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禎選拔人才的嘗試 “枚卜”選才 崇禎元年，不怎么費力的扳倒魏忠賢后，崇禎開始調整內閣輔臣，黃立極等魏忠賢時期的四位內閣大學士就有必要離開了.按照慣例，崇禎帝命各部門主要負責人，所謂九卿，依例共同推舉新閣員。大臣們一共推舉了十人，一般皇帝只要按照廷推的順序畫定最前面的三四個人就可以了。但崇禎帝不愿意按照老一套的程式陷入朝臣們設定的圈套。可是他根本弄不清楚朝中大臣的基本情況，誰個賢，誰個劣，僅憑書面上官樣文章的履歷材料是無法判定的。既不能自己判斷，又不愿讓朝臣們代為判斷，最后他想出了一個聽天由命的辦法，舉行了多年沒有實施過的所謂“枚卜”大典，就是通過抽簽的方式來確定哪個人入選。枚卜”大典中，崇禎抽中了南京吏部侍郎錢龍錫、禮部侍郎李標、禮部尚書來宗道、吏部侍郎楊景辰，后來又多抽兩人禮部侍郎周道登和少詹事劉鴻訓。當天皇帝就做出任命，所抽到的六個人全部授禮部尚書銜兼東閣大學士，參預內閣機務。后來的事實證明，崇禎帝的手氣并不算好。他靠著天意抓到的新一屆內閣中，大多是些昏昏碌碌的庸才。崇禎帝對于朝廷中地位僅次內閣大學士的六部尚書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在明代被合稱為“七卿”），以及侍郎、副都御史等佐貳大僚，也進行了幾次調整，主要是清除閹黨孑遺。 “特簡”選才 最初是在崇禎2年（1629）末簡任了成基命，不久又以周延儒、禮部尚書何如寵、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錢象坤3人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3人中以周延儒的資歷最淺、職務最低，但在入閣的順序中卻處在第一位，這表明崇禎帝對于周延儒還是情有獨鐘的。到崇禎3年（1630）的九月，在內閣中位居周延儒之前的成基命退休，才40歲出頭的周延儒終于成為明代歷史上最年輕的首輔之一。 打破官場傳統，破除只從翰林選輔臣的慣例，從地方官，或是外臣選擇內閣人才。 崇禎七年（1634）前后推出的措施就有：從知縣、推官中選拔人才入翰林院；不拘資格任用科道；內閣大學士兼用朝臣和外臣；破格起用特殊人才等等。這些改革大體是為破除多年來用人只重進士、進士中又特重翰林詞臣的陳規。因為進士也罷，翰林也罷，只不過是《四書》爛熟，文章優秀而已，并不見得就有經邦治國之才。而明代歷年“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既壓抑了各方面的人才，也使得政府高級官僚長期脫離實際，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為了改變這種局面，崇禎帝一面命令直接從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地方官員中選拔人才任翰林院的編修、檢討，以改變翰林院的結構；一面從沒有翰林經歷的官員，特別是由知縣、推官起家的官員中遴選內閣輔臣。崇禎八年（1635）他首次任命知縣出身的張至發為內閣大學士，以后任用的地方官出身的閣臣還有薛國觀、程國祥、范復粹等數人，其中張至發、薛國觀、范復粹都作過首輔。 為選拔軍事人才，抬高武舉人的地位 明朝的科舉制度文武并行，武科同樣有生員、舉人的名目，武舉還3年一次參加會試。但由于明代一向重文輕武，武生、武舉的社會地位根本不能與文科的秀才、舉人們相比，而且武舉通過會試后也只是酌情授予武職，不給進士的名分。在天下刀兵紛紛，急需軍事人才的情況下，崇禎帝覺得，這個武選的制度也該改一改了.