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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克·帕菲特，當代最重要的道德哲學家，于2017年1月1日辭世。憑借著兩本厚實的倫理學著作，他把道德哲學研究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2011年9月15日，《紐約客》曾刊發過介紹帕菲特的專稿。當時，帕菲特的第二本巨著剛出版，《紐約客》的長文也算是對新書的一種宣傳和介紹。今天，當我回過頭來再讀這篇文章，更能理解為什么帕菲特非常看重它，把它當成是對自己生平和思想最好的詮釋。我得承認，帕菲特對待道德的態度和建立論證的方式深深影響了我的道德觀和哲學觀。特翻譯此篇長文，既作私人之紀念，也作眾人之分享：一個卓越的哲學家如何度過此生？有著怎樣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惑、所樂所痛、所長所短……畢竟，哲學的大部分主題都繞不開蘇格拉底的那個天問：“人應該如何過好這一生？” 原文標題：How to be good 作者：拉麗薩·麥克法奎爾（Larissa MacFarquhar） 譯者：王培 （本文不用于商業目的，僅供學習交流） （上篇） 在我一生中，是什么使得“我”成為同一個“我”，成為一個不同于你的人？這些問題為什么很重要？
我認為，關于我們的天性、我們在時間中的身份（或者個人同一性）變化，大多數人的觀念都是錯誤的。我還認為，一旦我們發現了新的真理，我們就應該改變我們之前的觀念，而這些觀念曾經是我們的行為之所以正當的理由。 你遭遇了一場嚴重的車禍，身體已經死去。你還有兩個兄弟，他們的大腦在車禍中也受了重傷，但人沒死。你的大腦被分成兩個部分，分別移植到每個兄弟的身上。移植手術很成功。手術之后，你的朋友相信，你的每個兄弟都是你本人，因為每個兄弟都能記得你曾經的生活經歷，而且身上還具有你的性格特征。（這種情況并非不可能出現：已有成功的手術案例，將活著的大腦分為兩半，形成兩種獨立的意識流。）發生了什么？你不是已經死了嗎？還是說，你又活過來了？如果你活過來了，你又是誰？兩個兄弟中的哪一個才是你？兩個都是，還是，兩個都不是？要是其中一個移植手術失敗了，只有一個兄弟讓你的半個大腦活著，又會發生什么？這些假想的情況各不相同，但一個人的死亡幾乎不可能對另一個人的身份造成影響。 哲學家德里克·帕菲特認為，沒有哪個兄弟是你。然而，這并不重要，因為你的死亡跟一般的死亡不一樣：在你的大腦移植給兩個兄弟之后，你還保有日常生存狀態下最重要的事物——持續的記憶和性情，盡管它們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衰減和變化。大多數人都很關心自己的未來，因為那是屬于自己的未來——但在帕菲特看來，這一基本的人類直覺建立在錯誤的認識基礎之上。個人同一性其實并不那么重要。 帕菲特被很多哲學圈內人士譽為英語世界中最具原創性的當代道德哲學家。他寫過兩本大部頭，每一本都被視作是自1874年以來最重要的倫理學著作。西季威克在1874年出版了他的《倫理學方法》，該書被譽為古典功利主義的扛鼎之作。帕菲特的第一本書——《理與人》——于1984年出版，當時他只有41歲，該書在圈內引起了轟動。《理與人》中充滿了科幻般的思想實驗，所有這些思想實驗都希望把人類生活看成是客觀的、非肉體的、不自私的。
想象一下，有一個科學家正在替換你的細胞，用葛麗泰·嘉寶（美國著名女演員）30歲時的細胞一個一個地替換你的細胞。剛開始，新細胞的接受人顯然就是你。到了最后，很顯然，身體已經變成嘉寶的樣子了。然而，在替換進行到中間的時候，身體又屬于誰呢？你不可能在兩者之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線來——也即是說，有某個細胞把你和“非你”區分了出來。至于替換完成之后，那個人還是不是你，我們無法給出明確的回答。但是，整個過程并沒有任何神秘之處——我們知道發生了什么。看起來，自我并不是一個“全有”或“全無”的概念，而是一個程度上的概念。在受精卵自我復制的過程中，人是從什么時候才成其為人的？或者，如果一個人變成了植物人或長期處于昏迷狀態，他還算是活著的人嗎？這些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只是在程度上有差別。
