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金融是促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切入點,對于完成穩增長、促改革的戰略目標意義重大。同時本文指出消費金融存在三大問題:業務缺乏完善的個人征信系統支持;風險管理模式不成熟,資產質量面臨挑戰;綜合成本率偏高,增大逆向選擇風險。 當前,繼續促進居民消費需求的持續健康增長,進一步增強最終消費需求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導向作用,是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要素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經濟增長質量的必然要求。 為此,進一步促進我國消費金融的規范健康發展,充分發揮其對消費的拉動作用,是促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切入點,對于完成穩增長、促改革的戰略目標意義重大。 為切實推動我國消費金融市場健康發展,首先,應盡快完善消費金融法律法規和監管制度體系,促進個人征信體系建設; 其次,要加快分層消費金融服務體系建設; 第三,提高消費金融機構風險管理水平,促進行業可持續發展。金融機構需要針對消費金融業務的風險特點,建立貫穿客戶準入、產品定價、貸后管理、違約催收等環節的一體化風險管理體系; 第四,規范和培育消費金融資產證券化市場。消費金融資產證券化的健康發展必須建立在良好的基礎資產質量和有效的市場機制基礎之上,否則反而可能加劇市場系統性風險的積聚。因此,未來發展消費金融資產證券化市場,需要將規范市場主體行為、有效管理市場風險與積極鼓勵業務和產品創新緊密結合。 消費金融之于經濟增長的重要價值 所謂消費金融,是指金融機構向個人客戶提供的,主要用于消費支出的信貸和其他信用支持服務。由于我國居民購買住房兼具消費與投資雙重性質,客戶申請住房按揭貸款有很大部分實際上是以追求更高投資收益為目的的加杠桿行為。因此,這里討論的消費金融不包括住房按揭貸款。 從金融史看,消費信貸活動納入正規金融版圖的時間一般都要晚于生產性信貸活動。除了傳統觀念的束縛,消費金融在發展過程中還曾受困于一個經濟理論難題,即以消費為目的的信貸活動是否具備促進經濟增長的價值?生產性信貸活動,由于資金直接運用于生產性活動,其對價值創造的促進作用顯而易見。對于資金出借方而言,借款人的主要還款來源即為其生產經營所得,其中的風險更易評估和把握。 而消費金融的資金主要用于消費活動,直接體現為對現有社會價值的消耗,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并不直觀可見,對借款人的還款來源也往往缺乏清晰的評估方法。因此,在很長一段時期里人們對消費金融活動存在較大的偏見,甚至從一些局部現象出發,把它與好逸惡勞、貪圖享樂等聯系起來,當成是一種不應鼓勵的惡習。許多國家還一度立法,對消費金融活動進行嚴格的限制。 隨著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的逐漸成熟和消費金融實踐本身的發展和完善,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從20世紀開始逐漸顯現,人們對消費金融的認識也逐步轉變。從20世紀初開始,以租售為代表的消費金融模式在美國廣泛推廣,有力促進了美國居民消費的高速增長,同時也對消費品生產行業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會結構的轉變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1972年,美國國家消費金融委員會在一份官方報告中強調:“消費信貸業的規模之大和意義之重要,它不僅是我國龐大的工業機器運轉的潤滑劑,也是在我國實現和保持世界上最高生活水準的主要工具。” 近年來,我國對于消費金融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研究也顯著增多。相關研究顯示,消費金融發展滿足了居民新時期的消費需求,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從投資主導型向消費主導型轉變,進而有利于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可持續發展。 總結國內外消費金融實踐和理論研究,消費金融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消費金融直接促進居民消費的增長,從而有效刺激社會總需求。 消費者在消費金融的支持下,得以實現對個人收入的跨期配置,從而顯著擴大了當期的消費能力。特別是對于處于青壯年時期、未來收入水平具有顯著增長預期的消費者而言,消費金融能有效熨平收入水平與消費能力之間的時間缺口。