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歷史梳理（二）

閑情漫步123 2016-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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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太和改制與北魏的門閥化

崔浩事件后，原本相互平衡的政治格局受到沖擊，北魏政權由此開始了長達三十年的動亂，宗室之間相互傾軋，甚至連太武帝本人也死于宗愛之手，而政權重新獲得穩定，已經到了文明太后時期，因崔浩事件而一度減緩的漢化進程至此進入了發展更為迅猛的新時代，而政治傾向的矛盾也更見明顯。

文明太后雖為母系，但實則是北魏皇權的代理人，觀其施政，也完全繼承了北魏君主百余年來的集權政策，并通過太和改制將之提升到全新的境界，為隋唐帝國的統一奠定了制度基礎。

太和改制的主導者是文明太后和李沖，史載李沖【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為西涼王室后裔，然而西涼立國不久便為北涼所滅，后太武帝統一北方，李沖之父李寶投奔北魏，而李沖本人則【為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于是始為富室】。可見李沖雖然家世顯赫，到敗亡甚早，到李沖之時只能作為官僚而非貴族從政，即使不是寒門，也只能算是次等士族。李沖其人，是太和改制的中堅力量，其政治勢力一直延續到孝文朝，其與文明太后的君臣組合，隱隱有苻堅、王猛之感。

文明太后的改制，首推均田制和三長制。關于這兩項措施對于加強中央集權的貢獻近人論述已多，在此我想要強調的是作為社會組織體制的三長制的局限性。三長制重新規劃了社會組織結構，層層分級設立管理官員，乍看之下仿佛回到了秦漢帝國時代，但是受制于時代限制，三長制和離散諸部一樣，收到的效果與制度構想存在較大差異。【太和十年，給事中李沖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可見李沖雖欲恢復漢制，但是仍必須向地方豪族妥協，由地方豪族擔任三長，因而倘若認為均田制和三長制的實施使北朝政權完全實現了對地方的直接控制，顯然是不合適的。

這里想要多談一點的是，國人論及制度，往往將制度之變革視為重大分界線，然而考察歷史事實，其實任何制度都是受政治現實影響而變動的，比如曹丕實行九品官人法，論者往往認為這一制度標志著門閥體制的正式確立，然而最初曹丕設立此制目的正是希望將鄉議收歸中央，加強中央集權，是由于士族力量的強大，逐步侵蝕了這一制度，才使其變成了我們熟知的樣子。再如科舉制度，論者認為隋文帝創立此制標志著中央集權的強化，甚至將隋文帝視為僅次于秦始皇的中國第二皇帝，但是必須要指出，科舉制創立之初遠遠不是我們看到的樣子，直到唐朝中后期，士族依然是科舉士人主要來源，隨著中古士族的自身萎縮，直到宋代才真正成為我們所知道的完善的科舉制度，應該說科舉制的發展經歷了隋文帝、隋煬帝、武后直到宋代長達三百年的流變，將其功勞全部歸功于隋文帝顯然是不準確的，這種看法忽視了政治現實對制度的影響，忽視了歷史的動態演進。

太和改制的挫折證明了在士族、豪族控制地方社會的現實狀況下，想要通過打擊、消滅豪族建立由國家直接控制的編戶制度是完全行不通的，這就為孝文帝的門閥化改革埋下了伏筆。

近人論及文明太后與孝文帝的關系，往往以漢化為線索，因而大多認為孝文帝是文明太后的繼承者，此點當然沒有問題，但是倘若我們仔細探究，會發現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政治傾向全然不同，文明太后一心試圖恢復皇權體制，然而孝文帝則重用士族，在北魏上層確立了門閥體制，這一點往往為論者忽視。

孝文帝遷都洛陽，標志著北魏的漢化政策進入到最終階段，這一舉動意味著孝文帝決定放棄胡族傳統，徹底融入漢族社會，就此解決五胡時代以來困擾北中國兩百余年的胡漢民族矛盾，實為五胡時代的真正終結。而其政策中對政治體制影響最為深遠的無疑是分定姓族的門閥化政策。

所謂分定姓族，旨在通過將以八姓為核心的鮮卑舊貴族融入新的門閥體制之中，與漢人士族結合起來，形成一個融合胡漢新統治集團，以此保證政權上層的穩定，維護北魏政權的穩定。同時對士族地位和權力予以確認，使之融入北魏政權之中，加強北魏對地方的控制力，以此在社會的上層和中層維持統治的穩固。

應當說，孝文帝的門閥改革確實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北魏上層社會的胡漢矛盾日趨消解，漢地以士族為代表的中層社會被納入體制之中，對于鞏固政權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孝文帝的門閥改革卻忽視了作為胡族社會中層力量的北鎮武人，最終在三十年后爆發了六鎮之亂。

