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青樓和妓院有什么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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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著名文人袁枚《隨園詩話》中也曾說：“齊武帝于興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并指出：“今以妓院為青樓，實是誤矣。”

    可見，“青樓”原先乃是帝王之居的皇宮。因此三國的建安七子之一的曹植有詩云：“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它起初并非是妓女所聚之妓院，而是作為豪門高戶的代稱。

    在《太平御覽》、《晉書》和魏晉南北朝等許多詩文中都是這樣應用青樓這個詞的。但由于華麗的屋宇與艷麗奢華的生活相關，不知不覺中，青樓的意思開始發生了偏向，逐漸地與娼妓發生了關聯，唐代以后青樓便成了煙花之地的專指。

    最早稱妓院為青樓則出自南梁劉邈的《萬山采桑人》一詩，其中有“娼女不勝愁，結束下青樓”。句中的“青樓”就因襲前人而誤傳。此后的文人墨客們便以訛傳訛，皆稱妓院為“青樓”了。后來的南朝時候江淹，也就是著名典故“江郎才盡”的的江淹，他寫的《西洲曲》中也有：“鴻飛滿西洲，望郎上青樓”的詩句。北周的文人庾信的《春日觀早朝》一詩中說：“繡衣年少朝欲歸，美人猶在青樓夢”。而最著名的青樓詩當屬唐代詩人杜牧的《遣懷》詩：“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 

    當然在唐代，青樓還有兩種意義仍摻雜錯出，甚至有一人之作而兩意兼用的例子。如著名詩人韋莊《貴公子》一詩中有“大道青樓御苑東，玉欄仙杏壓枝紅”的詩句，說明青樓是與皇宮御苑相接的大道旁的高門大戶，而與艷游、酒色、妓女無關;而他的《搗練篇》一詩卻說“月華吐艷明燭燭，青樓婦唱搗衣曲。”這其中青樓無疑指的就是妓院了。

    而到了宋、元以后，青樓遍地開花，大行于世，反而成了煙花之地的專門稱呼了，不過比起平康、北里、章臺、行院、教坊等稱呼更擁有一種風雅之氣。當時的青樓泛指上等妓院，而其中的妓女，一般也大都是藝妓，詩詞歌賦、了然于胸，琴棋歌舞、無不精通，最難能可貴的是賣藝不賣身;當然也有色藝雙絕的歌女，兩種服務都提供。

    但無論如何，吟詩誦詞、彈琴唱曲，仍是主要的內容。她們中間不乏才華橫溢的詩人、說唱文藝家和戲曲表演藝術家，如唐代的薛濤、宋代的李師師，明末清初的陳圓圓、柳如是、董小宛等都是名噪一時的才女。

    青樓經過長期的藝術熏陶之后，漸漸形成了一種文化。因此青樓文化是特定時期的社會產物，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殊的民族文化，它有其漫長的歷史淵源。青樓文化與古典文學又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古代的詩詞歌賦都有它的影子，可以說如果沒有青樓，中國古典文學恐怕要成色大減，但如果沒有文學作依托，青樓則只是簡單的肉體交易場所。

    由不完全統計，青樓的詩、詞、曲，占據了古文化的一半，毋容否認青樓推動了唐詩、元曲的發展，并使之廣為流傳。通常古代青樓女子都具備多才多藝的特點，她們并不是只靠色相誘人，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才是她們真正吸引人的特長。

    正因為如此，“秦淮八艷”等青樓女子才會在歷史的舞臺上占一席之地。中國古代的青樓，它的魅力是多方面的，雖然它最基本的意旨還是為了滿足性欲的需求，但這里的“性”是廣義的，因為文化的界入，從而把性和色提高了一個層次，具備了藝術的魅力。如果說中國的詩文書畫是男性知識分子代代相傳下來的，那么中國的音樂舞蹈則是由一代代青樓女子相傳延續的。

    雖然唐宋時期的一些娼妓在出賣歌舞色藝的同時也開始出賣肉體，但并不占主流。真正以賣淫為生的娼妓業形成于明清時期，明人有一本書叫《五雜俎》，從該書中的這幾句話中就可以說明這一問題：“今時娼妓遍布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終日倚門賣笑，賣淫為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正是因為明中葉以后的這種現象的蔓延，才使得“娼妓”二字失去了本來的含意。

