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 Hogart 伯明翰學派（Birmingham School）是由聚集在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簡稱為CCCS）周圍的一些知識分子組成，其成員構成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在CCCS工作、學習過的成員，包括CCCS歷任主任；還包括那些被稱作“伯明翰幫”（Birmingham mafia）的在CCCS畢業的碩士和博士，第二類是雖然沒有在CCCS學習和工作過，但與伯明翰學派有很深學術淵源的學者。他們或極大地影響了伯明翰學派，如雷蒙·威廉斯；或曾經參與過伯明翰的學術活動的學者。伯明翰學派簡介 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在英國伯明翰大學（Birminghan University）創立了當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簡稱CCCS）。霍加特擔任該中心主任5年后，1968年，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接任主任。該中心第三任主任是1979年接任德理查德·約翰遜（Richard Johnson），第四任主任是喬治·洛倫（Jorge Lorrain）。20世紀80年代末，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擴展為文化研究系，擔負了向本科生講授文化研究課程的任務。 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宣稱其成立宗旨是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實踐和文化機構及其與社會和社會變遷的關系。其研究內容主要涉及大眾文化及與大眾文化密切相關的大眾日常生活，分析和批評的對象廣泛涉及電視、電影、廣播、報刊、廣告、暢銷書、兒童漫畫、流行歌曲，乃至室內裝修、休閑方式等。在這些眾多而分散的研究內容中，大眾媒介始終是其研究焦點，尤其是對電視的研究極為關注。其研究方法最初受美國傳播學研究影響，但在霍爾領導時期，吸收了阿爾都塞和葛蘭西的觀點，轉向媒介的意識形態功能分析。 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很少，據說同時期從來沒有超過三個人，但其影響卻是世界性的。文化研究自二戰后在英國逐步興起后，漸漸擴展到美國及其它國家，成為目前國際學術界最富有活力和創造性的學術思潮之一。在追溯文化研究的根源時，盡管霍爾認為并沒有一個絕對的開端，但大多數學者認為，20世紀50、60年代出版的幾部著作堪為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這些著作是：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1958 年）、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1958年）、《漫長的革命》（1961年）、湯普遜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年）。 伯明翰學派是完全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之上的，但它是相當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在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張傘下融會著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傳統，所以，許多人盡管同歸于學術上的馬克思主義，但可能屬于不同的流派，并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有一段歷史不能被忽略。 1968年革命的年代，革命風暴席卷了西歐甚至美國。工人階級、普通百姓和大批學生走上街頭，他們異常地樂觀、積極和興奮，然而結果并非人們所想象的那樣，令他們非常失望。大學的學者、理論工作者不得不反思自己。我們的分析錯了嗎？我們擁有正確的理論和廣大的群眾，但我們還是失敗了。因此，這給我們留有巨大的思考空間，去思考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傳統，去思考如何適應現實的政治語境。發展
Richard Johnson 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學英文系建立了CCCS，主要培養研究生。學派繼承了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Ｅ。Ｐ。湯普遜開創的研究路徑和學術傳統，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中，對以往被貶低的大眾文化、工人階級文化從理論上進行積極的評價和闡釋。他們借助油印“文化研究工作報告”（WPCS）和倫敦哈奇遜公司（Hutchinson來傳播或開展研究。從1964年中心成立到1974年霍加特正式辭職的10年間，中心的全職教員始終只有霍爾和霍加特兩個人。1980年霍爾離任時，中心在讀的碩士和博士生多達40人，但正式教員始終只有3人。1979年，理查德·約翰生繼任后開創的歷史研究給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帶來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影響。90年代以后，喬治·拉朗在官方的壓力下將文化研究中心與社會學系合并，成立了文化研究社會學系。至此，文化研究從研究生課程擴大到本科教學的領域。 