從某種程度上講，帕菲特的自我觀與佛教的自我觀很相似。多年前，一個研究東方宗教的教授就對帕菲特表達過這樣的看法。對此，帕菲特感到很高興。他一直從事于思索普遍真理的事業，因此，當他知道自己獨立思索得出的結論與處于不同時空、類似佛陀這樣的大人物得出的結論相同時，他對自己的結論就更有信心了（后來，他還得知，西藏寺院里的初級佛僧要伴隨著佛經背誦和吟唱《理與人》中的內容）。對一般人而言，很難相信自我既非全有，也非全無——你之所以是你，是由眾多細微的心理事實構成的，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更深入的事實”決定了誰是你。帕菲特發現，他的自我觀是不穩定的——他需要重新確認對自己的看法。佛陀也認為，實現穩定的自我觀是很難的，但通過大量的冥想是有可能實現的。假設我們的確相信自我是由心理事實構成的，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個觀點？ 這種觀點會令人感到沮喪嗎？有些人可能會這么認為。但我認為，這個觀點能夠讓人獲得自由和安慰。 （帕菲特的語言，無論在書中、電子郵件中還是演講中，都有一種類似的風格——辨識度不高。總體而言，他的語言風格壓抑著內心強烈的情感，但讀者和聽眾卻能感受得到這種情感。） 當我相信我的存在由進一步的事實構成時，我就會覺得自己被束縛住了。我的生活似乎就像是一個玻璃隧道，我在其中移動的速度每年都在加快，直到黑暗的盡頭。當我改變了我的觀念，我的玻璃隧道之墻就消失了。現在，我生活在開放的空間中。我的生命與他人的生命仍存在著一些區別，但這種區別更小了。他人與我之間的關系更緊密了。我更少關心我自己的生活，而更多地關心起他人的生活來。 帕菲特的一個朋友似乎認為，他的個人同一性理論來源于他對死亡的極端恐懼。但帕菲特并不覺得他對死亡的恐懼勝過常人。現在，他認為，他對死亡的恐懼進一步減少了。 我的死亡，會打破我當前的體驗與未來的體驗之間更直接的聯系，但它不會打破各種其他聯系。 有些人會記得他；有些人可能會受到他的作品的影響；或者，會按照他的建議去做。人們的記憶會連著他的記憶，思想會連著他的思想，行為會與他的建議有關，所有這些都會在他死后存在，只不過存在于不同的人身上而已。 正是因為這些事實，在我死后，不可能有一個我存在于這個世界。既然我已經明白了這一點，我的死亡就不會讓我感到更糟。 在寫完《理與人》之后，帕菲特開始被這樣一個問題所困擾：很多人相信，世上不存在客觀的道德真理。這讓他開始寫第二本書：《論重要的事》（On What Matters）。該書于今年夏天（2011年）出版，而哲學家們對該書已期待多年（在該書正式出版之前，基于流傳出來的手稿，圈內已經開了研討會，寫了不少批判性的文章，展開了無數次討論）。帕菲特認為，對于道德問題，存在著真值，就像數學問題有正確的答案一樣。通過直覺和批判性推理，人類能夠認識這些道德真理。無論人們是否認識它們，它們都存在著。他認為，在他短暫的一生中，沒有什么事情比揭示道德真理以及說服他人相信道德真理的實在性更緊迫，更值得他去做的了。他相信，沒有道德真理，世界就會淪為荒蕪之地，萬事萬物都毫無意義。這一想法讓他不寒而栗。 在決定我們該如何生活這一問題上，如果我們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這樣的決定就是隨意的……我們就只會基于直覺和欲望來行動，活得跟其他動物一樣。 他覺得他的周圍充滿了危險的懷疑論。他的很多同事不僅不相信道德真理的客觀性——他們毫不為道德真理的闕如而感到焦慮。