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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少名白圭，一個出身卑微的人，嘉靖四年出生于湖北江陵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歷經大明帝國嘉靖、隆慶、萬歷三朝。在嘉靖朝，張居正基本上是邊緣徘徊狀態；進入隆慶新朝，一年余連升七級，由一個司局級干部入閣拜相。六年間，先后入閣的"九相"展開了交叉連環式的權力爭斗。縱橫捭闔的張居正，玩弄權術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居然能夠做到"怒甲則使乙制甲，怒乙則使甲制乙；欲其斗則嗾之使斗，欲其息則愚之使息"！此等本事，不能不令人駭然稱奇！ 必需說清楚，張居正的出身是卑微的。換句話說，張居正沒有任何的家庭背景可言。考其三代，沒有一個可以說得上有地位的人。如果說有什么身份的話，他祖父的身份是"保安"---遼王府的護衛卒，父親的身份是"學生"---考了二十多年，也只是考中了生員。 可以說，張居正靠的是自我奮斗而坐上了內閣首輔位置的。 張居正，12歲時，他到荊州府報考生員(指還沒有考上秀才的童生)，知府李士翱對他的才學大為贊賞，并把他的名字改為“居正”，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又說“官正則民服”，希望張居正有朝一日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官員。16歲時，張居正成為大明最年輕的舉人，26歲時他考中進士，步入仕途。 嘉靖三十九年，張居正的干練與才識被裕王認可，被請到裕王府作老師，裕王就是后來的隆慶皇帝。隆慶元年，張居正入內閣輔政，雖然他僅列閣臣的第六位，但由于與隆慶皇帝有師生情誼，所以格外受器重。 隆慶元年時，內閣有六名成員，排名順序如下：徐階、李春芳、郭樸、高拱、陳以勤、張居正。這其中徐階是首輔，高拱按資歷來講是排名第四的閣臣。就內閣組織的派系關系而言，當時的高拱是得益于徐階良多的。高拱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因科舉考試授任翰林編修，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成為裕王（后來的穆宗，即隆慶皇帝）府的侍講老師，也就是所謂的帝師。徐階正是看中這一層關系，先是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推薦高拱為翰林侍講學士，然后又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薦舉他出任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可以說高拱的入閣，徐階功莫大焉。 但高拱卻自負是帝師，認為自己的仕途升遷都是理所當然的，并不念徐階的好。而發生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的草詔事件，成為兩人矛盾的最大沖突點。內閣首輔徐階借穆宗朱載垕上位之時草詔告諭天下，為那些因言事而得罪的官員平反昭雪。這本是一件好事，但徐階操作此事時未和同列閣臣的高拱、郭樸一起商量，只讓自己的門生、充當裕王府講官不久的張居正參與，從而導致高拱不滿。高唆使御史齊康彈劾徐階子弟和家人在鄉里橫行不法之事，迫使徐階于隆慶二年（1568年）致仕（退休）回家。 徐階去后，高拱以新帝肺腑之臣自居，為了在內閣上位為首輔，展開了一系列行動，先后把趙貞吉、陳以勤、李春芳、殷士儋從內閣中逼走。 內閣中除了高拱，碩果僅存的人物便是郭樸和張居正了。郭、張二人若聯手的話，高拱要達成目的殊非易事。但此前徐階在草詔事件中未和同列閣臣的高拱、郭樸一起商量，有意無意間將郭樸和高拱綁在了一起。而高拱也樂得區別對待，只將矛頭指向張居正。隆慶五年，高拱的手下人傳言張居正接受已經下野的徐階三萬金賄賂，以為其犯事的三子進言，兩人關系愈加緊張。次年，給事中曹大野上書言及高拱不忠十事，高拱則懷疑他是受張居正所指使，愈發產生要逐張居正出內閣、自己獨掌大權的想法。 張居正當時的處境堪憂。內閣中，他其實再無結盟的對象；而作為親徐階派，在徐階退隱的背景下，他也沒有外力可以援助。同時就和皇帝的私人關系而言，張居正也不如高拱來得深厚。高拱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裕王出閣講讀時，就任首席講讀官。隨后講讀九年，“府中事無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問”，裕王還先后手書“啟發弘多”、“懷賢”、“忠貞”等字贈賜給他，可謂深得裕王的賞識和倚重。