還是在崇禎4年（1631），武舉會試，武場考試中能揮動百斤大刀的只有徐彥琦和王來聘兩個人，但發榜時徐彥琦卻因為文場考試成績不佳而沒有中選。崇禎帝了解到這個情況后大為惱火，天下軍情孔急，正是需要將才的時候，而主試者卻還是固執于重文輕武的舊規，選拔武士居然也以文章為主。他把主考的兩位詹事府詞臣楊世芳、劉必達逮捕嚴辦，同時下令重新舉行會試。這一次的做法以后成為定例，武會試以刀馬騎射的武藝為主，文辭為輔。為了提高武科的地位，崇禎帝還決定從這年起，武會試之后增加殿試，同文科一樣授予中試者進士及第、進士出身、同進士出身的功名。能耍大刀的王來聘于是成為明朝的第一位武狀元，當即被授予副將職銜（在武職中僅次于總兵官.即便能耍得大刀，射得好箭，也未必就真是將才，何況武場的考試積弊多年，管理松弛，從來等同兒戲，耍刀射箭的武藝也不見得是真的。崇禎7年（1634）秋天的武選會試就搞得烏煙瘴氣，第二場考步射，正趕上刮起了大風，射中的極少，監試官就提請只要中一箭的都算合格。有人說，考騎射的場面更加令人吃驚，許多人都是讓仆人牽著馬跑到靶子前面，用手把箭插在靶子上。如此武藝怎么能對敵作戰呢？因而崇禎年間偶有一兩個能打仗的將領，大多是行伍部卒出身，很少有武舉、武進士起家的。這一番武試革新同樣毫無成效可言。 特簡考試 崇禎七年六月里，他主持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特殊考試。他在中左門平臺召集全體卿貳大臣及翰林、詹事等詞臣，每人分發一份提本或奏本，以及兩張紙箋，要他們各自擬寫一旨，一張草稿，一張謄定，全部上交。第二天，他在試卷中選出禮部尚書姜逢元、禮部侍郎陳子壯等9人，命吏部把他們的履歷材料一同上報。這時內閣中有4位大學士在任，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崇禎帝的這個舉動顯然是要通過親自考核再選幾名閣臣。幾年來他基本上按照自己的意圖特簡閣員，不采取會推的方式，但每次特簡都是根據平常印象或是一時興起，這一次卻用了考試的形式，確實又是一種制度上的革新。 太監監軍制度 崇禎帝在剛剛即位后就撤除了全部監軍太監，一直被朝臣和士民們當成英明天子善政的一個重要部分。但隨著他對朝臣的日益失望，到了崇禎4年（1631）秋天，這種引起官僚層極大不滿的監軍制度又被恢復，而且派遣人員之多超過了魏忠賢專權的時期。朝臣們當然要集體抗議，崇禎帝卻咬牙堅持，表示自己出此下策實在是由于文武百官太無能太腐敗。君臣之間在這個問題上的沖突始終沒有真正和緩下來。吏部尚書閔洪學以百僚之長的身分率領全體朝官公同上疏，反對內臣參預軍政。崇禎帝為此召見群臣說：“如果你們都能殫心竭力為國效命，朕又何必用那些內臣呢？”于是一項一項逐一指責朝臣的僨事與無用。朝臣竟然也無言以對。崇禎八年七月十五日，下詔撤回監視總理內臣，只有京師營兵及關、寧保持原來一樣。崇禎十七年二月二十日，派內臣高起潛、杜勛等十人監視各邊境及近畿各要害位置。 崇禎帝剛繼位，利落的處置了依附于皇權下的奴才魏忠賢。從此，他以為只要處理好遼東問題，便可標志著明朝在他手里實現了中興。至于天啟皇帝留給他的西北旱災和民變問題，是沒有擺到崇禎眼前的。崇禎慢慢調整幾十年沒有變過的官員升遷規則，希望能夠找到他想得到的肱骨之臣。 軍事方面的將領挑選，崇禎是成功的。除了袁崇煥是被處死的，剩下的基本都戰死沙場，祖大壽和洪承疇因為處于絕境，最終堅守無望而降。崇禎求治心切，有急功之心。洪承疇和孫傳庭本來主張緩慢堅守，結果朝廷不停催促，結果失敗告終。他被稱為“烈帝”，除了“國君死社稷”這一行為外，還體現在幾個方面。御下及嚴：崇禎十一年，后金騷擾京師后，崇禎用五大法案處死36人，其他低級官吏不算。這樣懲罰的結果是到后期，閣臣們越發謹慎辦事，事事仰仗皇帝自己的旨意，重大問題互相推諉。