他們是一群實用主義者，認為道德真理的概念沒有必要存在，是多余的：有沒有道德真理的概念，人們都能一如既往地生活，能夠強烈地意識到，有些行為是錯的，有些是對的，并不會釀成大禍。但對帕菲特來說，這是令人可怕的虛無主義。 主觀主義者有時會說，即便從客觀的角度來講萬事萬物毫不重要，但還是有很多事物對人們而言十分重要，這就足夠了。但這種觀點與客觀主義的差異非常之大。主觀主義者仿佛是在說：“在你看來，上帝并不存在。但上帝就是愛，有些人彼此相愛，所以，在我看來，上帝就是真實存在的。” 帕菲特是一個無神論者，然而，一旦論及道德真理，他相信伊萬·卡拉馬佐夫（譯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主人公之一）在談到上帝時所說的話：如果上帝不存在，凡事都可以做！ 在探索道德真理的過程中，帕菲特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他毫不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這也許是因為他多半時間都是獨自一人在工作。他手里提著自己的電腦包，神情焦慮。他的頭發花白而蓬松，卷曲的形狀與十五世紀流行的男士時尚樣式相仿。他每天都穿同樣的衣服：白體恤，黑褲子。 坊間還有一些莫須有的傳聞，說他是雙性人，不食人間煙火。帕菲特缺乏常人具有的反社會情緒——嫉妒、惡毒、控制欲、報復欲。他不認為是他的意識寫就了他的重要著作。他把思考中的自己描繪成是一個公務員，坐在一張大桌子后面，在一張紙上寫下一個問題，然后把它放進處理完畢的公文筐（out-tray）。然后，這個公務員呆呆地坐在桌前，捻動自己的手指，激起的聲響惹得其他公務員頗感煩躁。在想出答案之后，他把它寫到紙上，然后送進尚待處理的公文筐（in-tray）（譯注：作者在這里想表達的是，帕菲特的行為方式是典型的那種不按常理出牌的怪人怪癖）。帕菲特很少意識到自我的邊界所在——既很少意識到它們，也很少保護它們。他的移情之心有時是在無意中形成的，令人感到無可救藥：他發現自己常常會被跟他在一起的人的情緒所感染，尤其是當那個人不高興的時候。
他很少記得過去的事情，并且，他也幾乎從來不回想過去，盡管他對其他事情的記憶力非常之好。他把這一原因歸咎于他缺乏形成意象的能力。盡管當他看到熟悉的事物時，仍會辨認出它們，但除此之外，他無法在腦海中回想起關于它們的圖像：他甚至不能形成像“旗幟”這類簡單事物的視覺形象；當他離開夫人時，他也不能回想起夫人的樣子（這種現象很少見，但并非奇聞；據說，在抽象思維能力發達的人身上，這種情況很常見）。他始終相信，這就是他從來想不起自己童年情景的原因。在安靜的時候，他也能想象其他人像在看一部精彩的電影一樣，在各自的腦海中喚起回憶，然而，他僅有的對過去的記憶都以命題或語句的方式存在，缺乏栩栩如生的畫面。不過，如果有人對他說，畫面的缺失并不意味著他與過去的情感聯系的缺失，他會同意這種說法。
帕菲特的母親，杰西，出生于印度，她的父母都是醫學傳教士。她從小就開始學習醫學——她是一個智商很高的學生，獲得過很多獎項。她曾經參加過“牛津小組”，一項基督徒運動，發起于十九世紀，它的成員發誓要遵守“四個絕對”：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利他，絕對關愛。在“牛津小組”，她遇到了諾曼·帕菲特，一個英國國教牧師的兒子，那時他也在學習醫學。諾曼的學習成績不好，但他很風趣，喜歡交朋友，做人也很有原則——他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和一個滴酒不沾的人。在“牛津小組”批準了他對杰西的求婚之后，他倆正式結為了夫妻。 1935年，在他們成為醫生后不久，諾曼和杰西來到了中國的西部（譯注：準確的說，是在成都），在一家教會醫院講授預防醫學。在開始正式工作之前，他們被要求花兩年時間在西部的大山中學習中文。杰西學得很輕松，但諾曼無論多么努力，還是學不會中文，他對語言學習的失敗感到絕望。他們的第一個孩子，西奧多拉，生于1939年；第二個孩子，德里克，生于1942年。