    按大唐體制，娼妓可分為這樣幾種：宮妓，其主要職責是在皇家舉行的各種節日慶典以及盛會、宴賓等之類的活動上演出，并為帝王提供各種娛樂;營妓，又稱之為軍妓，在軍隊為將士們提供娛樂。官妓，指的是那些入地方官家樂籍也就是教坊(梨園)，并在官府舉辦的各式各樣活動及宴會上表演歌舞音樂的藝人;家妓，養在家中能歌善舞、擅長音樂雜藝的美貌女子。

    今天的人們讀起唐詩，早已經無法體會到詩之外的那種音律之美韻了，其實唐詩的傳播，也正是依靠了其音律的外殼而被人們廣為傳唱而得的，當然承載這一傳播職業的也就當屬演唱的娼妓了。這大概也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現象了，恐怕也是中外文學史上最為罕見的奇觀。

     在唐代詩歌極為普及，并不只是文人士子們的專利，許多普通人也能吟唱，當然開始詩人寫詩也不是為了供人們演唱，而是為了合樂所需，娼家所唱的歌曲多以現成的五七言絕句入樂，歌詩也就一直占據著主要地位，再加上開元年間科場加試詩賦，一個舉子詩名、文名的高下就關系到他能否得到權臣的青睞乃至最終能否及第，這樣無形中便形成了一種因果關系。

     即使不從科舉的方面考慮，作為詩人又那有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被廣為傳唱呢?其最好的途徑大約也莫過于通過娼妓們的歌喉了，更何況酒館妓院又都是達官貴人和文人們經常出入的場所，詩歌奏樂又全是娼妓們的專長，二者之間也就存在了一種特殊的相互依存的關系，置身于一個這樣的社會氛圍，縱樂飲酒、狎妓、一擲千金也就成了當時文人們竟相夸耀的生活方式。

    文人來到妓院吟詩成了一種時尚，妓女唱文人的詩也是一種潮流，49000余首的全唐詩，其中有關娼妓的就達2000多首，此外還收錄了20多名娼妓寫的百余首詩。試想一下在沒有印刷術和相應媒體的唐代，要是沒有娼妓們對唐詩的傳播，將有多少精美的詩詞被漫漫歲月所淹沒。

    各種文藝詩詞歌賦，也是通過妓女們的吟唱而傳誦的。中國文學產生了無數表現名士名妓之間感情交流的詩文。唐代大詩人中與青樓娼妓交往最為密切的，莫過于李白、白居易、元稹、杜牧、溫庭筠了。從初唐到盛唐，青樓妓女在文學中多處于一種被進行審美觀照的位置，李白的詩作就是其中的代表。從中唐始，在“觀妓”、“攜妓”之外，出現了一批“別妓”、“懷妓”、“送妓”、“贈妓”、“傷妓”、“悼妓”之作，為詩化的青樓中增添了感傷的色彩，其中白居易的詩作頗具代表性。就連詩圣杜甫也不例外，他的詩，有二十多首是描寫青樓和妓女的。

    青樓實際上并不是現在通常所說藏污納垢的地方，而是一個高雅的有品味的休閑娛樂場所。文人雅士來到這里會靈感如潮、詩興大發，他們經常如過江之鯽，出入于青樓，妓女整體素質也高于尋常女子，各個時期的知名才女，莫不出身于娼妓。如果與今天相比，那時的娼妓，大多具備現代女歌唱家、女影視演員、女音樂家、女舞蹈家、攻關女秘書等女名星的綜合素質。

    這樣的才女在尋常人家是找不到的，只有青樓才能培養出這樣的色藝俱佳的尤物來。歷朝歷代的許多皇帝，他為了尋找這樣的稱心女子，也只到青樓里來尋找。宋徽宗趙佶就是典型的代表，微服私會李師師的故事眾所周知。