一旦情況允許，便用軍事力量解決問題。遇到挫折以后才會考慮“款”和，并且不愿意把這種意思大方表現出來。鎮壓農民軍稍稍有成效的時候，楊嗣昌幾次暗示可以和后金討論談判事項，崇禎都不置可否；還有一方面就是通常說的“剛愎自用”，這一點更多時候，是好處多。楊嗣昌，盧象升，陳新甲，楊鶴陳奇喻，等等在前線的將領，每次都有言官或是朝臣的攻擊。崇禎“奪情”啟用楊嗣昌這一舉動，便招致了人們猛烈地攻擊，其中最出名的便是劉宗周：國家無人可用，也不能用不守孝之人。至于，有誰可擔當重任，那就不是他們關心的事情了。崇禎能堅持時刻挑刺的情況下，不為所動，堅持發揮他們的作用，沒有“剛愎”是不行的。 崇禎喜歡聽有具體措施的奏折，或對時政問題的分析，并且不拘一格提拔人才。崇禎二年，京師被圍，眾人焦急萬分，卻拿不出對策。吏部左侍郎成基命只是提議了啟用孫承宗。崇禎便提拔 成基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左懋第上書講“：我在運河沿岸辦事一年，經常召見父老鄉親詢問他們的疾苦，都說到練餉的害處。三年來，農民在田野里抱怨，商旅在路途上叫苦，這么重的攤派，所訓練的又是怎樣的部隊呢？部隊在哪里呢？剿滅盜賊，守衛邊疆，效果體現在哪里呢？干什么使民心瓦解到這般境地呢？”又講“：我去年冬天到宿遷碰到漕臣史可法，他講到山東一石米值二十兩銀，而河南竟貴到一百五十兩，漕運儲備很有欠缺。朝廷的意見不收折算的錢物，要收取實物田賦。現在淮州、鳳陽一帶小麥豐收，如果收取山東、河南的錢物換成小麥轉運，豈不是非常有利的事？過去劉晏制定過轉易的辦法。今年黃河以北大豐收，山東東昌、兗州二府也好收成。假如拿出國庫銀二三十萬兩撥給那里的有關部門及時收購，對于國家財政是有利的。”崇禎帝立即命令討論實施。懋第幾經升遷，做了刑科左給事中。大臣一旦入了崇禎的眼睛，便非常信任。楊嗣昌因為對農民軍提出的策略和效果顯著，崇禎非常信任。直到李自成張獻忠再次造反，楊嗣昌掛帥，他無論提什么要求，崇禎都是照批，有了勝利消息，便直接獎賞。 相對于前線將領的選擇，內閣閣臣和首輔的選擇卻是不怎么樣。溫體仁個周廷儒是在閣時間最久的兩位，兩個人都是庸人一個，事事無意見，刻刻沒想法。這顯然不是崇禎朝這個多事之秋該有的能力。閣臣換了五十多位，不知道是真沒有張居正于謙那樣的能臣，還是崇禎最終沒有找到合適的方法去挖掘人才。可能是前者吧。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真有的話，崇禎會對他很信任的，不會出現張居正那樣的結局，自己的改革措施被全盤推翻。 崇禎性格中還是有一點猶豫因素的，比如太監監軍問題，崇禎兩廢兩立。在陳新甲議和，調吳三桂保衛京師，以及“南遷”等重大時刻處置不果斷，結果喪失戰機。 崇禎處理內政上基本沒有什么成效。西北地區連年旱災蟲災，崇禎注意力集中在遼東，除了四年賑災15萬兩一次記錄，便再沒有任何具體行動。陜西省是起義軍的源頭，活動的范圍也比較小，主要是在省內。偶爾出省騷擾山西河南湖北四川。并且在省內也是不成氣候，屢屢靠假投降求生。或者正是因為在崇禎看來這不是個事，所以不值得去考慮災區人們的情況。反而又加遼響150萬兩，為遼東做點貢獻。張獻忠曾在襄陽打地主，一次放款50萬，李自成在洛陽把福王煮了以后，放糧賑災。結果就是這兩個舉動，奠定了兩人的群眾基礎。崇禎如果大方一下，崇禎二三年把150萬遼響放在陜西賑災，哪有后面的起義軍搞事了，更不會有剿餉。到后來，邊關需要練兵，又一次加練餉730萬兩，這算是人禍吧。結果就在當年，河南山東等等也有了災害，連江南有了旱災，這個就是天災了。這兩個加一起，崇禎和那幫庸庸碌碌的臣子能應付了才怪。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