諾曼被毛澤東的理想主義氣質所吸引，不過，他沒有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而是放棄了從小形成的保守主義政治觀。更為重要的是，諾曼和杰西都失去了宗教信仰。他們不喜歡某些一起共事的傳教士，這些人是極端的種族主義者。他們還被中國文化這樣一種與基督教文化完全無關的成熟文化所震驚。杰西很快就走出了信仰的陰影——她把童年的壓抑歸咎于基督教的清規戒律，她在公共醫療服務中找到了人生的天命。但諾曼失去信仰則成為了一個災難。沒有了上帝，他的生活失去了意義。直到去世時，他一直長期處于抑郁狀態。
大約在德里克出生之后一年，他的整個家庭就離開了中國。他們在牛津定居下來，諾曼夫婦有了第三個孩子，喬安娜。當德里克7歲時，他有了宗教信仰，決心要成為一個修士。他隨時都在做禱告，徒勞地試圖說服父母去教堂。但在8歲時，他失去了信仰：他認為，一個良善的上帝不會把人們送進地獄，如果他的想法是對的，那么，他的老師所教導的上帝是良善的觀念就一定是錯的，而且上帝存在的觀念也一定是錯的。他的論證明顯很稚嫩，但卻說服了自己——從此以后，他再也不信仰上帝。
杰西和諾曼是完全不同的人，他們的婚姻生活很不幸福，但始終沒有離婚。杰西拿了第二個學位，成為一個精神病醫生，最終經營起了倫敦的一家服務機構，該機構專門醫治孩子的精神疾病。諾曼在牛津附近的一家低級公共服務機構工作，他非常關注癌癥和氟化作用，但他能力有限，沒有在這兩個領域中的任何一個作出多大貢獻。 我的父親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但成就寥寥。他每年要努力琢磨好幾周才能寫出一篇年度總結，而且還要不斷修改。而如果讓我的母親寫這類文章，只需要一兩個小時就寫好了。盡管在某種程度上父親是一個學者，因為對他而言，道德和宗教信念無比重要，但我相信，在他成年之后，他只讀過兩本書：薩克雷的《亨利·埃斯蒙德》，這本書還是別人送給他的。另外一本是《除盡害蟲》，講述中國成功消滅病毒蒼蠅的故事。 三個孩子在很小的時候就被送到寄宿學校，因此，他們對彼此的了解并不太多。 我記得，我開始意識到，對大多數孩子來說，家是他們居住的地方，而不僅僅是短暫訪問的地方，而我自己的情況正好是后者，我大多數的生活都發生在學校。 西奧多拉和德里克學習成績很好，就像他們的母親一樣。德里克被送到伊頓公學就讀，除了數學，其他每門功課都是第一名。喬安娜，就像她的父親，一無是處。她的牙齒暴突，身材太高——11歲就有六英尺（1米83）高了。每當家庭團聚在一起時，那簡直就是一場噩夢——諾曼總是怒氣不斷。他常常聽不懂妻子與兩個年齡較大的孩子之間談論的內容，這讓他的內心充滿了怨恨。他的生活圈子非常狹小，只有兩個愛好聊以自慰——一個是網球，但打得并不好；還有一個是集郵，他每晚要在這件事上耗費幾個小時。帕菲特很小就意識到，他和他的母親以及姐姐西奧多拉是很幸運的，能夠過上幸福的生活，而父親諾曼和妹妹喬安娜則沒那么走運，不會過上幸福的生活。對德里克來說，父親和妹妹所經歷的痛苦和命運的不公是他余生最害怕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我認為，我沒有受到父親抑郁癥的負面影響，因為我從來沒有與他親近過，我只是很為他感到難過。他不擅長與孩子相處。我獲得了“Harkness Fellow”獎學金（譯注：分量與美國羅德獎學金相當），要離家前往美國讀書，臨走前，他為我送別，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淚花。那時，我被深深地感動了。當我寫下這些文字時，我發現自己眼中滿含熱淚。只有在那個時候，我才感受到父親對我的愛，而他一直都是一個郁郁寡歡和不善于表達的人。 1961年初夏，16歲的帕菲特來到紐約。他差點因為簽證問題被美國拒之門外——移民局官員說，他出生于中國，而中國的移民配額已經滿了。他抗議說，他是英國人。該官員咨詢了另一個同事，然后告知帕菲特，他可以得到入境簽證，因為他是他們喜歡的那類中國人。帕菲特在《紐約客》工作，成了《The Talk of the Town》欄目的研究員。他與姐姐西奧和姐姐的幾個來自牛津的朋友居住在曼哈頓上西城的高級公寓中。這些朋友大多數是羅德獎學金得主。帕菲特對工作充滿了激情和自信，發表了各種主題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他還諷刺了某些羅德獎學金得主，并激怒了其中一些人。