而張居正是在嘉靖三十九年后才去裕王府講讀的，且只不過是當時數位講讀官中的一員，和高拱的首席講讀官身份及其與裕王的私人關系無法相比。 處于如此不利地位的張居正要如何自保、進而繼續謀求上位？ 張居正的策略是聯手敵人的敵人，各取所需，同時增強自己的勝算。因為他觀察到，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與高拱結怨頗深，是謂可以聯手的敵人的敵人。 和張居正的處境一樣，隆慶時代的馮保也是個郁郁不得志者。他雖然早在嘉靖朝時就混上了司禮監秉筆太監的位置，卻在隆慶年間受到高拱的彈壓，始終得不到升遷。 而且，張居正還找到了第二個人物：李太后，萬歷小皇帝的生母。 策略的選擇源于張居正的判斷力：馮保是李太后的心腹及小皇帝萬歷信賴的“大伴”，喜愛琴棋書畫，頗有儒者風度，在宦官群體中很是鶴立雞群。他在服侍當時還是皇太子的小萬歷時非常小心，這與陳洪、孟沖等宦官引導隆慶皇帝縱情聲色、導致其身患重病的情形形成鮮明對比。因此，馮保借李太后之力上位是遲早的事情，因為李太后不想讓自己的兒子成為第二個穆宗，去孟引馮便是題中應有之義。所以張居正和馮保結盟后，就勸他加緊活動。利用服侍皇太子之機，竭力取信李太后，“多布金于兩宮左右，俾言之。”多給服侍兩宮的宦官、近臣以好處，為馮保美言。 隆慶皇帝病危之時，張居正瞞著高拱，和馮保一起秘密準備了隆慶“遺詔”。這份遺詔其實是張居正起草的，中心意思是讓司禮監輔佐太子，并讓司禮監太監和高拱、張居正等閣臣同受顧命。遺詔只字不提當時司禮監掌印太監孟沖的名字，只以“司禮監”三字一筆帶過，以麻痹高拱可能會產生的疑心。但遺詔公布后第二天，兩宮（萬歷皇帝生母李太后和穆宗正宮娘娘陳皇后，后者無子，行事多為李太后所導引）親傳懿旨稱：“孟沖不識字，事體料理不開，馮保掌司禮監印。”圣旨一出，朝廷大嘩，高拱悔之晚矣。 馮保升任司禮監掌印太監，卻還不太穩固。高拱一方面指使工科都給事中程文、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及廣西道試御史胡孝等人彈劾馮保，指責他“四逆六罪”、“三大奸”，另一方面上名曰《特陳緊切事宜以仰裨新政疏》，請求今后“一應章奏俱發內閣看詳擬票上進”，試圖罷黜司禮監權力，將之完全歸于內閣。這是高拱從人身和制度兩方面入手，對馮保發起攻擊。高拱甚至派心腹韓楫將此事密報張居正：“行且建不世功，與公共之。”意思是想要和張居正共同驅逐馮保，以集權于內閣，共建不世之功。 由此，張居正的行動真正開始。他將計就計，一方面和韓楫虛與委蛇，稱：“去此閹（指馮保），若腐鼠耳。即功，胡百世也！”另一方面緊急聯絡馮保，要他采取對策。 張居正聯馮倒高、打造組織間架鐵三角的核心動作在于接下來，他和馮保設計了一個引蛇出洞的橋段，激怒高拱，使得他禍從口出，釀成大錯。高拱上疏被以內批形式退回，上面馮保以萬歷皇帝名義寫下四個字：“照舊制行”，意思是司禮監的權力不得罷黜，一切按照舊有的規章制度執行。高拱由此激憤，脫口而出這樣一句話：“安有十歲天子而能自裁乎？”馮保立刻纂改這句話的意思，向萬歷小皇帝進言道：“高先生（高拱）說，十歲兒安能決事！”表面上看，“自裁”和“決事”意思差不多，但在不同的語境下，“十歲兒安能決事”性質要嚴重得多，很有犯下“欺君之罪”的嫌疑。十歲的萬歷小皇帝由此大怒，史料記載他入告皇太后，“高拱因此釀禍不可解。” 高拱所謂立“不世之功”，收回司禮監批紅權，其實是挑戰皇權主導下的司禮監和內閣權力相互制衡的格局，當然為李太后所不容。而具體到個人，馮保正是李太后選中的權力代言人，高拱意欲驅逐，更是打狗不看主人。而張居正和馮保結盟，事實上也將自己納入了李太后的保護體系之內。李太后還特意頒諭于張居正說：“江山社稷要緊，先生每務盡忠為國。”個中意味十分深遠。 張居正與馮保商量，將隆慶皇帝的皇后陳氏封為仁圣皇太后，將萬歷皇帝的生母李氏封稱慈圣皇太后，二人并列，大大提高了李氏的地位。李氏大喜過望，全力支持張居正和馮保。 而在“十歲兒安能決事”一語傳開后，兩宮太后與萬歷小皇帝聯名頒旨罷黜內閣首輔高拱曰：“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不許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為？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便著回籍閑住，不許停留。”高拱由是出局。 高拱被罷后，內閣閣臣只剩下張居正和高儀兩人。高拱一派的高儀雖為穆宗病危時指定的三位顧命大臣之一，但高拱下臺后，其寢食不安，僅月余就嘔血而死。由此內閣僅剩張居正一人，他便取而代之，成為首輔。 張居正被稱為“明朝第一宰相”，原因有二：一是他屹立于大明帝國的權力之顛，左右大明政局達十年之久；二是他主持了全方位而又卓有成效的改革，帶來了大明帝國的全面復興，可謂是明朝第一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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