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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說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就是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這三個人的歷史，但至少了解了這三個人的生平，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脈絡也便了解了大概。
三個人都是傳教士。數百年來有太多人在神往中疑惑：何以這些傳教士竟似無所不能？何以遠渡重洋而來竟能驚動朝堂？
因為，他們都是耶穌會的傳教士。
這是個宗教世界中舉足輕重的組織。翦伯贊曾如此描述并評價：“其組織異常嚴密，一切官階皆按軍事部勤，數百年來為世界最陰險、最秘密之一組織。”耶穌會的教士都接受過良好的歐洲人文教育并經受過準軍事訓練，龐大的勢力不僅限于歐洲，并遠涉非洲、美洲、亞洲，在世界各地結交權貴，出入宮廷，影響力遍及文化、經濟、軍事領域。
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都是這一組織中出類拔萃的人才，他們身后有足夠的支持，供他們以精密的儀器、華美的書籍、先進的技術贏得中國上流社會的青睞。
李贄在《續焚書》中曾言利瑪竇：“是一極標志人也，中極玲瓏……但不知到此何為？我已經三度相會，
畢竟不知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學易吾周孔之學？則又太愚，恐非是爾！”這其實道破了中國人與利瑪竇等傳教士的矛盾關系：一方面，教士來華之根本目的在于傳教，但在中國人看來西洋宗教根本不可能撼動中華傳統思想；另一方面，中國人欣賞教士的才華，時至今日亦對其帶來的西方科技心存感激，然而傳播科技在教士而言只是保證傳教順利進行的有效手段。
利瑪竇無疑深諳中國人的心理。他探索出了作為傳教士在中國的生存之道：入鄉隨俗以消弭疑忌，宣揚西學以引人興趣。
前幾天我到首都博物館觀看了《利瑪竇——明末中西科學技術文化交融的使者》這一展覽，目睹到許多代表著利瑪竇所處的16世紀歐洲天文、地理、測繪、機械等諸多領域科技水平的星盤、圓規、經緯儀、約分儀、水力鋸、挖泥船等令人驚嘆的精密儀器。
作為“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并對中國典籍進行鉆研的西方學者”，利瑪竇精研中國典籍，甚至巧妙的借用了中國古代“上帝”這個詞，使中國人產生對天主的認同感。他贈送的自鳴鐘讓深居簡出的萬歷皇帝愛不釋手，他教會宮中太監演奏西洋樂器，他用地圖將世界的真實面貌展現在中國人面前。
同時展出的還有同時代的一些西方名畫，如拉斐爾的《永恒與天使》，費德里科·巴洛奇的《圣母、圣子和圣約翰》，從中可感受到利瑪竇等人所置身的宗教氛圍。端詳著畫中天使的翅膀，不禁想起康熙曾對傳教士道：“爾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與中國敬天之語雖異，但其意相同。……即如此地人繪神時畫云，西洋人畫神添翼一樣。今豈可言天神照爾等所繪真展翅飛翔耶？此特仿效神奇繪制也。”
清室對天主教的思想并不純視為異端邪說，或也是由于那“圣母、生子”的理論在滿族人而言并不似漢族人那般對之難以接受。畢竟，滿族的始祖布庫里雍順亦是天女吞朱果而孕，與耶穌誕生的傳說異曲同工。我一直很懷疑那臭名昭著的楊光先的智商，他盡可仇視天主教，用歷法之爭將湯若望等人整得死去活來，但實不該洋洋灑灑地寫出部《不得已》，用下流話侮辱瑪利亞，說什么“世間唯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想彼教盡不知父乎？不然，何奉無父之鬼，如此其尊也。……而孕胎何事，豈童女怡然之所允之。且童身不童身，誰實驗之？”此讀來令人作嘔的齷齪無恥之語，不僅罵了洋人，把自己主子的老祖宗也連累成了禽獸。