他喜歡爵士樂，經常去聽邁爾斯·達維斯（Miles Davis）和西羅尼歐斯·芒克（Thelonious Monk）的演唱會。他一直很熱愛音樂，但不會玩樂器，因為他不識樂譜——他可以慢慢地把樂譜搞懂，但不能流暢地演奏樂譜。他猜想，他不會識譜與他的數學成績不好有關：他不擅長于處理符號。
大約是在9歲或10歲左右，他想成為一名詩人。在加入《紐約客》之后一年，他發表了一篇詩作，名叫《伯爵夫人的照片》（Photogragh of a Comtesse）。他還在伊頓公學的《編年史》（Chronicle）中發表了幾首詩作： ……你猛拉著魚線 沉重的魚線拉傷了你的背部。你在拉拽的過程中—— 既感到驚喜，又感到恐懼，因為把你肌肉拉傷的魚線 通過魚鉤割破了魚的肉身…… 你釣起了大魚， 然后粗魯地把它扔到甲板上， 你把大魚的五臟六肺挖出來，扔進了海里…… 為此，你喉嚨里感到一陣惡心， 你走下甲板，像大病一場， 躺在房間，直到船舶靠上岸邊。 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來寫詩，但他開始癡迷于這樣一種想法：不僅每一行詩應該押韻，而且每行詩的詞語之間也應該在內部押韻，使用重復的輔音或元音模式，就像在某些盎格魯-撒克遜和德國詩歌中所出現的那樣。然而，他發現，既要讓詞語押韻，又要讓詞語清晰地表達正確的含義，這種詩寫起來太難了。他越來越認同這種詩歌理念，而這一理念反過來束縛了他創作的靈感。現在，當他閱讀他喜歡的詩人——莎士比亞、濟慈、丁尼生——的詩歌時，他發現，他們的詩歌都有很大的瑕疵，因為它們幾乎沒有內部押韻。他明白，他的這種想法是很瘋狂的，但他抑制不了這種想法。最終，他意識到，他無法成為一個優秀的詩人，放棄了詩歌事業。 1961年秋天，他前往牛津大學學習歷史（他在伊頓公學時研究過現代史，這段歷史始于羅馬衰落直到大英帝國興起）。他覺得歷史這門學科有點乏味，于是，開始考慮轉向P.P.E——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他對數學感到恐懼，而經濟學又涉及數學。他曾經看過經濟學教材的一些內容，他搞不懂其中的一些數學符號——有些符號在上面，有些符號在下面。他向其他人求教，這些公式是什么意思，人家回答他說，這只是一個除法公式。他覺得甚是尷尬和害羞。于是，決定繼續學習歷史。牛津大學畢業后，他因為獲得“Harkness Fellowship”獎學金，再度前往美國，學習兩年。
他決定研究哲學。他參加了一個大陸哲學家的講座，內容是關于自殺或生活的意義等重大問題，但他無法理解這些內容。接著，他又去聽了一個分析哲學家的課，講的內容是一個很細分的主題，但卻講得非常清晰透徹。他很想知道，大陸哲學家的哲學是否可以變得更加清晰明了，而分析哲學家的哲學是否可以不那么瑣碎。他認為，第二種情況是有可能實現的。于是，他返回了牛津大學。從那時起，他開始實現驚人的成就：他參加了一個考試，贏得了牛津大學眾靈學院（All Souls）的獎學金，這讓他有資格進入該學院，專職從事學術研究7年，并且還沒有任何教學任務。他研究的哲學家包括A.J.艾耶爾、彼得·斯特勞森和大衛·皮爾斯。他深深地被這些哲學家的爭辯精神所吸引——歷史學家太溫和了——盡管他意識到，他對爭辯精神的認同與他對其他對抗性運動的厭惡并不一致，比如，拳擊。