    到了晚唐以后，詩文里的青樓多了一些生活氣息，艷浮之作也不少，例如張鷟的《游仙窟》。到了宋朝，宋詞與青樓的關系比唐詩與青樓的關系還要密切。比之于詩、詞更加真實、更加細致地寫出了妓女和客人們微妙曲折的心理情感。

    到了元朝，文人的地位與妓女不相上下，所以詩化青樓之作表現出兩種傾向：一是把青樓寫成淫冶放蕩之所，借以撫慰或發泄自己不平衡的心情;二是反映青樓的黑暗面，寫妓女的不幸和反抗，從中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負，例如關漢卿的一些作品。

    青樓文化發展到明清時期，開始慢慢走向墮落，街頭坊間流行起香艷小說，內容大多借描寫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或是文人墨客的縱酒狎妓過程，來宣揚淫穢色情的思想，這些書籍格調低下，審美觀點異常丑陋，《剪燈新話》、《紅樓春夢》等流行于民間的十大禁書系列就是這類香艷小說的代表作。說起香艷小說就會聯想到那些另類的所謂美女作家和網絡紅人，她們利用身體寫作出來的作品和明清的香艷小說是有很多相似之處的。

    她們的作品里充斥著“性”、“做愛”、“乳房”等字眼，赤裸裸的描寫性情節和做愛過程，毫無羞恥地在互聯網上向別人展露自己的身體，還恬不知恥地自稱前衛和時尚。說得難聽一點，她們這種行為和妓女沒有多少差別，妓女利用出賣色相和肉體來換取金錢，而她們使用的是文字和身體。到了明朝，青樓里出現了許多丑惡的場面，商品經濟的氣息涌入了青樓，出現了例如《金瓶梅》中的西門慶等敗類形象。

     到了清朝，出現了大量的狎妓筆記和小說，青樓像家常便飯一樣被談論、被調侃。隨著青樓的衰落，夢一般的青樓藝術也逐漸衰亡了。

    中國最早的官營妓院是春秋時齊國宰相管仲于公元前七世紀中期開設的。即《戰國策·東周策》中的“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女閭，即妓女居住的館所，也就是后世的妓院。據古籍記載，當時官府開設經營的賣淫業一是為了收稅，“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以入官”(《魏書·龜茲傳》);二是為了緩和社會上“光棍”和工商市民的性饑渴。

    因為皇宮貴族、士大夫以及富豪鄉紳均蓄養大量美女，因而造成了社會上男女性別比例失調。官妓發展到漢武帝時，又分立出一種營妓制度，即《萬物原始》中說的“至漢武帝始置營妓，以待軍土之無妻者”。(見《漢武外史》)也就是說，營妓是為軍隊官兵提供性服務的。但后世也有把在樂營中的妓女稱為營妓的。確切地說，營妓是官妓的別稱。

    春秋戰國時齊國的宰相管仲設置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妓院，擁有700名妓女。無獨有偶，與管仲時代差不多的古希臘雅典的政治改革家梭倫，也開設了國家妓院，目的一是滿足青年男子的要求，二是保護良家婦女不受騷擾。

    而管仲的妓院作用更大。一是通過稅收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二是有利于社會安定，三是吸引大量人才，四是送妓與敵，兵不血刃。管仲的發明很快被其他各國效仿，一時各地的國家妓院如雨后春筍，拔地而起。

    國家妓院中的妓女叫做官妓，其中有一種專門為軍隊服務的叫做營妓，最早的發明者是越王勾踐，而正式成為制度則在漢代。漢代以后，家妓興盛起來，到南北朝達到頂峰。家妓的地位處于妾與婢之間。妾是滿足主人肉體之需的，婢是端茶掃地，鋪床疊被的，而家妓的作用是為主人提供藝術服務的。家妓普遍受到嚴格的藝術訓練，實際上代表了當時最高的藝術水平。

    中國的音樂舞蹈不但是她們發揚光大的，也是她們傳續下來的。但在男權社會中，不論官妓家妓，都沒有人身自由，男主人們不僅肆意玩弄她們，而且對她們還任意買賣和殺戮。

    隨著商業的發展，都市的繁榮，在官妓、市妓之外，出現了個體營業的私妓，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青樓妓女。私妓在先秦已經出現，到六朝時開始活躍，至唐代走向興盛，一直持續到宋元明清，成為中國古代社會一大奇觀。

