干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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