北魏政權的體制大體以州郡為主，同時在邊地或新征服地區等統治尚未穩固的地區設立軍鎮，即軍政合一的軍事特區，由此形成軍鎮-州郡的二元體制，然而必須要強調的是，這種體制與兩趙時代的胡漢分治截然不同，在北鎮之中除了鮮卑武人，同樣有大量漢人存在，由于特殊的社會環境，他們較早的消除了民族矛盾，通過姻親關系形成了類似于漢地鄉里社會的中層社會關系，成為北魏政權獨特的政治單元。

在早期的北鎮體制中，鎮民擁有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可類比于具有強烈榮譽感的貴族親兵，然而孝文帝門閥改制以后，上層統治集團日趨固化，隨著鮮卑貴族日益門閥化，與漢地風俗格格不入的北鎮武人不僅上升渠道被阻塞，甚至有日趨賤民化的趨向，而這種矛盾不僅體現在地方，在中央同樣有所體現。

在孝文帝最初的設想中，【若有高明卓爾、才具雋出者，朕亦不拘此例】，然而制度構想與現實政治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偏差，北魏的門閥體制自確立以來便日益固化，在崔亮設立停年格制度以后，武人的上升通道被徹底阻塞，門閥階層徹底固化，由此還引發了羽林軍叛亂，目睹此時的高歡坦言【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可見北魏政權在后期已經腐化到了何種程度。正是在門閥體制日益僵化、腐敗的大背景下，被排除于這一體制之外的北鎮武人掀起了叛亂，最終吞沒了北魏政權。

那么可否認為，是孝文帝的改革造成了北魏的衰亡呢？我認為不可，任何對于歷史人物的判斷都不能離開其所處的環境，孝文帝面對的與苻堅一樣，是一個死局。

首先，在孝文帝改革以來，胡漢民族矛盾日漸解決，然而政治問題則日益凸顯，如果說民族矛盾是一種橫向的矛盾，那么政治矛盾則是一種縱向的、關于如何整合社會各個階層的矛盾，在北魏時代，士族在地方和中央都擁有極大的勢力，如果無法團結士族，那么政權的統治不可能穩固，如果不能使鮮卑貴族與漢人士族真正結合起來，那么只能再一次重演崔浩事件的悲劇，而太和改制的挫折更是證明了試圖回到秦漢帝制根本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門閥改革是孝文帝唯一的選擇。

其次，另據毛漢光在《中國中古社會史論》中的統計，在太武帝統一北方以后，士族在中央的比例已經從36.7%上升至66%，而孝文帝時期則達到了77.5%，可見孝文帝改革并不是北魏的門閥化過程的起點，而是這一過程的完成。在北魏時代，任何一個統一北方的政權都不可能徹底消滅士族勢力，與之合作是唯一的選擇。胡族政權的士族化是這一時期無可避免的歷史大勢，即使太武帝一心阻攔，半個世紀后，崔浩的政治理想最終由孝文帝實現。

總而言之，孝文帝面對的是一個死局，實行團結士族實行門閥統治，意味著門閥貴族的日益腐化，中層社會發生動亂，而不實行門閥改革，則意味著統治基礎薄弱，國家國力弱小且受到社會力量的嚴重威脅，這是這一時期的社會結構決定的，孝文帝無能為力。只有當北鎮之亂后，缺乏士族傳統的關隴地區出現了一個融合北鎮武人和漢人豪族兩種社會中層力量的新政權，這一死局才會有答案。

《走向共和》中李鴻章說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對孝文帝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呢？自西晉八王之亂以來，胡漢矛盾激烈，嚴重阻礙了北方政權的社會整合，而孝文帝幾乎以一己之力，將胡漢社會全方位的融合到一起，從此徹底解決了困擾北方社會將近兩百年的民族問題，功莫大焉，在北魏的殘骸與遺產之上，宇文泰和他的關隴集團即將繼承苻堅、文明太后、孝文帝對于新世界的偉大志向，創造一個嶄新的世界。

五、軍政二元體制與北齊政局

六鎮之亂掀起了北方的動亂，各路梟雄漸次登場，最終北齊神武皇帝高歡整合各方勢力，在亂局之中定鼎中原，開創了東魏北齊王朝，然而北齊繼承了北魏的疆域和遺澤，也繼承了北魏后期以來的重重社會、政治矛盾，為其敗亡埋下了伏筆。（高氏政權自神武帝入主洛陽以來經歷了北魏、東魏、北齊三朝，為了行文方便，以下均簡稱北齊政權，北周政權如是）