    實際上的青樓風光，有詳細記載的可從唐朝算起。唐代都城長安最著名的“紅燈區”，位于“平康里”，因為靠近北門，也省稱“北里”，后世因而把平康、北里作為青樓的代稱。比之長安、揚州的青樓風光更加旖旎多姿，杜牧等許多詩人都作過吟詠。那時青樓的規模一般都不大，多數是一個老鴇領著兩個妓女和丫鬟，就可以了。到了宋朝，青樓規模擴展。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記載汴梁城里的娛樂場——瓦子，共有8座。周密的《武林舊事》記載臨安城里達33座。青樓的設備也開始競相奢華。

    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也記載了當時杭州的青樓風光。明朝時南京的妓院有著名的“十六樓”，秦淮河上槳聲燈影、錦繡輝煌。山東的臨清據《金瓶梅》上說：“有三十六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樓”。山西大同的青樓生意不景氣時，注冊的人數仍有2000人之多。青樓風光到明朝時已經頗有一些不美、不雅的景象了。出現了不少赤裸裸肉體交易的“私窠子”、“窯子”。

    到了清朝，青樓已成了私妓的天下，妓女們不再努力提高自己的藝術修養，嫖客們也根本不懂真正的風情。首都北京的“八大胡同”，代表著傳統青樓的日見沒落。而南方的上海和廣州，則開始出現西方式的或中西混血的青樓現象。隨著妓院的范圍的擴展和規模的擴大，以及從業人員的增多，青樓文化已經消亡殆盡，注重金錢與肉欲交易的現象十分盛行，妓院從而成為產業化。

    清末是中國性產業大興其道之時，此時不但本土化，更是國際化。出使西歐的賽金花，風光無限。上海名妓陸蘭芬以及林黛玉、張書玉、金小寶是當時中國著名的“四大金剛”。“自五口通商，海禁大開，殖民勢力入主內陸以來，淫風蔚然，洋妓亦艷幟高揚，成行成市。”史載：1921年左右，上海四川路、南京路、同孚路一帶出現過“洋妓院”。這些由洋人開辦的中等西式飯店、茶樓、舊式小洋房，多招攬白俄、西班牙籍“西妓”和“日妓”接客賣淫，嫖客洋人、國人皆有，可謂盛極一時。

    鴇母、龜奴經常使用威逼利誘等手段，拼命榨取嫖客的錢財，把妓女當作賺錢的工具。此外，青樓往往還受地方惡霸和黑社會的勢力控制，美其名曰“保護”，實際是瓜分利潤，較大的幫會都控制著相當數量的青樓等娛樂場所，有些青樓就是黑社會自己開設的。由于這些黑幕，青樓與許多犯罪活動有了不解之緣。殺人越貨，吸毒走私，都可以把青樓當作隱身所、聯絡處。青樓真正意義上演變為妓院，妓女以出賣肉體為生，她們深受著多重壓迫，成為任人宰割的玩偶和一具具行尸走肉。

    妓女大都是被脅迫、拐騙所致，也有一部分是迫于生計或被拋棄及家庭暴力等因素造成。舊社會，多數中、下等妓女遭受著性壓迫與性剝削，被人們蹂躪、虐待、販賣甚至任意殺害，過著非人的生活，充滿了血和淚。

    康素珍就寫過一本《我的妓女生涯》，以血和淚控訴舊社會的黑暗與遭受摧殘、躪踏的悲慘生活。康素珍13歲被迫進妓院做了雛妓，而后在成都，寶雞和蘭州四五個妓院里，從一個普通妓女成為芳名遠播的“紅姑娘”，個中的痛苦和凄楚可以想象。不僅接待過社會的各色人等，而且侍奉過國民黨的將軍，即蔣介石的親信弟子胡宗南和殺人魔鬼——“青海王”馬步芳等人。