從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經驗看,消費金融服務對于汽車、大型家用電器等耐用消費品的消費需求促進尤為顯著,對于相關產品市場的迅速壯大成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其次,消費金融可以間接刺激消費品生產活動,從而促進社會有效供給的擴大。 消費金融在幫助創造巨大的消費品市場的同時,也有力促進了相關產品生產的規模化。生產的規模化又帶來了單位生產成本的大幅下降,提高了企業的利潤率。由此,不僅能吸引更多的生產廠商進入市場,促進良性競爭,也使企業有更多資金投入研發活動,促進產品的完善與創新。從宏觀層面看,消費金融由消費需求切入,能夠對生產活動產生有效的引導作用,促進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匹配,從而優化經濟活動的投入產出效率。 第三,消費金融有助于促進社會結構的優化,促進現代社會的發展進步。 一方面,消費金融有助于單個社會成員擺脫對家族和原有社交網絡的經濟依賴性,增強對城市化進程中激烈的社會競爭與高昂的生活成本的適應能力。這對于培育具有高度獨立性的現代社會公民群體,促進人力資本的充分流動,具有重要意義。 另一方面,通過促進當前消費與當前收入水平相分離,消費金融模糊了社會階層的界限,不僅有助于緩和由貧富差距帶來的社會矛盾,也促進了現代生活方式的普及和社會觀念的傳播。這些對于增強社會結構的穩定性、提升社會活力,都具有重要意義。 長期以來,我國GDP的高速增長更多依靠投資與凈出口拉動。然而,近年來隨著外部環境的顯著變化,二者對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出現了明顯下滑。與此同時,我國居民消費保持了穩健增長勢頭,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實際增速近年來基本穩定在10%左右水平。近十年來,消費對我國GDP增長率的貢獻始終穩定在4-5個百分點水平,已經成為支持GDP中高速增長的主要力量。 當前,繼續促進居民消費需求的持續健康增長,進一步增強最終消費需求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導向作用,是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要素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經濟增長質量的必然要求。為此,進一步促進我國消費金融的規范健康發展,充分發揮其對消費的拉動作用,是促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切入點,對于完成穩增長、促改革的戰略目標意義重大。 消費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需要外部條件支持 消費金融由于其目標客戶和資金用途的特殊性,在業務運作、風險管理等方面呈現出以下鮮明特征: 特征之一,消費金融的本質是對個人預期收入的跨期配置,資金用途與還款來源相互分離。由于對于借款人而言,消費行為本身是對個人財富的消耗,一般不會直接產生收入,消費金融機構實際是基于對借款人未來收入狀況的預期來為借款人提供資金支持,以彌補借款人當期財富與消費需求之間的缺口。因此,消費金融的資金用途和主要還款來源之間往往不存在直接聯系,這是其與其他信貸業務尤其是生產性信貸業務的最顯著區別。 特征之二,消費金融的風險特征更為復雜。與公司借款人相比,個人借款者在風險特征上呈現以下特點: 一是風險抵御能力較低,還款能力不僅容易受到宏觀經濟、金融市場等系統性風險因素影響,而且還面臨各類個體意外事件因素威脅,隨著時間的推移,容易出現較大波動。以當前信息為依據的風險評估結論對未來風險狀況判斷的價值不強; 二是信息不透明度更高、標準化程度差,提供虛假信息或故意隱瞞信息等現象更為便利和普遍,消費金融機構在貸款決策中面臨更大的信息不對稱風險; 三是個人借款動機更趨多元化,不同個體的還款意愿差異較大,甚至可能存在一些惡意欺詐的情況,消費金融機構面臨更高的逆向選擇風險。 特征之三,消費金融需求呈現小額、高頻特征,客戶群體收入層次分布多元化。從消費金融實踐的情況看,單筆消費信貸的規模一般不會超過100萬元,且大部分是1萬元以下的微型信用需求。與消費行為的特征相類似,消費金融活動的發生一般也呈現零散、高頻特征。 而從主要客戶群分布來看,上至商業銀行的頂端高凈值客戶,下至低收入群體,都可能成為消費金融業務的對象。普遍而言,商業銀行消費金融業務準入門檻較高,偏重于中高收入群體,而消費金融公司、商業機構等提供的消費金融服務則更多服務于在銀行沒有信用額度或信用額度不足的相對低端的客戶群。 基于上述特征,消費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也需要一定外部條件的支持。 首先,消費金融的發展以消費經濟的繁榮和借貸消費觀念的普及為前提。從國際經驗看,消費金融的高速發展期往往與大規模的城市化浪潮和經濟繁榮時期相吻合。 一方面,城市人口膨脹和城市化生活方式的普及帶動了消費需求的大爆發。而對于大量初入大都市的年輕人群而言,由耐用消費品的生產商和零售商提供的消費金融服務成為他們唯一的依靠,幫助他們迅速撫平自身微薄的經濟基礎與對現代都市生活的追求之間的鴻溝。 