六鎮之亂以來，北方陷入動亂，各方勢力先后登場，高歡憑借其個人才能在信度建義、入主洛陽之后成功整合包括北鎮武人、河北豪族、洛陽士族在內的多方勢力，奠定了北齊政權前期的雄厚基礎。

然而復雜的政治集團也造成了北齊政權內部的不穩定，北鎮武人在高歡立國之后轉變為北鎮勛貴，原先在北魏政權中處于中層地位的武人如今已經躋身政權核心，洛陽士族是原先北魏政權的核心力量，依然擁有很大的政治勢力，因而親近孝武帝的河北塢堡豪族便成為高歡的首要打擊目標，高乾兄弟的悲劇蓋因于此。

在孝武帝西狩以后，高歡出于軍事、政治方面的考慮，遷都鄴城，由此確立北齊政權長達半個世紀的鄴城-晉陽軍政二元體制。六鎮之亂的核心問題在于北鎮武人與洛陽門閥之間的矛盾，如今這兩派勢力皆歸于北齊政權之內，政治隔閡極深，無法完成上層的整合，因而此時雖然與孝武帝時期一樣同為二元格局，但是矛盾早已不同，前期是孝武帝和高歡的矛盾，而后期則是高歡集團內部北鎮勛貴和漢人士族之間的矛盾。

晉陽是北齊政權的軍政中心，也是北鎮勛貴的勢力中心，高歡憑借自身的才能和地位坐鎮晉陽、統領北鎮勛貴，總領與西魏之間的戰爭。同時，隨后派遣其子高澄入主鄴城，打擊鄴城權貴，培植以漢人官僚為主的自身勢力，構建完善的官僚體制，使鄴城成為北齊的行政中心。

應當說，在高歡在世時，鄴城-晉陽的二元體制運行的仍算順利，然而神武帝去世之后，隱藏在北齊政局中的矛盾日益凸顯。高澄在鄴城擁有一套自己的班底，其中又以楊愔、陳元康、崔季舒等漢人官僚為核心，而在晉陽，女主婁昭君被視為北鎮勛貴的領袖，而高澄只能依靠母后婁昭君和斛律金等忠臣的支持維持統治，這已經體現出作為北齊政權統治者的高澄對于晉陽控制力的不足。

這一傾向在高澄意外身亡后更加明顯，繼位的高洋為了穩固自身地位，積極謀求代魏立齊，然而未曾想卻遭到了母后婁昭君為代表的北鎮勛貴的反對，婁昭君直言【汝父如龍,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北鎮勛貴的激烈態度，一方面是出于對作為鄴城集團核心的漢人官僚的敵視，認為一旦高洋篡位，漢人官僚作為嫡系的地位會上升到北鎮勛貴之上，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北鎮尚武傳統，對于高洋篡位資格的不認可。然而最終，高洋還是依靠高德政、楊愔為首的漢人官僚的力量成功嬗代，這也體現體現了高澄、高洋時期鄴城官僚的相對優勢。

然而高洋去世后，其子高殷成為北齊的新任統治者，幼主殷弱，這也為對鄴城官僚早已不滿的北鎮勛貴提供了機會，在太后婁昭君的策劃之下，北鎮勛貴發動政變，包括楊愔在內的鄴城核心官僚盡遭屠戮，高洋之弟高演被擁立為帝，至此北鎮勛貴徹底掌握了北齊政權，以婁昭君為代表的北鎮勛貴對帝國政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皇位繼承實行全面干預，兄終弟及成為這一時期的主流。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北鎮勛貴逐漸老去，政治勢力逐漸減弱，而給予勛貴集團致命一擊的，則是女主婁昭君的去世，由此鄴城和晉陽的勢力再次發生顛倒。當時的統治者高湛重用祖珽、和士開等近臣，形成了圍繞在皇權身邊的恩幸勢力，武成帝時期以恩幸勢力為支持的皇權迅速擴張，重新實現了皇權的一元化，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北齊政權的強盛，恰恰相反，在無盡的政治內斗、官員腐化之中，北齊政權的政治氛圍日漸腐敗，國力日漸衰弱，最終亡于北周之手。