湯若望是與利瑪竇齊名的傳教士，人稱此二者“利湯”。
湯若望的一生充滿了與明清皇室的糾纏。他曾奉崇禎之命督造出大小520門火炮助明抵御滿清，輕炮僅100斤，重炮達1200斤。他口述的一部《火攻擎要》，共分三卷，上卷是鑄造各種火器的比例圖解，中卷述說各種火藥性能配方，下卷則介紹攻城、水戰時利用火攻的方法。
明清交戰之初，明室依仗自荷蘭人、葡萄牙人處購置及自造的火炮，在火力上占了優勢。奈何松錦之戰后，關外火炮大多落入清軍之手，火力此消彼長，湯若望對當時局勢看的明白：“彼之人壯馬潑，箭利弓強，既已勝我多矣，且近來火器又足與我相當……孰意我之奇技，悉為彼有。”
明亡后清軍入關，聰明的湯若望便選擇了以武器之外，自己的另一個長項“歷法”接近清廷，獲得了攝政王多爾袞的賞識。甚至說服了“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多爾袞接受西法修訂的《崇禎歷書》，將其刪節為《時憲歷》，頒行天下。
多爾袞去世后，親政的順治皇帝雖恨這攝政王入骨，連其為自己選的老婆都不廢不快，所幸并沒有瘋狂到“凡是多爾袞作出的決策都堅決推翻，凡是多爾袞的指示都始終不渝地反對”。湯若望不僅未受多爾袞牽連，反而榮寵更甚，與順治建立了近乎親情的良好關系，甚至被順治稱為“瑪法”，傳說中康熙帝的繼位亦由他的建議促成。
湯若望對康熙另有兩樁極大的影響：一是與楊光先的歷法之爭觸動康熙，使之產生了學習并應用西方科學的熱情；二是選擇精通歷法算學的南懷仁作為自己欽天監工作的助手，此人因此得入朝廷，對康熙皇帝接觸西學產生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時至今日，北京古觀象臺上依舊屹立著南懷仁所制的六樣儀器：測定天體赤道坐標的赤道經緯儀，測定天體黃道坐標的黃道經緯儀，測定天體地平坐標的地平經儀和地平緯儀，測定兩個天體間角距離的紀限儀，表演天象的天體儀。他還編寫《靈臺儀象志》記述這六件儀器的制作方法，以及單擺、自由落體運動、光的折射和色散等科技知識。如把此書與康熙所著《康熙幾暇格物編》對比品讀，必有無窮樂趣。
南懷仁在火器上的成就不亞于湯若望，他曾為清廷制造輕巧木炮及紅衣銅炮共132門，神威將軍炮240門，紅衣大炮53門，武成永固大將軍炮61門，神功將軍炮80門，并以《神威圖說》一書闡述炮術理論。便如玄奘之排擠福生而成畢生污點，南懷仁亦曾迫害“二十八發連珠火銃”的發明者戴梓。盡管瑕不掩瑜，不能以此否認南懷仁對中國火器發展的貢獻，畢竟推動清廷開殘害國內火器制造者之先河，中華百余年后之辱于西洋利器豈無兆耶？
南懷仁的博才令人瞠目，一部《歐洲天文學》，幾乎囊括了當時在中國介紹的西方所有科技知識。其中至今令人津津樂道的當屬對他所發明的“世上第一輛汽車”的記述了：“當蒸汽在較高壓力之下，由汽鍋一小管急劇噴射時，沖擊于軸葉之上，使輪及軸迅速旋轉，車遂前進。此機之試驗，表明一種動力的原理，使余得隨意應用于任何形式之轉動機械。” 可惜，小巧如玩具的蒸汽車因未能彰顯出實用價值而被埋沒。對于信奉實用主義的中國人來說，任何看似與實際生活無關的東西都是乏人問津的，便如宋元時曾高度發展的代數學，如“開元數”“增乘開方法”等，至明代已近失傳。幸虧西學東漸激發了國人追古溯源并集中西之長的興趣，乃有梅文鼎、陳世仁等人之數學巨著問世。
在傳播西學的同時，促使中國人“重新回顧、整理了自己先輩幾盡淹沒、失傳的科學發現，清以前的科學技術典籍得到了整理和闡發，一些極有價值的思想和成就重見天日，與西洋科學技術交相輝映，使西洋人有機會真正了解中國古代科技之輝煌和偉大”（見《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確是傳教士們對中國的積極影響。以至多年后李約瑟作《中國科學技術史》，不亦是與此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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