他搬進了眾靈學院，過上了僧侶般的生活。他在生活中遇到過各種女人，但幾乎沒有把時間花在她們身上。只要不是在睡覺，他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耗費在書桌上。眾靈學院很像是一個修道院。十五世紀的石柱拱廊環繞著一片綠意盎然的草坪，青翠無暇，因為很少有人使用這個草坪。眾靈學院沒有本科生，也不經常對公眾開放——大門常常緊閉。帕菲特的日常生活全由學院照料：提供住宿、飲食和薪水，完全不打擾他的工作。自從他10歲開始就讀寄宿學校，他的生活就一直如此。對此，他已經非常適應。他意識到，他開始成為精神病醫生所謂的“機構人”——更適應在機構中生活，而不是在家庭中生活。唯一讓他感到困擾的事情是睡眠不足。他患有嚴重的失眠癥——每當上床睡覺時，他的大腦總是處于活躍狀態，這讓他精疲力盡，以致于很多時候無法正常工作。然而，在他35歲左右時，他的醫生給他開了一劑三環抗抑郁藥——阿米替林，同時，睡前再喝下不少伏特加，他終于能進入夢鄉了。
在放棄當詩人之后，帕菲特開始沉迷于攝影。他幾乎身不由己地愛上了它——一個富有的叔叔送給他一部昂貴的相機——他后來意識到，正是因為自己無法在大腦中保留圖像，才讓他對紙質的圖像頗感興趣。他還相信，被拍攝出來的世間萬物要比它們本身的樣貌更漂亮。然而，世上只有十件事物讓他有拍攝的興趣，它們全是建筑物：威尼斯最棒的建筑——帕拉迪奧的兩座教堂、道奇宮殿、大運河沿線的建筑——以及圣彼得堡最優秀的建筑：冬宮和總參謀部大樓。 我自己，還有其他一些人特別喜歡建筑，我覺得這種愛好很怪異。大多數我喜歡的建筑都有柱子，要么是古典式石柱，要么是哥特式石柱。有一個很棒的詞可以用來輕蔑地稱呼其他類型的建筑：“無柱式”建筑。我喜歡法國鄉村的街道，也許是因為街邊的樹木就像一排排柱子（1900年，法國街邊有800萬顆樹木，現在僅有30萬顆）。也有我喜歡的無柱式建筑，比如，摩天大樓。威尼斯和圣彼得堡有最好的建筑，盡管它們非常漂亮，但并非是最宏偉的。我記得，肯尼斯·克拉克曾說過，只有一些后期的哥特式教堂和一些美國摩天大樓才能稱得上宏偉。 盡管他喜歡某些摩天大樓，但他認為，建筑的品格從1840年開始就逐漸衰落了，世界正變得越來越丑陋。另一方面，大約是在那個時候，麻醉藥發明了，人們遭受的肉體痛苦大大減輕。兩者是否可以抵銷？他不能確定。
他相信，他幾乎沒有攝影天賦，但又相信，通過努力提高拍攝技術，他的一生能夠拍出幾張好作品。在1975年和1998年之間，他每年要花五周時間在威尼斯和圣彼得堡。 我跟常人也許有些不一樣，我從不會對自己最喜歡做的事情感到厭倦或滿足，因此，我不需要嘗試做其他事情。 他不喜歡頭頂光，也就是說不喜歡中午的太陽，他喜歡日出和日落的光線。他可以為最佳的光線和天氣等待好幾個小時，期間，以讀書來消磨時間。
當他回家之后，他把照片洗出來，然后分門別類。在數千張照片中，他可能會選擇保留三張。當他決定某張照片值得收藏，他就會把它帶到倫敦的專業處理人員那里，手工去除他所認為的照片中的缺陷，包括所有表露出二十世紀特征的事物——汽車、電話線、指示牌——通常還包括所有的人。然后，盡管花費不菲，他還會反復調整色調，直到他滿意為止——該照片已經不再真實反映原狀，而是反映了他大腦中的思想。
除了威尼斯和圣彼得堡，他長時間離開眾靈學院的唯一原因就是去美國旅行和教書。他是哈佛大學、羅格斯大學和紐約大學的客座教授：他喜歡教學生，因為他沮喪地發現，他很難說服老一輩哲學家改變觀念，還因為只有學生才會跟他不間斷地討論哲學問題長達12個小時，并且第二天睡醒后繼續討論。老一輩哲學家（他曾經的學生如今也成了這類人）已經有了孩子和配偶，坐享學術聲譽，在自己的后花園盡享天倫之樂。唯有他始終不變——還是像老一輩哲學家年輕時那樣，一根筋地對哲學保持狂熱的激情。當他發現一個聰明的學生，他會投入很多時間去閱讀他的論文，并為他寫評語（他也為很多同事寫評語：他的閱讀速度驚人，經常是回復的篇幅比原稿的篇幅更長，論證更嚴謹，哪怕原稿是一本書，而不是一篇論文）。
在美國的時候，他不得不自己做飯。由于不想在做飯上浪費時間，他制定了飲食慣例，并嚴格執行。據他的同事說，多年來，他每天早上的早餐都是同樣的食物，他認為這些食物足夠讓他最大程度地保持健康：把香腸、青椒、酸奶和香蕉攪合在一個碗里。一個同事的妻子是營養學家，有一天，她告訴他，這種吃法不健康，建議他換種吃法。第二天，他就換了新的食物搭配，并再也沒有改變過。