縱觀北齊政局，復雜的政治組成給北齊政權帶來了眾多矛盾，甚至可說是傳統北朝所有政治矛盾的集合，當神武帝在世時，尚能維持各個勢力的平衡，而神武帝去世之后，北齊的政局也就日趨崩潰。這里包括了鄴城-晉陽的軍政二元格局、漢人官僚和北鎮勛貴的政治對立、胡漢的文化沖突，也包括了皇權與霸府的矛盾、上層政治核心與中層社會勢力的矛盾，有女主干政、有恩幸專權、有勛貴政變、有士族腐化，可以說自八王之亂以來的所有困擾北朝的歷史矛盾在北齊四十四年的歷史之中都能找到印證。北齊政權的種種矛盾，實際上是舊時代最后的詛咒與玩笑，在荒誕與血腥之中，北齊政權落下了帷幕，而新的世界，則將在關中浴火重生。

六、關中：通過帝國之路

正當爾朱榮入主洛陽，北魏朝局內亂不休時，一支人數稀少的西征軍正在前往關隴的路上，他們的目的很簡單，是要平定萬俟丑奴的叛亂，這樣的叛亂在六鎮之亂以來并不稀奇，大概短則數月，長則三五年便可平定，然而無論是西征軍首領爾朱天光還是賀拔岳，亦或是其時仍為賀拔岳別將的宇文泰都不會意識到，他們正走在一條即將改變整個中國歷史的大路上，一條通往隋唐帝國的恢弘大道。

關中，因其特殊的地緣條件、社會風俗，在中國歷史上一直以來都是個獨特的文化區域，其尚武的民風與關東的門閥士族截然不同，故而中國自古便有【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的俗語，《隋書·地理志》指出關隴地區【地接邊荒，多尚武節】，而關東地區則是【多尚稼穡，重于禮文】，再加之漢末以來關中地區飽經戰火，經濟水平不斷下降，加之胡族的滲透，關中的文化氣息日漸凋零，江統在《徙戎論》中寫道【關中之人百余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雖不免有夸張之嫌，但是也可大略了解其社會風貌。

關中特殊的社會導致了這一地區的士族高門并不多見，這點可以從《周書·儒林傳》中看見端倪。《周書·儒林傳》中立傳者只有六人，且其中一人來自江南，五人來自關東，沒有一人為本籍人士，而《北齊書·儒林傳》中立傳者共十六人，全部來自關東地區，這當然不能說明關中沒有一個文化高門，但至少可以看出關中地區在士族數量和質量上與關東地區的極大差距，即使是關隴地位最為崇高的韋杜楊蘇在北魏朝堂之中也鮮有高位，遑論其他。

魏晉時代，社會中層勢力主要有士族和豪族兩種，相較之下士族因為可任官僚，因而地位較豪族為高，大多是家學傳世，而豪族則依憑其自身勢力，以耕戰合一的塢堡形式維護地方秩序，大多具有豪俠氣質，正如《隋書·地理志》所言，關中地區【豪強者縱橫】，豪族的普遍存在是關中地區與關東地區最為顯著的不同，作為地方勢力的豪族與士族相比更具尚武精神，而少奢靡之風，因而不易腐化，他們在日后也將成為關隴集團的骨干力量。

正是這樣獨特的條件，才孕育出了以府兵制為核心的關隴軍事政權，掃去五胡以來數百年的陰霾，他們即將探尋到歷史的出口，將中國歷史帶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就在北魏的廢墟和遺產之上，創造出隋唐帝國兩百年的輝煌！歷史，在七百年后，再一次回到關中。

爾朱榮被殺之后，爾朱集團乃至整個北朝政局都陷入了分裂，面對如此巨變，西征軍領袖爾朱天光決心東還，而賀拔岳則深知王業不可復興，決議【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從此徹底放棄東還之可能，立足于關中。賀拔岳很快與侯莫陳悅聯合攻下長安，將一支西征軍成功轉化為一個關中政權，為關隴集團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立足關中之后，賀拔岳隨即開始了本土化政策，廣泛延攬【六郡良家之子】，包括蘇綽、韋孝寬在內的眾多關隴豪族便在這時進入政權之中，可以說關隴集團整合北鎮武人和關隴豪族的基本政策在賀拔岳時就已見雛形，實為宇文泰之關隴集團之萌芽。

然而由于武川領袖賀拔岳遇刺身亡，關隴政權再一次陷入動蕩之中。針對當前的亂局，北鎮武人中有人主張擁立荊州賀拔勝，而趙貴則力排眾議，擁立了賀拔岳左丞、夏州刺史宇文泰，宇文泰迅速返回關中穩定政局，并迅速平定了侯莫陳悅，使得關隴政權真正穩固下來，后孝武帝與高歡的矛盾徹底激化，孝武帝西狩，西魏政權至此正式確立。