    康素珍和舊社會所有的妓女一樣，不但要忍受嫖客的蹂躪和老鴇的摧殘，而且還要忍受社會的岐視。舊社會妓院里的所有“規矩”，妓女們的血淚史，她們的抗爭和悲慘的命運，在書中予以真實的揭露和血淚的控訴，使今天的讀者在驚嘆和悲憤的同時，認識到舊社會的種種丑惡。特別是1937年日軍侵華后在中國大量搶奪中國女子做軍妓亦即慰安婦，更使妓女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妓女是男權私有經濟的孿生姐妹，是統治階級或貴權們剝削、壓迫、玩弄的工具。皇親國戚、王公大臣、地方官吏、文人騷客就是買淫的最大買主。追根溯源，先是有了奴隸主家庭所蓄養的家妓，隨著奴隸社會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妓女行業逐步興起，有宮妓，官妓、市妓、私妓等五花八門。夏朝，有了歌妓，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齊桓公用管仲為相設立了女閭，于是出現了最早的妓院。

    達官貴人自然是風月場中的常客而倍受青睞，那么“準官人”士子，也是老鴇“燒冷灶”的首選，所以往往將妓院開在考場的對門，這無疑是生意人的一項精明的決策。古代的妓院，招待的多是讀書人，常見的稱呼是“士子”。

    當時的“士子”，地位很高，人數也不少，他們口袋里揣著銀子與詩稿。銀子和詩稿，這兩樣當然是好東東，是青樓大院最好的通行證。對妓院的老板來說，有銀子的就是大爺、是活菩薩，故而其熱情如冬天的一把火，恨不得將南極的冰雪都融化。而對青樓的妓女來說，她們多數是文學愛好者，因而面對滿腹經綸、錦繡文章的才子，便不時秋波暗送，做著佳人會才子的美夢。所謂“鴇兒愛鈔，姐兒愛俏”，這便是青樓千古不變的真理。

    青樓確實是個迷魂蕩志的地方，更何況是青樓中的極品——秦淮青樓呢?對讀書人來說，眼前佳人們花團錦簇、顧盼生情，一個個潘郎曹郎地叫著，讓他們充分享受到顧客即上帝的待遇，自然有“今日之樂，不減王公”之嘆。關于秦淮風月的盛況，從明人張岱《陶庵夢憶》中的一段話可窺見一斑：“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際、便淫冶，房值甚貴，而寓之者無虛日。畫船蕭鼓，去去來來，周折其間。河房之外，家有露臺，朱欄綺疏，竹簾紗幔。夏月浴罷，露臺雜坐。兩岸水樓中，茉莉風起動兒女香甚。女各團扇輕绔，緩鬢傾髻，軟媚著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競看燈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掛羊角燈如聯珠，船首尾相銜，有連至十余艇者。船如燭龍火蜃，屈曲連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鏾鈸星鐃，宴歌弦管，騰騰如沸。士女憑欄轟笑，聲光凌亂，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燈殘，星星自散。”

    這樣的盛況當然是極盡侈逸奢華了，不過，如果腰包里沒有足夠的銀子，光玩弄詩文，恐怕是堆不起來的。所以妓女在封建社會一直存在，而且越到后來，越是“名家”輩出。漢末的趙飛燕，南朝的蘇小小，唐朝的薛濤，都是千古流芳的大賣家。宋元時代，以肉體換取金錢的市妓大盛，青樓文化更是進一步得以發展。“今霄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柳永凄美的《雨霖鈴》就是寫給他心愛的妓女的。

    妓女們雖時時周旋于官府，幾乎為社會各階層人士提供聲色服務，但是，她們身處卑賤，心比天高。對于那些以權勢、金錢迫使她們獻身獻技的狎客，妓女們只是出于無奈的服務。她們往往傾慕文人學士。一方面，她們能理解并演唱文人學士們的詩詞散曲，喜歡文人學士評論她們的藝技，抑或是與他們一起吟詩作詞、唱和贈答。在這種氛圍中，妓女們享受到了人格平等，體現出她們自身的價值;另一方面，文人學士往往風流浪漫、溫文爾雅且善于憐香惜玉。他們不像官府假道學者那樣虛偽，也不像權貴豪勢那樣隨意役使，更沒有商賈市儈的粗俗貪婪。因此，妓女們往往愛慕風流才子。她們并不希罕金銀財寶、榮華富貴，只要意氣相投、兩情相悅，甘愿在清貧中陪伴終身。歷史上留下無數才子佳人曲折坎坷、情深意長的傳說。 