另一方面,消費市場發展促進宏觀經濟的繁榮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反過來又增強了消費金融供求雙方對未來的信心。 其次,消費金融的發展以完善的法律法規和社會信用管理體系為基礎。通過完備的法律法規和制度安排,對消費金融活動中借貸雙方的權利與義務、違約與糾紛處置方式進行界定與規范,有利于更有效地維護消費金融機構與客戶的合法權益,顯著降低交易成本,而發達的社會信用管理體系是解決消費金融市場信息高度不對稱問題的必備要素。 第三,消費金融的核心競爭力在于風險管理。與其他信貸活動類似,消費金融服務機構盈利模式的核心是貸款的利率能足夠補償資金成本、運營成本和風險損失。在這些因素一定的情況下,消費信貸的利率越高,則金融機構的盈利水平也越高。 然而,與其他信貸活動相比,消費金融由于單筆業務的規模較小,市場的準入門檻更低,市場競爭也更加激烈,金融機構往往又需要壓低利率水平以搶占更高的市場份額。面對消費信貸定價的這種內在的矛盾制衡,金融機構只有依靠提升經營管理效率和風險管理能力,為定價策略創造更大空間。消費金融實踐證明,風險管理在其中起著更為決定性作用。 我國消費金融發展的空間與瓶頸并存 我國現代消費金融市場的發展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在部分地區開辦消費信貸業務。經過30多年發展,截至2015年年末我國消費貸款(不包括個人購房貸款)規模已達到4.78萬億元,近6年間累計增長3.8倍,年均增長率達到31%,比同期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貸款和個人貸款的年均增速分別高出17個百分點和12個百分點。消費貸款在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余額中的占比也由2010年年末的2.4%上升至2015年年末的4.8%。 與此同時,我國消費金融服務的供給主體也日趨多元化。一方面,商業銀行在消費金融市場發展中牢牢占據主導地位,充分發揮零售業務長期發展過程中積累的豐富市場經驗、雄厚渠道與客戶資源、專業風控能力、充足資金來源等多方面優勢,成為市場的中堅力量。 另一方面,以持牌消費金融公司和互聯網平臺公司為代表的新興消費金融機構迅速崛起。這些機構不僅為社會資本參與消費金融市場提供了廣闊空間,也有力促進了我國消費金融在產品服務、經營模式、營銷方式等方面的創新發展。 由于資源稟賦、技術能力、監管要求等方面的差異,三類機構在目標客戶、風控手段、資金來源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 在政策紅利不斷釋放、居民收入持續增長、消費觀念轉變的背景下,未來消費金融市場仍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間。保守假設未來4年我國居民消費支出增速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居民消費信貸占消費支出比重將由目前的13%逐年提升至20%左右,到2020年,我們非住房消費信貸的存量規模將超過9.5萬億元,較2015年年末水平再翻一番,年復合增長率仍能保持在20%左右。 在市場整體蓬勃發展的同時,我國消費金融也面臨著一些亟待突破的發展瓶頸與問題。 一是消費金融業務缺乏完善的個人征信系統支持 美國等發達市場的發展經驗顯示,完善的個人征信體系對于消費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目前,我國個人征信體系的建設尚不完善。長期以來,我國居民的個人信息分別掌握在公安、金融、交通、電力等不同主管部門,且各部門之間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機制。 盡管中國人民銀行在2006年建立了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比較全面地記錄了我國居民的身份信息和在金融活動中的信用信息。但是,其信息來源主要是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在業務活動中收集的信息,主要是信貸業務中的還款記錄,信息類型較為單一,且無法覆蓋無信用活動歷史的個人客戶群體。而目前我國消費金融市場的服務對象,很大一部分正屬于這類正規信用信息缺失的人群。 近年來,我國個人征信市場化開始起步,一些互聯網平臺公司依托自身的信息來源和信用評估模型,開始涉足征信業務,并探索提供公開征信服務。但從目前情況看,這些征信機構的數據來源更多集中于關聯交易平臺,且數據積累的時間與跨度有限,以此為基礎作出的征信評估結果在準確性、穩定性、適用性均有待進一步檢驗。顯然,缺乏能夠全面反映消費者信用狀況而又為市場所廣泛認可的征信體系是困擾我國消費金融市場發展的一大瓶頸。 二是消費金融風險管理模式不成熟,資產質量面臨挑戰 根據銀監會最新披露數據,截至2016年9月末,我國消費金融公司平均不良貸款率達到4.11%,不僅遠高于商業銀行平均不良率水平,而且較2015年同期水平(2.85%)提高了1.26個百分點。