宇文泰確立政權之后，延續了賀拔岳時代的關隴化政策，并將之制度化、體系化，其中尤為重要的是蘇綽的六條詔書，尤其是擢賢良一條，體現了西魏政權立足關隴、否定門閥體制的政治傾向。同時，北鎮武人作為原先北魏軍鎮系統中的中層勢力在尚武精神、維持基層社會穩定這一方面與同為中層勢力的關隴豪族暗合，這也是二者進一步的融化提供了條件。

然而其中最為重要的當屬府兵制的創立，府兵制不僅僅是一種兵制，更是整個關隴政權社會體制的核心。府兵制的成型意味著影響中國歷史近一百五十年的關隴集團正式成型，關隴政權的內部整合得以實現，同時也意味著一種與之前兩百年來北朝的歷代體制絕然不同的新型關隴軍國體制最終成型，以此為基礎的歷代關隴政權混一寰宇、威服四方，開創了隋唐盛世。

當時的西魏政權內部包含了三種政治勢力，北鎮武人、關隴豪族、北魏士族，其中隨孝武帝入關的士族們在西魏政權中從未占據高位，可見關隴政權的尚武特性，而在前兩者中，以北鎮武人為核心，而以關隴豪族為骨干，前者占據了政治權力中心，而后者則在中層支撐著關隴政權，而府兵制則是二者連結的橋梁。府兵制的創立，意味著將原本分屬于胡漢社會的兩鐘中層力量全面的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凝聚力極強的關隴軍事集團，甚至可以說，府兵制和關隴集團本身就是關隴軍國體制的一體兩面。

大統九年，經歷了邙山大敗之后，宇文泰【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是府兵制發展的重要階段，意味著西魏政權進一步吸收關隴豪族，擴大其統治基礎。而大統十六年，【籍民之有材力者為府兵】，后逐漸形成了柱國大將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大都督-帥都督-都督的政治等級序列，其中儀同三司以上的等級具有開府權，以此形成二十四軍的基本軍制，是為府兵制的正式形成。而之后蘇綽主導的周禮改制則建立了與之配套的文官系統，實現了府兵制的文武合一。

與府兵制配套的眾多政策比如均田制、輸籍法都是在宇文泰、蘇綽時期便已漸次展開，但是必須要強調的是，這一系列加強中央的措施都是以府兵制為核心而展開的，在府兵制的條件下，豪族被納入專權，其控制的人口逐步轉變為編戶齊民。沒有府兵制所形成的關隴軍事集團，其他政策便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府兵制將自西漢以來便處于對立面的皇權和豪族結合起來，實現了二者的共存，正是由于府兵制的存在，關隴政權才能在缺乏編戶基礎的魏晉時代重新實現統一，府兵制一方面在政治上加強了集團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在社會上加強了對地方的控制能力和動員能力，因此是整個關隴政權的核心。

在府兵制的等級序列之中，北鎮武人占據高位，而關隴豪族則位于中層。八柱國之中，除不領兵的元欣之外，其余七位均為北鎮武人，十二大將軍中有七人為北鎮武人，開府儀同三司之中北鎮勢力也在半數以上，而在儀同三司及其以下則以關隴豪族為多，由此也可管窺其時的政治構成。

另外需要強調的一點是，近人論事，往往經常使用“集團”概念，諸如所謂【豐沛集團】【潁川士人集團】等等，包括我也是如此，但是我這里必須要強調的是，陳寅恪先生最初提出關隴集團的概念，與今日論史者常言之集團有很大區別，今人所謂集團，大多只是指其政治核心層，而不包括其下的兵士，比如豐沛集團所指代的是蕭何、樊噲、曹參等人，而并不包括元從劉邦起義的豐沛子弟，但是關隴集團，不僅僅包括宇文泰、獨孤信等上層領袖，還包括了作為政權中層骨干的眾多豪族，可以說陳寅恪先生的本意更接近集團的本來含義。

最后需要就軍國體制的問題做一個說明，我之前在論及秦代時也用過這一概念，由此也產生了一些爭議，我想說明的是此處強調的軍國體制固然是與近代以來的法西斯主義截然不同，但是在秦國、關隴政權的體制卻同樣是一種“以生產供給軍事，生產為軍事服務”的特征，可以說軍事就是政權本身的核心命題，這也就是我稱其為軍國體制的理由，當然這絕不意味著這種體制與二戰時期的法西斯體制相同，毋寧說這是軍國體制在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的不同表現。

另外，關隴軍國體制（或可稱府兵軍國體制、新關中軍國體制）和秦代的的關中軍國體制也有很大差別，這主要是由不同社會結構決定的，關中地區的特點就是缺少文化氣息濃厚的貴族、士族，因而具有尚武精神，便于形成動員機制，然而由于時代不同，關隴軍國體制與關中軍國體制也存在很大不同。關中軍國體制的核心在于軍功授爵，而關隴軍國體制的核心在于府兵制，二者都不僅僅是單一的爵制、兵制，更是塑造整個軍國社會的核心元素，是整個軍國體制得以運轉的關鍵，其不同在于社會結構的差異。

