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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說《百合花》是茹志鵑的成名之作。作家寫這篇小說時，正值反右斗爭處于緊鑼密鼓之際，她的親人也未能幸免于此。面對冷酷的現實，她不由懷念起戰時的生活和那時的同志關系。于是，這象征著純潔與感情的“百合花”便在作家“匝匝憂慮”、“不無悲涼的思念”之中燦然開放，給當時文壇帶來一股沁人的清香。茅盾評價這篇小說是“我最近讀過的幾十個短篇中間最使我滿意，也最使我感動的一篇。” 《百合花》的成功主要在于作家在表現革命戰爭、軍民關系這類莊嚴主題時突破了當時流行的條條框框，顯現出清新俊逸的風格，令人耳目一新。 首先，作者選擇的人物都是普通平凡的戰士和老百姓，她們有血有肉、個性鮮明，與通常那種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顯然不同。小說中的小通訊員年僅19歲，參軍才一年。他涉世不深、天真質樸，不乏關心戰友、體貼群眾的愛心，又對生活充滿情趣，槍筒里常用樹枝和野花來點綴；他憨厚靦腆，與女同志一接觸便渾身不自在，但在危急關頭卻能挺身而出舍己救人。 另一個人物是俏俊的新媳婦，過門才三天，渾身上下洋溢著喜氣。她盡咬著嘴唇笑，好像忍了一肚子笑料沒笑完。這是一個極普通的農村婦女，她善良純樸，對“同志弟”有著樸素天然的骨肉情深，一旦理解了戰爭的意義，理解了小通訊員生命的價值，她便毫不猶豫地將自己唯一的最心愛的嫁妝敬獻出來。作者寫出這樣一個鮮亮的形象是想以“一個正處在愛情幸福之漩渦中的美神”來“反襯這個年輕、尚未涉足愛情的小戰士”從而譜寫出一曲“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 同時，小說的表現手法也有許多獨到之處。從選材上講，作者將戰火紛飛的戰斗場面推為背景，將小通訊員壯烈犧牲情景通過民工的敘述從側面表現出來，就連小通訊員第一次向新媳婦借被碰壁的沖突也是做暗場處理，不做正面描寫。作品僅僅截取幾個極為普通的生活橫斷面，從幾件平凡的小事中深入開掘，展開對軍民關系饒有詩意的描寫。 作者的構思巧妙，“她以那條棗紅底上灑滿百合花的假洋緞被面做為貫穿全文的線索，以純潔的百合花象征人物的美好心靈，使小說中的人物聯系起來，從而構成一個完整的藝術整體，從一個特定的角度揭示解放戰爭勝利的基礎和力量源泉，以小見大，意味深長。” 作者還擅長通過細膩而有層次的心理活動來刻畫人物。例如作品中的“我”在剛剛接觸小通訊員時，因趕路不及而“生起氣來”，然后又對他奇怪的保持距離的作法而“發生興趣”，以后是對小同鄉“越加親熱”，接下去是“從心底上愛上這位傻呼呼的小同鄉”，最后，“我”懷著崇敬的心情，“看見那條棗紅底色上灑滿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蓋上了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臉”。就這樣，小說通過“我”的一系列心理變化，由遠而近、由表及里、由淡而濃地刻畫和凸現了小通訊員動人的形象。 善于運用典型的細節描寫也是這篇小說的特點。如小戰士槍筒中插的樹枝和野花，他衣肩上的破洞，給“我”開飯的兩個饅頭，以及那條百合花被等細節都在作品中重復出現，前呼后應，這些描寫不僅渲染烘托出情境氣氛，而且極生動地反映了人物的神態和心理，使作品極富感染力，具有濃郁的抒情性。總之，這篇小說以樸素、自然、清新的筆調抒寫和贊美了人與人之間的最美好最純真的感情，創造出一種優美圣潔的意境，讀后令人久久難忘。 （執筆 陳依） 以《百合花》為例分析茹志鵑的小說特色 茹志娟1998年１０月７日在上海逝世。她在1958年春天寫了小說《百合花》，這篇美麗的作品40年來美麗了許多人的心靈。它被納入中學語文課本，所以我在14歲那年很幸福很激動地欣賞并咀嚼了它。 茹志娟因為寫了《百合花》，自己也成了一朵流芳百合，而百合這種名不見經傳的草本植物，因為茹志娟而變成千古百合，這都是真的。我覺得現在中藥堂里邊最動聽的藥名當推百 合，百合百合，細細品味兩遍，真是滿口噙香。 10月15日，茹志娟的葬禮在上海舉行。她的遺照披掛著白紗，這很容易使我想到一個純潔的靈魂正從百合花下悄然離去。她今年73歲，33歲那年寫了《百合花》，在此之前，她還寫過話劇劇本及《妯娌》、《關大媽》等短篇小說多篇，但影響不大?！栋俸匣ā分?，又寫過多篇：《高高的白楊樹》、《靜靜的產房》、《三走嚴莊》等，也未超過《百合花》。 真可以這樣說：百合一開四十年，茹志娟清香為百合。 1958年3月號的《延河》，溫潤的油墨香還沒有完全干透，讀者們就發現了這道清鮮的文學佐餐，他們爭相傳遞著一個信息：茹志娟的《百合花》值得讀。 為什么呢？因為以往戰爭題材小說往往穿著一個裁縫做的“鎧甲”，生硬裹住脆弱。雖然魯迅說過，無情未必真豪杰，但是在我國建國初期的文學作品中，談論情感二字的確很奢侈。 無法抒情，只好靠描寫緊張的場面來烘托主題。而《百合花》一反“常態”，柔軟細膩，剝開外衣，突出靈魂。要的是真性情。這樣，讀者的眼界一下子給擦新了、擦亮了。所以，當時的文學評論說：茹志娟是一個創新。 清新撲面，這樣的小說簡直不是寫出來的，是剛從山坡上采摘下來的，還帶著晶瑩的露水呢，嗅一嗅，鮮潤透腹。茹志娟是誰？人們關心她了，想探知她了。同年的《人民文學》第六期茅盾做了一篇《談最近的短篇小說》的文章，談的主要就是茹志娟的《百合花》。茅盾是帶著欣喜若狂的心情來評說的，我在這兒摘抄幾段，以饗讀者： “我所舉的那些例子中間，《百合花》可以說是在結構上最細致、嚴密，同時也是最富有節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寫也有特點，是由淡而濃，好比一個人迎面而來，愈近愈看得清，最 后，不但讓我們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內心。 “這些細節描寫，安排得這樣自然巧妙，初看時不一定感覺到它的分量，可是后來它就嵌在我們腦子里。 “一般說來，在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說里寫兩個人物，是不太容易處理的，但《百合花》的作者處理得很好。全篇共六千余字，開頭兩千字集中寫通訊員，然后引出第二個人物（新媳 婦），用了五六百字集中寫她，接著把這兩個人物交錯在一處寫，而最后又集中寫新媳婦可是同時仍然在烘托通訊員，因為讀者此時抑不住感動的情緒，一半是為了新媳婦，一半也是 為了通訊員———，主要是為了通訊員。 “我想，對于《百合花》的介紹，已經講得太多了，可實在還可以講許多。我以為這是我最近讀過的幾十個短篇中間最使我滿意，也最使我感動的一篇。” 茅盾不惜重墨，給我們評析了一篇經典作品，這在文學大家庭里也是一處感人的細節，而最感人的細節是《百合花》里邊19歲小通訊員槍筒里插的山菊花。這朵可愛的鮮花在戰斗打響之前還盛開在小戰士的槍筒里，戰斗一打響，花朵就不見了，小戰士也不見了，戰爭與和平，美麗和凄婉，茹志娟用她的筆輕輕一撥，便撥得這樣動人心弦。 我記得在中學里讀《百合花》時，老師拿出比平時多兩倍的課時，來品評這篇文章，而這個細膩的過程，我的女老師曾兩度流下熱淚。小戰士和山菊花，這個經典細節是在老師淚水的浸潤下而印入我腦海的。所以，快二十年的生活摩擦，它一直像塊銅像一樣璀璨。多年來我也在留心茹志娟，希望從報章中見到她的身影。