他總是意識到他的時間很寶貴。在美國校園，當他要從一個建筑去往另一個建筑，他總是跑步前進。然而，他的這些日常生活習慣并不僅僅是為了節約時間：他發現在執行習慣的過程中，他總是在思考哲學問題和其他問題——這就是他的大腦的運作方式。“我曾經在哈佛大學呆過一年，那時，他也正在哈佛大學教書，我們經常一起吃晚飯”，帕菲特曾經的學生、哲學家拉里·特姆金（Larry Temkin）說：“我們每次都去同一個餐館，一家泰國餐廳。每次他都會要一些咖喱，而我會要一些菠蘿、米飯和腰果。每次他都會說，‘拉里，你每次都點一樣的東西，會不會太無趣了，要不你試試我的咖喱？’我說，‘不，德里克，我不喜歡吃咖喱，對我來說，它太辣了’然后，下一周我們又去了同一家餐館，他點了同樣的東西，我也點了同樣的東西。他說，‘拉里，你每次都點一樣的東西，會不會太無趣了？你想吃點我這個嗎？’我說，‘不，德里克，我真的不喜歡吃咖喱，你喜歡吃，但我覺得它太辣了。’再下一周，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這就像是在過‘土撥鼠日’一樣。’” 西奧·帕菲特嫁給了一個美國人，定居在華盛頓特區的郊外，生育了三個孩子。她研究社會工作，并成了家庭問題專家。她寫作的領域涉及如何處理家庭危機、父母如何教育子女等。盡管住得很遠，但她仍與父母、兄弟姊妹及侄兒女們保持著聯系。當帕菲特時常來東海岸教書時，她會主動約他見面，但他卻很少應允。他不是想要回避姐姐——這種行為不是他能做得出來的，只是因為他忙著思考哲學問題。她理解他，也并不為此感到傷心。當姐弟倆真的碰面時，他對姐姐非常友善。
帕菲特住在牛津，離父母的住處不遠，他一個星期去看望一次父母，與父母共進周日的午餐。他的母親會看一些哲學書，并試圖理解他的工作，但因為帕菲特見到母親的時候，通常父親也在一旁，因此，他和母親很少談論哲學。他的父親完全不理解兒子的工作，不明白為什么他要成為一個哲學家——他希望他成為一個科學家。父親還努力想讓兒子對網球產生興趣，但收效甚微。
喬安娜正在努力找工作。最終，她成為了一個保姆。她懷了孕，生了一個兒子，名叫湯姆，獨自一人把他帶大。若干年后，她領養了一個女兒。她愛孩子們，但孩子們卻并不讓她省心。每隔幾個月，她會給帕菲特打電話，告訴他自己有多郁悶，生活有多糟糕。他很害怕喬安娜給他打電話這件事。在喬安娜30歲那一年，她因為車禍不幸身亡。
她沒有留下任何遺囑。在她死后，圍繞著她的兒子展開了一場爭奪大戰。她的女兒很快被其他人重新領養，而杰西決定湯姆必須被她所熟識的家庭領養。麻煩在于，他的撫養權在地方委員會手上。杰西用她那毫不妥協的意志和她那中上階層的口音與地方委員會抗爭，這反過來讓地方委員會故意處處刁難杰西。杰西極為苦惱，帕菲特的情緒也卷入了進來。這個案子最終需要通過法庭來解決，帕菲特寫了一封又長又富有同情心的信支持母親。結果，母親勝訴。此事完結不久，杰西就去世了，盡管她并沒有生重病，年齡也并不算大。自從湯姆被新的家庭領養，帕菲特就再也沒有見過他，盡管他就住在湯姆新家的附近。
時光飛逝，西奧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盡管她的弟弟很愛她，但他不并認為花更多時間與家人在一起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帕菲特是一個心腸相當好的人，她知道，一旦她有了危難，他一定會幫助她。但是，不要指望他會因為他們過往共同的生活記憶，或者，他們的血緣紐帶，而將他們之間的關系看得更加重要，帕菲特不是這樣的人。幾年后，帕菲特寫了一封信給姐姐，在信中，他用一種不同的方式重新看待他們不幸的家庭。家庭成員就像萊茵河和多瑙河：它們有同一個源頭，但卻逐漸分叉——一個流向了大西洋，另一個流向了黑海。
（未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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