戰國時代宗族解體，核心家庭成為主要的社會形態，政府通過編戶齊民將其整合起來，通過軍功授爵鼓勵百姓耕戰以獲取爵位，是一種國家直接針對個人的整合機制。而魏晉時代，雖然關隴地區士族薄弱，但是個人并不具有戰國時代的獨立性，而是依附于豪族，可以說豪族的塢堡才是這一時期的基本單位，因而軍國體制的動員對象不再是個人，而是豪族，而府兵制則是將豪族及其鄉兵整體納入中央軍制之中，豪族可以憑借軍功提升職位，以此實現社會流動，促進軍國體制的擴展。

府兵制的完善標志著關隴軍國體制的成型，然而在關隴政權之中依然存在著政治上的變動。宇文泰雖為關隴集團的領袖，但是其地位并不穩固，其掌權本身便有偶然性，其他柱國此時仍與之【等夷】，類似于關隴集團的盟主，而不具備明確的上下級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宇文泰為了穩固其勢力，必然會加強提拔自己的親信，而其中最為顯著的例子便是宇文護和于謹。

在平蜀、伐江陵兩次大戰役中，于謹和尉遲迥的地位得到提升，這可以說是宇文泰側重加強嫡系權威以壓制其他柱國的主動策劃。然而宇文泰的突然病重又使得政局重新開始動蕩，宇文泰遺命其從子宇文護輔政，然而其時宇文護僅為大將軍，包括獨孤信在內的多位柱國大將軍并不滿于這一安排，【群公各圖執政】，正是宇文泰嫡系于謹力排眾議才確保了宇文護的執政地位，然而這一權力變動還是引發了關隴集團內部的政治動蕩，曾經擁立宇文泰的趙貴和獨孤信謀圖政變，事敗被誅，進一步削弱了北鎮武人的勢力。

宇文護執政后迅速實現了魏周嬗代，然而關于宇文護和皇權之間的爭斗卻愈演愈烈，宇文護甚至廢殺了兩位皇帝，最終周武帝誅殺了宇文護，重新恢復了皇權的絕對權威，也就是在周武帝時期，府兵制進一步擴展，【改軍士為侍官, 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后夏人半為兵矣】，府兵制就此徹底深入到基層社會之中，便在此時一舉吞并了腐敗的北齊政權。

自宇文泰執政開始，宇文氏的權力便是不斷加強的，雖有宇文護的專權，但是到了周武帝之后這一趨勢更加明顯，武宣之際，作為皇帝近臣的內史、大御正權力進一步提高，皇權更加強化。然而宇文氏加強皇權的舉動實則挑戰了關隴集團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作為關隴集團中堅力量的關隴豪族，他們在幾十年的時間里長期處于宇文氏嫡系和北鎮武人之下，隨著北鎮元老的逐漸凋零，關隴豪族開始抬頭。

政局的轉變發生在宣帝的暴斃，此時作為皇權近臣的劉昉等人決心擁護楊堅輔政，這一政治變動再一次引發動蕩，尉遲迥、司馬消難、王謙掀起了三方之亂，覆蓋了關東、巴蜀、江陵的大面積區域，甚至可以說除了關隴本地之外，北周全境都陷入了叛亂之中。楊堅此時積極團結內部力量，任用韋孝寬、高颎、李德林等人，最終平定了三方之亂，而這些楊堅嫡系和關隴豪族，也取代日漸凋零的北鎮武人，成為關隴政權的核心。西魏政權中的改胡姓、改漢姓事件，與其說是民族矛盾的再起，不如說是政治核心轉移的反映。

就關隴政權的發展而言，周隋革命具有比魏周革命更為深遠的歷史意義。可以說周隋革命以及三方之亂的根本原因是宇文氏加強集權的舉動侵害了關隴集團的利益，由此關隴集團放棄宇文氏，重新選擇代理人的過程。周隋革命不僅僅是一家一姓之轉變，更是政權核心從北鎮武人到關隴豪族的轉變，關隴政權最終以這樣的方式實現了本土化，再次實現了政治整合，為統一奠定了基礎。

