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人說項的陳寅恪

  作為一代史學大師，陳寅恪在治學之余，力薦人才，其用心之善，用力之深，令人感喟。

一

陳寅恪薦才首重的是德。

1926年，畢業于齊魯大學的于道泉在擔任陳寅恪助手的同時，經袁同禮推薦，來到當時的北海圖書館擔任滿蒙藏文書采訪編目工作。但是，待遇并不高?？吹缴铑H為困苦卻毫無怨言仍孜孜治學的于道泉，陳寅恪心為所動，也記掛于心。于是，在1928年與傅斯年談及蒙文檔案整理和利用的一封信中，他借機力薦于道泉。他說“于君甚精藏語，又兼治蒙文，實不可多得之人才。現在北海圖書館，月僅三十元，甚不敷用，前年弟每月借錢與之，他時歷史語言所北平分所中似可以用，此人斷不至為羊公不舞之鶴，請放心用”。過了幾天，不見動靜，他又馳書傅斯年，舊話重提：“于君道泉必可造之材，且為人能吃苦，諒必不敢為羊公不舞之鶴也?！边^了3個月還不見回音，心有不甘的陳寅恪繼續修書傅斯年，重點談及于道泉之事：“……于道泉君月薪百元，當可辦到。彼現與喇嘛往來至繁，于蒙藏音韻語言之學，極有興趣，必可造之才，且為人能吃苦，諒必不敢為羊公不舞之鶴也?！薄把蚬晃柚Q”，取“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不肯舞”的典故。

幾經周折，于道泉終于得償所愿，在名師大家的指點下，學術日精月進。他上世紀30年代留學法國，40年代講學英倫，50年代回國后，參與創辦中央電視臺藏語廣播，后來成為國際著名的藏學家和語言學家。

陳寅恪向傅斯年和李濟推舉蔣大沂一事，也是以德為先的事例。他與蔣大沂長期同事，深知其德，也知他極想入史語所，于是，他抓住機會，在一次給傅斯年和李濟的信中特意提及此事：“茲有一事即蔣君大沂，其人之著述屬于考古方面，兩兄想已見及，其意欲入史語所，雖貧亦甘……其人之品行固純篤君子，所學深淺既有著述可據，無待饒舌也。”此時，他已目力大差，“深恐神經網膜脫離……終日苦昏……”但仍心如明鏡，對品行純篤的卓異英才力薦不疲。蔣大沂后來能成為甲骨文方面的權威，陳寅恪的力薦舉足輕重。

二

作為史學家，陳寅恪常能在蕓蕓眾生中發現專精人才，力薦不怠，甚至百折不撓，功成方休。

最感人的是他推薦戴家祥一事。戴家祥是王國維在清華大學唯一的研究生，精治經學和古文字學。但是，作為冷門的專業人才，畢業即失業。因此，當陳寅恪得知這位國內稀有人才在上?！盁o所事事”時，心急如焚。于是，他在1928年夏天的短短3個月內就分別寫了3封信給容庚、傅斯年，希望他們能介紹這位人才到“廣州中山大學”或“燕京大學”任教，可惜未果。事隔4年，即1932年，念念不忘的他又再次向傅斯年舊事重提，希望戴家祥能到“適宜之大學或專門學校擔任數點鐘功課。如中央大學有機會，則弟當致一保任負責之薦書與志稀兄及汪君旭初，若他處有機會，亦無不可”?？梢娖溆眯牧伎嗪蛨皂g不拔的精神。因為，陳寅恪看中此人既是王國維的學生，又是清末著名經學家、文字訓詁學家孫詒讓的“姻家子”，且(孫)“自幼即傳渠文字學研究之習，后又從王公游，所得益深”。而且，他認為“此人年少志高，文采不艷發，樸學有根底”，所以，他才逢人說項，愛才之情，溢于言表。后來，戴家祥在金文研究方面成果斐然，所主編的《金文大字典》為我國當代金文研究集大成之作。陳寅恪舉薦之功不可抹卻。

作為眼界高遠的大學問家，陳寅恪推薦的，大多是某一領域的前沿人物，而他們在當時又多處境困蹇，大才難舒。因此，他每每急在心中，表于言外。如湖南學子朱芳圃譯有日本人論瑞典高本漢中國音韻學一書，希望陳寅恪能幫他想辦法馬上刊登在燕京學報換取稿酬來應對資金急需之用。急人之急的陳寅恪立即馳書容庚，但提筆落紙時，又考慮到時間緊迫，容庚不一定能辦到，便把話說得比較婉轉：“此次燕京學報佳稿甚多，有美不勝收之慨，恐已無余地再容納他稿，如待至下期則又不能救朱君之急，因此躊躇不決，特此奉詢。如今年六月出版之燕京學報尚可容納，弟即囑其即日繕就送呈，以備公鑒定去取，或先將抄寫完畢之部分送上亦可。”語雖婉轉，其心焦若灼之情，卻展露無遺。

在舉薦吳其昌給陳垣的信中，陳寅恪的急切與熱忱快如倒豆：“吳君高才博學，寅恪最所欽佩，而近狀甚窘，欲教課以資補救。師范大學史學系，輔仁大學國文系、史學系如有機緣，尚求代為留意?！蔽覀兩踔量梢钥吹剿奔币酒饋淼臉幼樱骸皡蔷龑W問必能勝任教職，如不勝任，則寅恪甘坐濫保之罪?！边@不僅反映出他望氣知寶，深識大才的自信，更體現出這位史學大師惟恐他們困頓卷縮，大才難伸的拳拳真意。