一般來說，早期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主要包括亞文化研究、歷史研究和語言研究三大塊（按照霍加特的起初計劃，中心的主要任務是文學批評、歷史－哲學批評和社會學，其中文學批評最為重要）。亞文化研究主要研究戰后英國國內出現的青年亞文化現象；歷史研究試圖瓦解大一統的大不列顛歷史觀，強調英國內部各個部分差異的歷史；語言研究力圖吸收和發揚歐洲大陸20世紀語言學自索緒爾以來的研究成果，包括結構主義、符號學、后結構主義等，并對各種語言學流派進行批判。后期的伯明翰學派，其研究范圍逐漸擴大，研究方法也異彩紛呈。主要包括：階級和性別問題、種族問題、大眾文化研究、媒體和觀眾研究、電影研究、身份政治學、美學政治學、文化機構與文化政策、文本與權利話語以及后現代時期的全球化問題等。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終于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傳統和研究方法。從197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伯明翰學派相繼出版了《儀式抵抗》、《文化，媒體，語言》、《世俗文化》、《亞文化：風格的意義》、《切割與混和》、《躲在亮處》等一系列的學術成果。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學術傳統 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有著深厚的學術傳統和廣泛的學術淵源。學派成員不拘一格，博采眾長，多方借鑒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人類學、女性主義等理論資源，重視個案分析、民族志調查（文化調查）和文本分析。他們崇尚小組探究和集體合作，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參加亞文化、文學和社會、英語、歷史、語言和意識形態、媒介、婦女、工作等學習小組，建立了高效的導師制、研究小組、報告會等模式，在教學、訓練和研究上不乏許多創新。 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具有以下幾個學術傳統： 第一、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跨學科學術傳統。整體而言，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強調跨學科性、超學科性和政治批判性，重視邊緣文化和亞文化、大眾文化的研究，注重個案研究和實證研究。這些都可以在其研究對象、方法論、課程設置和學生培養等方面得以體現。以1964年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立后的第一份報告為例，報告列出了需要著手研究的首要7個項目，分別是：奧維爾（Orville）和30年代的氣候、地方報業的成長與變化、通俗音樂中的民歌和俚語、當代社會小說的層次及其變遷、國內藝術及肖像研究、運動的意志及其表征、流行音樂及青春文化，它們分別屬于地理、媒體、通俗文化與大眾文化、文學、藝術、體育等領域，學科跨度之大不能不讓人驚訝。CCCS開設的課程“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就包括了5個主要方向即：（1）文化、意義和意義建構（2）文化與意識形態（3）文化與結構（4）“文化、亞文化和階級”（5）“支配文化、次屬文化和獨特文化和反文化”，強烈地凸現出伯明翰學派的政治批判性和重視邊緣文化的學術意識。 第二、伯明翰學派文學藝術批評的學術傳統。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研究對象盡管駁雜不一，但是并不排斥文學藝術文本，霍加特的《識字的用途》、霍爾的《通俗藝術》、威廉斯的 《馬克思主義與文學》、赫伯迪格的《亞文化》都細致分析了許多文學文本、流行文學和搖滾藝術。和當時的精英文學批評相比，他們的研究更重視非主流社會團體的共同經驗，強調并構建一種健康淳樸的、嚴肅自然的、有機整體的工人階級的傳統文化。 第三、伯明翰學派大眾文化研究的學術傳統。伯明翰學派在大眾文化和媒體理論方面與法蘭克福學派有著很大的不同。比如，在大眾文化的態度上，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基本持“批判到底”的態度，視之為統治階級通過文化工業強加在大眾身上的一種偽文化，以商品拜物教偽意識形態，以標準化、模式化、偽個性化、守舊性與欺騙性為特征，最終達到自上而下的整合大眾的目的。本雅明、洛文塔爾等學者對大眾文化也持有復雜的矛盾態度，時而為傳統藝術的靈韻在機械復制時代和大眾文化時代的消失惋惜，時而也為大眾文化的革命功能唱起了贊歌。相比較而言，伯明翰學派的許多學者則重視受眾的解碼立場的靈活性。他們研究大眾文化有一個雙重支點，即大眾文化總不可避免地包含著抑制和對抗的雙向運動，是被支配階級與統治階級進行協商、斗爭的領域，是實施霸權和反抗霸權的場所。 第四、伯明翰學派亞文化研究的學術傳統。亞文化研究是英國伯明翰學派的工作重點。伯明翰學派研究了歐美特別是英國自195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青少年亞文化現象，如無賴青年，光頭仔，摩登派，朋克，嬉皮士等。伯明翰學派的亞文化研究頗具特色，在亞文化的起因，亞文化風格的形成，風格與媒體，道德恐慌和大眾文化的關系，風格的收編，風格的功能等方面都提出了許多重要觀點，形成了在當時乃至今日的極富影響力的亞文化理論體系。伯明翰學派把亞文化看作一種“巨型文本”和“擬語言”，對其風格的抵抗功能和被收編的命運進行解讀，解讀風格實際上就是解讀亞文化，因為風格問題歸根結底就是一個時代的風格，它與戰后英國青年亞文化的形成密不可分。 第五、伯明翰學派媒介文化研究的學術傳統。與法蘭克福學派的“媒介控制”思想不同，伯明翰學派不是把媒介看成僅僅是國家用以維護意識形態和傳遞統治階級意志的一種工具，而是把大眾傳媒視為一個公共空間，不再把受眾當作順從主流生產體系的消極客體，而是具有能動性的可以進行選擇的積極主體。在威廉斯等人的影響下，根據霍爾的“編碼-解碼”（encoding and decoding ）理論，伯明翰學派的許多學者對電視媒介和電視觀眾的消費進行了研究，霍爾的學生戴維·莫利對電視節目《舉國上下》的研究更是掀起了對這一模式的實證研究或證偽研究的持久不息的浪潮。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學術意義