在經歷了一百年的動蕩和整合之后，關隴政權憑借其強大的動員力和凝聚力，終于邁向了歷史的出口，楊素南征的黃龍戰船，即將征服衰朽的六朝衣冠，在經歷了三百年的殺戮與動蕩之后，楊堅和他的關隴集團終于實現了苻堅和孝文帝的偉大理想，一個混一寰宇的偉大帝國即將誕生，一個恢弘壯麗的偉大時代即將到來！

后論關隴時代的終結

行文至此，對于北朝政治史的梳理便已告一段落，但是因為關隴軍國體制一直延續到唐中期，因為其連貫性，不妨簡單梳理一下自隋朝統一到安史之亂的后續歷史，以便對這個時代有一個完整的理解，因為不關宏旨，所以可能引證更為簡單，煩請諒解，具體的論證可參考后附的參考論文。

府兵制和關隴軍國主義無疑是一種戰爭時代的特殊制度，隨著隋朝實現了統一，必然要從以武立國轉向以文治國，同時正如前文所述，因為府兵制和關隴集團是一體兩面，因而對于皇權而言，如何擺脫關隴貴族的影響，樹立皇權的絕對權威，從關隴本位轉變為沒有地域本位傾向的普世帝國，便成為隋唐政權的重要問題，以下就這兩個問題進行論述，首先是關于關隴集團的瓦解問題。

其實隨著隋朝統一進程的開展，絕對的關隴化便是不可實現的，擴大統治基礎是皇權的必然選擇。比如開皇時期的四貴之中，楊雄、蘇威、虞慶則為關隴集團成員，高颎則是關東人，但主要依靠隋文帝的幕僚身份掌權而非關東士族身份，可見隋文帝時期關隴集團雖然仍然占據優勢，但是并非沒有裂痕。

然而在隋文帝時期，關隴本位仍然為主流，以下可資印證。第一，隋朝中關東人的代表李德林仕途及其不順。第二，隋文帝時期多次遷徙山東士族，并禁止士族間相互通婚。第三，便是楊廣和楊勇的儲君之爭。楊廣背后依靠的是楊素為代表的關隴集團，而太子楊勇依靠的則是文帝朝首臣高颎，然后最終的結局卻是楊廣成功立儲，而高颎作為統一的第一功臣卻從此離開了政治中心。

然而楊廣登基之后卻沒有順從楊素的意愿，一方面延續了遷徙山東士族的政治措施，另一方面著手打擊關隴集團，【令魏周官不得為蔭】，同時營建洛陽，決議遷都擺脫關隴集團的政治束縛，這無疑體現了隋煬帝試圖成萬世功業，一舉實現普世化的宏大愿望，但是也造成了一方面關隴集團離心離德，另一方面由于士族的遷徙無法控制山東豪杰，不久山東豪杰掀起大叛亂，而楊玄感的起兵則給了隋煬帝和他的大業致命一擊。

隨之而起的是李唐政權，李淵政權相較于隋文帝時期無疑更為開放，在太原元謀功臣名單中關隴人士只是略過半數，但是考慮李淵起兵于太原，并不能以此說明李淵已經放棄了關隴本位的政策，尤其是作為核心謀臣的裴寂和劉文靜都是關隴人士。再加上李淵起兵直奔沒有鞏固根本，而是直奔關中而去，可見其立業之基仍在關中，雖然關隴集團人數比例進一步下降，但仍可認為李淵此時仍具有關中本位的傾向。

真正的變革在于秦王李世民，由于李建成早早立儲在長安輔政，軍政大權被授予次子李世民，李世民借四方征戰之時積極培植自身勢力，其中尤以秦王府、天策府中的山東豪杰為重，作為核心幕僚的房玄齡便是關東人。可以說李世民集團無論在數量還是權勢上，關東勢力都與關隴集團平分秋色，甚至稍占上風。

與之相比，李建成府中雖然也有魏征、王珪這樣的關東人士，但是作為輔政太子，其立業根基仍然在于長安的朝廷班底，比如裴寂在儲君之爭中便明確支持李建成，而在朝廷之外，除河北羅藝外也未見李建成勢力。

隨著李世民勢力日漸壯大，李淵決心扶植李建成、李元吉，給予二人領兵機會以壓制李世民，最終父子矛盾激化，玄武門之變爆發。由于李世民集團內部身兼關隴、山東，因而玄武門之變的歷史意義還在于關隴本位政策的真正解體。太宗朝氏族志的編訂便是一個重要標志，唐太宗【崇重今朝冠冕】的原則，一方面繼續打擊了關東門閥士族，另一方面也確認由秦王集團領銜的關隴關東并重的新型政治秩序，可以說隋唐帝國的普世化是在李世民時期正式確立的，自此關隴集團便開始走向瓦解。