三

對于那些在某一領域不可復得的卓異英才，陳寅恪的舉薦更顯得有點“奮不顧身”。

讓我們先看看他向傅斯年推薦謝國楨的信：“頃有前清華研究院學生，現南開教員謝國楨來談，以其所作晚明及清初史籍及黨社始末等稿本，交弟閱看，始知其于此頗費力，搜集所關逸書遺事，頗為弟所不知者，而黨社事尤關重要，將來所購之檔案，其時代適在明末清初，與之相符合，或可以此人為助。此人固國民黨，然曾在梁任公家教書，此節若就事論事，似亦不妨。目前因關于此時代稍有研究者不多，如用一普通之人，則時代背景不熟，必致與檔案所載有關之書籍了無所知，考證整理，勞而少功，此節弟亦不執著，姑備一說于此，再暗中多覓相當之人以備選擇，乞勿宣布。至要!至要!”

可以看出，他是從學術未來發展的眼光來作人才的挑選與舉薦，因此，起點就顯得高屋建瓴。另外，以學術為最終要旨的他，摒棄政見相異屏障，心態，也就顯得更平和澹然；眼界，自然更高人一籌。特別是他從學術一脈相承的特點來考慮人才安置，既保證了學術質量與發展的穩定性與延續性，又因不另起爐灶，節省了研究機構經濟開支。當然，最難能可貴的，是作為學術大師，他坦言承認初出茅廬的學術新秀在某一領域遠勝于己，讓聚光燈照射在這位年輕學子身上。更令人感動的是，謝國楨其實并沒有要求陳寅恪推薦自己，只是陳寅恪覺得確實人才難得，才暗中力薦，且力告傅斯年不可聲張，其用心可謂良苦。

另一位他極力推薦的張蔭麟，也體現了這種知人善用的可貴精神。他在給傅斯年的信中說：“張君為清華近年學生品學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嘗謂庚子賠款之成績，或即在此人之身也?！边@評論出自是鵠的高懸的陳寅恪之口，確實前所未有。這也難怪，張蔭麟在清華求學8年，對中西文學、史學、哲學均有精深研究，尤深于史。1923年9月，在《學衡》第21期發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說質疑》一文，對梁啟超考證《老子》認定其在孟子之后的六條證據，逐一進行批駁。梁啟超讀后不以為忤，反而給以揄揚，嘆為天才。身在清華，高度關注學界的陳寅恪自然早將這位年輕才子納入視野之中。所以，他對其學術風格了如指掌，而且對其將來史學界地位也作了準確預測：“其人記誦博洽而思想有條理，若以之擔任中國通史課，恐現今無更較渠適宜之人。若史語所能羅致之，則必為將來最有希望之人材。”最后，他還鄭重其事地聲明：“弟敢書具保證者，蓋不同尋常介紹之友人之類也。”

或許，在別人看來，陳寅恪這種評論多少有點過譽，但是，若我們仔細研讀張蔭麟著作，同時，參考后世學界將張蔭麟推崇為“梁任公第二人”的評論，就不得不承認陳寅恪的評論恰如其分。

四

有兩件很瑣碎但充滿趣味的小事，可從另一角度透視陳寅恪推薦人才時的認真與公正，同時，也可折射出他的知人之深與愛才之切。

事情是這樣的。他的同事浦江清和學生朱延豐都希望能翻譯一些西洋著作，于是，他寫了封信給胡適：“近來又有清華教員浦君江清欲翻譯Ovid之Metamorphoses，不知公以為然否?浦君本專學西洋文學，又治元曲，于中西文學極有修養，白話文亦流利，如不譯此書，改譯他書，當同一能勝任愉快也。又清華研究院歷史生朱延豐，欲譯西洋歷史著作，不知尊義如何?是否須先交呈試譯樣本，以憑選擇?大約此二君中，浦君翻譯正確流暢，必無問題，因弟與之共事四五年之久，故知之深。朱君則歷史乃其專門研究，譯文正確想能做到，但能流暢與否，似須請其翻譯一樣式，方可評定也?！?/p>

一個是自己的學術助手，一個是自己的研究生。手背手心，舍一難忍。他只好如實反映，為胡適代加分析，甚至替他想好解決辦法，真是難為這位熱心人。特別是朱延豐當時正陷于情感困苦之中，這位希望能分散愛徒抑郁的史學大師一知內情便親自出馬，揮筆相求。

不過，同是對待這位愛徒，陳寅恪在學術上的做法卻顯得有點“不近人情”。因為，在后來留學名額教授討論會上，作為朱延豐導師的陳寅恪卻推薦另一位學術更成熟、并非自己學生的邵循正出洋留學，在當時引起不小震動。但他卻理所當然地認為朱延豐學業未精，不宜留洋。所以，他在后來給校長梅貽琦的信中就坦蕩地說：“朱君不派出洋事，當日教授會議時弟首先發表只宜派邵君一人……茍朱君可以使弟發生出洋必要之信念者，必已堅持力爭無疑也?！边@，無疑是他謹嚴治學，不徇私情的直接反映。前者的溫煦與后者的嚴苛，正好全面展現了這位學術大師的為學為人風格。

作為百年樹人的大學教授，陳寅恪深知人才對學術傳承與流播的深遠意義與作用。同時，作為以文續命的史學家，他也深知力薦人才，其實，是將前人和自己的學術思想與人生理想以另一種別具深意的形式延伸與光大。這種一片冰心，灑落無塵，逢人說項，脫手相贈的朗落襟懷，使得他贏得同輩及后人發自內心深處的欽佩與頌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