她是怎樣的一個人呢？熱愛《百合花》的人們都在熱愛她，想知道她。尤其想知道她是怎樣創作《百合花》 的。 茹志娟說：“我寫《百合花》的時候，正是反右派斗爭處于緊鑼密鼓之際，社會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嘯平處于岌岌可危之時，我無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 不無悲涼地思念起戰時的生活，和那時的同志關系。腦子里像放電影一樣，出現了戰爭時接觸到的種種人。戰爭使人不能有長談的機會，但是戰爭卻能使人深交。有時僅幾十分鐘，幾分鐘，甚至只來得及瞥一眼，便一閃而過，然而人與人之間，就在這個一剎那里，便能夠肝膽相照，生死與共。 “《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也不是依據真人真事來加工的。但是小說里所寫的戰斗，以及戰斗的時間地點都是真的。著名的蘇中七戰七捷之一，總攻海岸戰斗 的時間，正是1946年的八月中秋。那時候，我確實在總攻團的前線包扎所里做戰勤工作。我在包扎所的第一個工作，也正是去借被子。入夜以后，月亮越升越高，也越來越亮，戰斗 打響了。最初下來的，都是新戰士，掛的也是'輕花’。越到戰斗激烈，傷員下來的越少，來的卻都是重傷員。有時擔架剛抬到，傷員就不行了。擔架就擺在院子里，皓月當燈，我給他們拭去滿臉的硝煙塵土，讓他們干干凈凈地去。我不敢揭開他們身上的被子。光從臉上看去，除了顏色有些灰黃以外，一個個都是熟睡中的小伙子。我要'看見他坐起來，看見他羞澀的笑’。這種感情確乎是在真實的生活中就有的。我就著那天上大個兒的圓月，翻看著他們的符號，記錄他們的姓名，單位。心里不可遏制地設想著他們的家庭，親人，朋友，他們生前的種種愿望，在他們尚有些許暖意的胸膛里，可能還藏有秘密的、未了的心事……此時此地，此情此景，實在用不著小本本，即便有，也是無從落筆。它們就這樣刻在我的心里了，直到現在，清晰度仍然很好，毫不受歲月的干擾。 “記得大概是在萊蕪戰役吧！不知為了什么事，在一個夜晚，我跟一個通訊員要去最前沿。走之前，那位帶路的通訊員告訴我，我們要通過相當長的一段開闊地帶，敵人經常向那里 打冷炮，要我注意有時要彎腰前進，但不要慌。他不講倒還好，這一番交待，倒使我有點緊張起來。就打定主意緊跟住他，他貓腰我貓腰，他走多快我走多快。反正絕不在一位戰士面前，丟女同志的臉?？墒且簧狭寺?，他卻不愿意我傍著他走，要我拉開距離。拉開距離的意思我懂，是為了減少傷亡，這也是軍人的常識。但是走在這一片一無莊稼，二無樹木，無遮無掩的開闊地里，敵人的炮彈又不時地、呼嘯著飛來，我不能自制地要往他旁邊靠，在他旁邊，就好像有一種安全感?？墒撬豢匆娮呓?，就加緊步子往前跑，他一跑，我就在后緊追。于是在星光之下，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在怪叫的炮彈當中，我和他兩個人，默默無聲地展開了一場緊張的競走比賽。走得兩個人都氣喘吁吁。不過一旦當我實在喘不過氣來，掉了隊，落在他的視野之外了，他就會走回頭來尋我。這位通訊員的面貌我已記不得了，我為什么要去前沿也記不得了。記憶的篩子?。“汛髺|西漏了，小東西卻剩下了，這本身就注定我成不了寫史詩的大作家。奈何！但是這樣一次古怪的同行，無聲的追逐，遠是這么色澤鮮明，甚至那野草的搖動，通訊員的喘息，都仿佛還在眼前，響在耳旁。1958年時如此，現在也如此（———指1980年，筆者注）。 “我麻里木足地愛上了要有一個新娘子的構思。為什么要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現在我可以坦白交待，原因是我要寫一個正處于愛情的幸福之旋渦中的美神，來反襯這個年輕的、尚未涉足愛情的小戰士。