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認為武后時期是關隴集團瓦解的重要時期，應該說陳寅恪先生敏銳的捕捉到了武后朝科舉制度的發展，確實是真知灼見，但是在我看來關隴集團的瓦解無需等到武后時期，不如說武后時期是關隴集團瓦解的終點。

近人論及初唐的關隴集團代表人物，無不舉長孫無忌的例子，但是仔細考察下來，長孫無忌在太宗朝并無太高的權勢，其在高宗朝的權勢與其說是因為他是關隴集團的代表，不如說是因為他的元舅外戚身份，論者為了證明長孫無忌為關隴集團代表，竟然將依附于長孫無忌的江南人褚遂良也納入了關隴集團，實在有欠妥當。當然，若以長孫無忌之失勢作為關隴集團瓦解的標志，倒也無大錯。

到了高宗武后時期，關隴集團瓦解，帝國的普世化進程正式完成，而其重要標志便是武后遷都洛陽，可以說從武后到玄宗初期的盛唐時代便是隋唐帝國普世化進程的最終結果。

之后我們將在制度層面梳理府兵制及其軍國體制的瓦解。

隋朝統一之后府兵制的性質便開始發生改變，開皇十年隋文帝下詔【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這一政策標志著府兵在社會中的特殊性開始轉變，其根本原因在于隨著統一進程的結束，帝國需要從一個軍事國家轉變為文治國家。

近人論及府兵制的衰亡，大多提及均田制的敗壞，這自然是對的，但是前已論及，府兵制并不僅僅是一種兵制，而是維系整個關隴軍國政權運行的最關鍵因素，起到了溝通國家與社會、促進社會流動的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國家統一，府兵制已經無法提供社會流動的力量，因而他的衰敗是不可避免的，其中發揮最為重要作用的便是科舉制的發展，科舉制取代了府兵制促進社會流動的功能，成為整個社會運轉的核心力量。因此，武后時期的科舉改革，既是關隴集團瓦解的最后階段，也是府兵制衰亡的重要的時期，或許這就可以從側面顯示出為什么府兵制和關隴集團是關隴政權的一體兩面。

府兵制是一種混容性極大的體制，正是因為這種混容性，他才能使以軍事為核心，將其他方面依附于軍事之中，而到了統一帝國時期，文武分化是統治的基本需求，因而在隋文帝、隋煬帝時期就多次改革官制，去除府兵制帶來的文武合一的色彩。而在軍事領域內部，日益分化明顯的禁軍、地方軍體制也進一步在內部擠壓了府兵制的生存空間，導致了其敗亡。

自隋文帝時期開始，便曾多次試圖推廣府兵制到全國，然而直到唐代中期，府兵在關隴地區的數量仍然占到了七成左右，這就顯示出在新的歷史階段，府兵制已然失去了繼續向外推廣的動力。由于府兵制的衰敗，唐玄宗不得不在邊境地區設置節度使維持穩定，這也為安史之亂埋下了伏筆。至此影響中國歷史兩百年之久的關隴軍事集團和府兵制都成為了歷史。

最后為全文做一個總結，魏晉時代分裂的最大問題在于地方上士族和豪族占據了太多勢力，以編戶齊民為基礎的秦漢式帝國統治基礎十分薄弱，難以為繼。隨著胡族內遷，胡漢的民族矛盾又在北方興起，兩趙政權只能采取胡漢分治的消極策略，最終在民族矛盾中身死國滅。繼之而起的前秦和前燕緩和了民族矛盾，并給出了不同的政治解答，前燕政權積極籠絡士族卻因為宗室內斗的矛盾而走向腐化，最終被前秦所滅。而前秦一心打擊豪強，強化皇權，但是因為籠絡士族不足，當淝水戰后民族矛盾爆發，一戰即潰。北魏政權在經歷了長期的動蕩之后，由孝文帝的改革徹底解決了胡漢問題，但是其門閥化改革卻為六鎮之亂埋下了隱患。北齊政權繼承了北魏的大部分遺產，也繼承了種種矛盾，最終在混亂中走向滅亡。而立足關隴的北周政權卻憑借關隴地區得天獨厚的社會條件，以府兵制為核心，將皇權與豪族融合為一凝聚力極強的關隴集團，構建了一整套軍國體制，加強了對社會的動員力和控制力，最終實現了統一。統一之后的隋唐帝國開始了普世化的轉型，由此開始了一段極盛時代，但是隨著府兵制的衰敗，節度使的設立也為安史之亂埋下了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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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出版專著：

谷川道雄：《隋唐帝國形成史論》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

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

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

呂春盛：《關隴集團的權力結構演變》

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

李憑：《北魏平城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