而近兩年來,大量以消費金融為主要業務領域的P2P網貸平臺因資產質量問題而陷入經營困境,甚至出現了大規模倒閉或“跑路”現象,集中暴露了部分消費金融機構風險管理缺位的嚴重問題。 商業銀行消費貸款質量整體優于其他消費金融機構,但隨著業務規模的迅速擴張,其不良率也呈上升趨勢。某全國性股份制銀行2012年至2016年6月末在消費貸款余額增長3倍的同時,其中的不良貸款余額卻累計增長7倍,不良率也翻了一番多,目前其不良貸款余額仍在持續上升中。毫無疑問,資產質量方面的挑戰集中暴露了我國消費金融機構在風險管理上不成熟、不完善的問題。 三是消費金融綜合成本率偏高,增大逆向選擇風險 目前,各類機構向消費借款人收取的費用一般由借款利息、服務費、放款手續費等多個部分組成。除了免息期內的信用卡透支外,借款人需要支付的年化綜合成本率一般都在20%左右,遠高于銀行貸款利率,部分消費金融機構對純信用借款收取的綜合成本率甚至高達年化50%。 如此高的借款成本固然與消費金融業務高風險的特點有關,也能保證金融機構的高收益率,但同時也大大增加了借款人的負擔。特別對于那些收入水平不高、信用資質欠佳的借款人,其所面臨的借款利率可能遠遠高于自身的還款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其中具備較高還款意愿的借款人可能知難而退,反而是那些還款意愿不強或缺乏審慎考慮的沖動型消費者更易成為消費貸款的申請人。這種逆向選擇可能顯著放大金融機構業務的實際風險。 切實推動我國消費金融市場健康發展 首先,盡快完善消費金融法律法規和監管制度體系,促進個人征信體系建設。為此,一要加快出臺針對消費金融市場的專項法律規范,對借貸雙方的權利與義務、市場交易的基本準則與行為規范作出全面、明確的界定,為市場的健康發展提供框架性規則; 二要建立與我國經濟社會特點相適應的個人破產制度,促進消費貸款違約的有序處置,在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的同時,加大對個人惡意騙貸、欠貸行為的震懾和懲罰力度; 三要加快我國個人征信體系建設。通過加快各類個人公共信息資源的整合,進一步完善政府主導的個人信用信息數據庫,并規范公共查詢服務功能,擴大信息的使用范圍。同時要進一步規范和促進征信市場的健康發展,培育一批具有公信力和市場影響力的市場化征信服務機構,逐步消除個人征信市場的盲區。 其次,加快分層消費金融服務體系建設。由于消費金融客戶在資產與收入狀況、消費行為特點、風險特征、金融服務偏好等方面的高度差異化,消費金融產品和服務模式上也需要多元化、分層化構建。 商業銀行在繼續完善對中高端優質客戶的消費金融服務的同時,也要積極將服務范圍向普惠性客戶延伸。鼓勵商業銀行通過新設、參股專業消費金融公司等形式,探索構建高端優質客戶與普惠客戶相分離的多層次消費金融業務組織體系。銀行還可以根據客戶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的需求和風險特征,提供相應的消費金融服務,培育穩定可持續的客戶關系。 其他消費金融服務結構也應從自身的資金實力、核心能力、資源稟賦等出發,明確目標客戶和市場定位,發展特色化、差異化產品服務模式。鼓勵大宗耐用消費品生產企業、大型零售企業通過自設消費金融機構或與專業消費金融機構合作方式,為客戶的消費行為提供無縫銜接的金融支持。 金融機構需要針對消費金融業務的風險特點,建立貫穿客戶準入、產品定價、貸后管理、違約催收等環節的一體化風險管理體系: 一是積極構建自主的個人客戶信用評分模型,基于客戶信用評分為不同的消費金融產品設立差異化的準入要求; 二是充分借助第三方征信機構提供的電商交易數據、社交數據、其他基本資料、公共記錄等“互聯網數據”,構建動態監測模型。對于出現異常、可疑行為特征的客戶,及時采取跟蹤監控、信用狀況核實和風險防范措施: 三是要增強風險監測模型的自我學習能力,通過對歷史風險事件的分析,不斷完善風控模型,持續提升對惡意欺詐等高風險行為的防范能力,降低對風險狀況判斷的失誤率。 第四,規范和培育消費金融資產證券化市場。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內消費金融機構通過資產證券化工具盤活存量資產,這一方面可以實現將存量資產風險向資本市場轉移,另一方面可以快速實現資金回籠,支持新一輪的信貸業務,對于提升消費金融業務的經營效率,拓展業務融資渠道,促進業務風險的有效管控,都具有積極作用。然而,消費金融資產證券化的健康發展必須建立在良好的基礎資產質量和有效的市場機制基礎之上,否則反而可能加劇市場系統性風險的積聚。 因此,未來發展消費金融資產證券化市場,需要將規范市場主體行為、有效管理市場風險與積極鼓勵業務和產品創新緊密結合。尤其要加強對證券化產品發行期和存續期的信息披露監管,確保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準確性和及時性。同時要加強證券化產品銷售環節規范性的監管,保障投資人對產品信息和風險狀況的充分知情權和自主決策權。 來源:上海證券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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