當然，我還要那一條象征愛情與純潔的新被子，這可不是姑娘家或大嫂子可以拿得出來的。 “作品寫完以后就寄出去了，但不久就退了回來。在那個時候，難怪有些編輯部不敢用它，它實實在在是一篇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當然，這些都是我現在的認識，當時要想得簡單得多。也許想得太復雜了，就沒有《百合花》了，說不定。” 茹志娟是上海人，上海是她來去人世的起點和終點。我原來想象她一定很細高、白皙，結果錯了。據兒時跟她在文工團里戰斗生活了好多年的鄧友梅先生講：茹志娟很壯，兩肩寬平，是力量型的女人。 鄧友梅說他很小的時候就編在茹志娟的班里，茹志娟是班長，又是大姐姐，待他情同手足。他的生活、學習及文學愛好，受茹志娟的引導、影響很大。他很懷念她，這一次去上海，和茹志娟的遺體告別，心里很悲痛、很亂。他說他一定要寫點什么，《人民文學》約他寫茹志娟，他正在沉淀情緒。跟茹志娟長別的當天，鄧友梅便去了沂蒙山區，一是出差，二是重溫當年。當年的沂蒙山青山綠水，曾經滋潤了茹志娟和她的戰友。毫無疑義，茹志娟是在沂蒙山上采摘了一朵百合花。 說到茹志娟的人格精神，鄧友梅講了一個例子。有一次行軍途中，有一個女團員走不動了，茹志娟二話不說，背起來就走。鄧友梅說，看到女同志背人，一路小跑，真是還沒見到第二例。茹志娟能干，肯干，吃苦耐勞，而且性情爽朗、大氣，鮮有女性的矯揉，這與革命隊伍的鍛煉有關，當然與她的身世也是有牽連的。 她曾經在上海的一家孤兒院里生活過，所以，她的生命力是夠頑強的。1944年19歲的茹志娟跟隨其兄參加了新四軍。她吃過苦受過磨難，在革命隊伍里她從來不挑撿，不皺眉 頭，心紅志堅。她讀了四年書，全靠自學。寫《百合花》的時候她33歲，文化底蘊已經很厚，尤為厚實的是她的生活。 《百合花》里的前線包扎所，是茹志娟待慣了的地方，面對傷亡的戰友，并給他們擦去塵土和鮮血，也曾經是茹志娟的工作。月夜里看著自己的戰友年青俊少突然就倒地不起，這份大悲大痛，大場面大事件，濃煙烈火，茹志娟卻用詩一般的筆調娓娓道來，像百合花在山畔畔上含笑春風，自然、清麗，她算第一人。鄧友梅說：這與她的品格有關。 茹志娟從部隊轉業以后到上海作協開始專業創作，她的創作高峰在六十年代前后，跟當時寫《黨費》、《七根火柴》的王愿堅，并稱“南茹北王”。近些年，她寫出一個中篇《剪輯 錯了的故事》，嘗試用現代手法寫作，但是不是很成功，而且作品的魅力不及《百合花》。自從她做了上海作家協會的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以后，工作重心基本定位在行業管理和行政 事務上，這樣就極大地占用了她的創作精力和時間。文章要人寫，行政工作也需要人做，這是個矛盾。茹志娟出來擔綱行政，讓年輕人致力創作、發展，把機會留給他們。 5年前，她從上海作協的領導位置上退了下來，變成了一位慈祥和氣的上海婆婆，鬢發染霜，而她的形象在熟知《百合花》的人們心中，卻永遠是那位挑開門簾含羞走出來、高高鼻梁彎彎眉毛前掛劉海的新媳婦，好看的新媳婦。 讓我們在美麗和凄婉里再重溫一下《百合花》的芳香———“在月光下，我看見她眼里晶瑩發亮，我也看見那條棗紅底色上灑滿白色百合花的被子，這象征純潔與感情的花，蓋上了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臉?！?br> 王小紅 相關鏈接：作品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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