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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爾伯特·赫希曼去世之后人們發表的許多紀念文章中，不少文章的作者都認為，他發現的許多經濟學概念和原理，比如不平衡發展理論、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隧道效應、極化涓滴效應等，這些成果，或許每個都“值得獲半個諾貝爾獎”，而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是 “基尼系數”的的真正發明人。 這位1915年出生于柏林的猶太裔知識分子，在他長達97年漫長人生旅途中，除了擁有公認的經濟學貢獻之外，還曾經做過許許多多在今天的人們看來堪稱傳奇的事情：從獨自逃離納粹德國，到營救仍被困于德國占領之下的猶太知識分子；從戰后成為馬歇爾計劃的幕后高參，到加入蘭登公司，直到后來在“麥卡錫主義”的陰影下，被迫出走南美，先是作為世界銀行專家參與哥倫比亞的發展規劃和項目評估，之后開辦私人咨詢公司，在此過程中“意外”地成為了南美經濟問題專家；在別的學者早已功成名就的年歲，仍在學術圈邊緣掙扎，輾轉于美國各大高校，一直沒有獲得終身教席，最后在60出頭的年紀，終于落腳于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這個對不擅授課的赫希曼來說最理想的學術殿堂。可以說，赫希曼人生中的每一段旅程，都可以讓生活在今天這個承平時代、生活多是波瀾不驚的人們羨慕不已。而正當他一邊在發展經濟學領域繼續耕耘，一邊試圖打破經濟學與其它學科的藩籬，從總體上考察人類生活和思想的變遷之時，卻在阿爾卑斯山上遭遇意外，頭部受到嚴重創傷，此后語言和寫作能力逐漸退化，直至最后完全失去表達能力，這不能不說是令人扼腕的。以赫希曼當時已經達到的思想高度而言，也許，將這次個人災難看作是整個人類在思想領域的一大損失，也并不為過。 可以想見，要將這樣一位擁有近一個世紀人生旅程、閱歷豐富、終生不斷游走在書齋和現實世界之間，不斷出現新想法而甚少固步自封的經濟學家、思想家的一生勾勒出來，絕非易事。但如果世上少了這么一位精彩人物的生活和思想記錄，又豈不是太可惜了？幸運的是，有人為我們寫下了這部傳記：譯成中文長達800余頁，行文優雅，充滿迷人的細節。更關鍵的是，雖然這部傳記的傳主是“學術中人”，作者也是經濟學家，整部書讀來卻沒有一絲學究氣。這固然是因為作者在闡發赫希曼的思想和學術觀點時，充分考慮到了普通讀者的感受，但更是因為，赫希曼本人就并非是那種只會躲在書齋里，用晦澀難懂的術語堆砌高頭講章的“學術權威”，而是終其一生都在用自己的眼睛敏銳地觀察、感受和思考這個世界的 “歐洲知識分子”，是來自于“舊時代”、如今已近乎絕跡的那批人中的最后一個。 用今天的話來說，阿爾伯特·赫希曼是一個思想早熟的孩子，早在幼年時代，他就展現了驚人的學術天賦：12歲讀康德黑格爾、14歲讀《資本論》，同時參與當時德國社會流行的各種思想辯論。而正當他從著名的柏林法語中學畢業（當時專為有學術抱負的年輕人設立的“古典中學”之一），進入柏林大學，躊躇滿志地打算在學術上大展身手之時，納粹的關于猶太人不得在大學任職、不得進入學術界的禁令讓他的夢想化為了泡影。此后的幾年，他輾轉于法國、英國、意大利，在巴黎高等商業學院這所當時完全算不上一流的學校學習他并不喜歡的科目，又因為一絲幸運，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做了一年的訪問學者。正是這段經歷，拓展了他的學術視野，也徹底改變了他對“經濟學是什么”的認知。 不過，他在思想上的更大收獲，似乎要歸功于姐夫科洛爾尼的引導。可以說，赫希曼一生所思考的大部分問題，都或多或少來自于科洛爾尼的啟發。這是一種方法論的啟蒙，這種方法，簡單地說，就是對任何思想和現實都保持開放性，合理地懷疑任何擁有現成結論的思想體系，讓自己成為“可能主義者”，在任何時候都對自身和人類的未來充滿信心，而不會輕易被那些悲觀主義的論調牽著鼻子走。在赫希曼看來，科洛爾尼的這種思考方法背后，是一顆既充滿了智性光芒，又勇于投身現實世界的熱情的靈魂，在二十世紀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正是像科洛爾尼這樣的靈魂，讓人類的未來看起來仍充滿了希望。 二戰開始后，身在法國的赫希曼先是加入了法國軍隊，法軍投降后，他加入了由美國記者瓦里安·弗萊組織的營救計劃，精通多國語言、辦事沉穩、外表迷人的赫希曼，很快就成為了弗萊最倚重的人，參與救助了數千猶太難民，其中包括作家安德烈·布勒東、畫家夏加爾、杜尚、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還有漢娜·阿倫特等。為了逃避納粹的追捕，他來到美國。不得不說，此后的十多年，由于他的德國出身、由于他在戰前穿行于歐洲各國的復雜經歷，更由于后來麥卡錫主義的興起，盡管曾積極投身馬歇爾計劃，并獲得了同事的一致認可，赫希曼在美國的日子過得并不如意。但他從未灰心，當美國的職業道路受阻后，他很快接受了一個在哥倫比亞擔任政府顧問的職位。有意思的是，正是這一次與南美的最初接觸，開啟了他與這片大陸此后長達四十多年的不解之緣，也因為此番經歷，在經濟學界，赫希曼開始以“發展經濟學家”的身份為人所知，受到耶魯、哥倫比亞、哈佛等名校的邀請，擔任教職，實現了他進入學術界的夢想。 而與他的豐富多彩的人生相比，赫希曼的思想變遷之路或許是更為引人入勝的：從早年相信歷史決定論，到后來不去嘗試發現世界的規律，而是盡力在作品中呈現世界的真實、探究人類行為的奧秘，對現實世界的任何變化都保持開放的心態。 回望20世紀的歷史，人們發現，在那個悲觀派和激進派占據了主導地位的世紀，阿爾伯特·赫希曼這樣的人，絕對是一個稀有而珍貴的“異類”。他善于在遍地悲觀的氛圍中呼吁人們保持樂觀，喜歡在各種錯位、異常、反例、偏差、顛倒的現實和思想中，幫助讀者和行動者獲得想象力——他稱之為“可能主義”——但他又不是那種一味沉迷于自己的想象中，試圖勾勒某種或大或小的烏托邦的學者，他甚至大半生都在努力遠離種種意識形態——無論是左派的，還是右派的。對于任何的宏大理論或決定論敘事，他都是堅定的懷疑者。因此，赫希曼認為，在變革之前必須確定一條最好的道路，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在現實面前，“先見之明”極有可能是“先見之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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