薩義德 我們知道，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一開始主要是在英國國內擴展，許多學校都開設了文化研究的課程并授予專業學位。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文化研究在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美國等地得到迅猛發展。至今，它幾乎已經成為一個具有全球影響的知識領域，甚至被認為已經進人西方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中心。在美國，文化研究曾一度被認為是極為邊緣和古怪偏見的研究方法，現如今，它卻以其高度的實踐性和參與性的知識活動，以其靈活性和跨學科性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而迅速進入當代美國思想與學術生活的主流。不僅大學里的相關院系開設了文化研究專業，并聘請導師來培養研究生和專業研究人員，就連對出版界來說，文化研究也是一個很活躍的領域，有關的著作、論文和刊物紛紛面世。目前，國外已經出現了許多包括伯明翰學派在內的文化研究著作。這些著作探討了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歷史發展和概貌，研究了英國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興起和文化馬克思主義在英國的傳統、英國共產黨及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危機、英國歷史學家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作用等問題，為我們提供了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產生的歷史語境和文化語境，同時對其研究成果進行了一定的反思。特別是1996年以來，國外對伯明翰學派的靈魂人物霍爾的研究日益增多，比較有代表性的霍爾論文集（Stuart Hall :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 1996）和霍爾研究專集（Without guarantees : in Honour of Stuart Hall， 2000）都得以出版，這使得國內學者對霍爾的思想軌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時也為我們探討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傳統提供了寶貴資料。總體而言，文化研究的成果在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四國最多，學術水平也最高。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研究才被一些敏銳的中國學者陸續介紹到中國，同時也被不同程度地運用到當代中國的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中去，成為90年代中國學術界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論資源之一。 很顯然，相比較歐美國家的文化研究，我國的文化研究還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和誤區，不僅缺乏一定的原創性、系統性和整體性，而且還鮮有文化研究特有的那種實踐性、參與性和批判性。文化研究中每每呈現出“隨意性”和“情緒化”的傾向，西方那種具有深厚的社會學或人類學背景、以深入的田野調查或經驗分析為基礎的文化研究尤為缺乏。除了少數重點大學的部分學者對文化研究比較熟悉之外，國內許多高校尚不熟悉文化研究的淵源、方法和特征。此外，大學里的文化研究課程在國內也比歐美國家里的大學滯后了許多，這就大大制約了文化研究在我國的推廣、普及和拓展。為此，國內有不少文化研究的學者呼吁把文化研究引入高校的日常教學中，大學里開設文化研究的專門課程已是大勢所趨，成為國內目前高等教育的當務之急。 毫無疑問，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是近年來西方學術界文化研究的重要發源地和理論資源。然而，遺憾的是，目前國內學界對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大多停留在零散的翻譯和簡單的介紹層面，只有零星的幾篇論文發表，尚缺乏對該學派的整體研究、比較研究、綜合研究和個案研究。因此，我們不難想象，通過挖掘、梳理、歸納、整理近半個世紀來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學術傳統，我們就可以客觀地洞察并評價伯明翰學派在西方學術界的發展現狀，系統地研究伯明翰學派卓然的文化研究成果，剖析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功過得失，厘清并改良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學術傳統，從而達到借鑒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概念、理論和研究手段以推動我國學術界文化研究的目的，為國內文化研究的縱深發展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路數和方法論意義上的學術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