    但是，也有不少癡情妓女遇上負心薄情的文人而失去一切、乃至喪身，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后投江自盡就是最好的例證。

    實際上大多數妓女人在娼門，內心卻強烈地渴望從良，脫離妓籍，恢復人的尊嚴和權利。妓女的生活，雖也是福禍難測，榮辱無常，但是，她們基本上衣食豐足、生活奢華，且不受禮教的束縛。比起絕大多數中國女性來，她們的生活是自由的，她們的性生活也是充足的。但是，由于妓女們的文化素養一般高于同時代的女子，因此，她們能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悲慘命運的實質，她們恥于作為男人玩弄的對象存在于社會，她們向往像普通婦女那樣三從四德，雖粗茶淡飯，荊衣布裙也心甘情愿。

    有的妓女在聲色侍奉中，潛心選擇可以托付終身的男子，憑著自己的聰敏才智和風流蘊藉，博得對方歡心與同情，以幫助她們從良。有的在賣笑生涯中苦苦積攢錢財，一旦遇上如意男子，便千方百計脫籍從良，結為夫婦。

    如明代南都金陵名妓秋香，出身官宦人家，她自幼聰敏伶俐，熟讀詩書，且酷愛書畫。但未及成年，父母染疾，雙雙亡故。秋香為生活所迫，投奔在南都金陵為官的伯父。不久，伯父因受一樁官司牽連，被罷官入獄，秋香也被沒籍充人官妓。

    秋香姿色秀麗，能歌善舞，談笑自如，詩畫出眾，在妓女中“冠于芳首”，色傾金陵。但是，秋香并不留戀奢華，她一心想脫籍從良。

    有一次，秋香結識了一位李公子，兩人情投意合，但李公子家境不寬，拿不出為秋香贖身的銀錢。但秋香已暗暗積下不少體己錢財，他們定下汁謀，故意叫李公子帶六只沉甸甸的箱子來到秋香處，聲稱要外出經商。當夜，李公子與秋香在幾個貼心姐妹的幫助下，悄悄丟棄箱中的碎石磚瓦，將秋香所積金錢珠寶以及眾姐妹贈送的衣物填人箱中。第二天，讓李公子把六只箱子如數帶走。

    半個月后，李公子衣冠楚楚來到妓院，用重金將秋香贖出，兩人結為夫婦，相親相愛。有人不甘罷休，仍來會見秋香，秋香一概拒絕，并以扇畫柳明志：“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嫩枝條;如今寫入丹青里，不許東風再動搖。”

    娼妓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種丑陋的社會現象，但中國青樓文化卻源遠流長，許多文人學者都認為妓女傳承了中國的文藝，同“叫許多中國男子嘗嘗羅曼斯的戀愛的滋味”。因此娼妓在中國文化中常有著光鮮的形象，連陳寅恪這樣的大家也不辭辛勞，窮數年之功為柳如是作傳。

    然而，現實生活中的妓女群體，卻從來就為人們所不齒。在1949年以前，雖然她們的身份是合法的，堂而皇之地獲得了朝廷或是政府頒發的從業許可證，但她們卻是舉世公認的賤民，被輕蔑地稱作“婊子”、“窯姐”、“雞”。妓女血淚斑斑的生活，那種生不如死的屈辱，是令人悲憤和嘆息的。

     當然，在歷代妓女中也有不少重情重義之人，例如：名妓張好好13歲與杜牧一見鐘情，但杜牧礙于官聲，始終未與張好好成婚，最后杜牧五十而亡，張好好便趕赴長安為之安葬并在杜牧墳前殉情;北宋艷妓謝玉英15歲成名，與詞人柳永感情甚篤，而且純真無瑕，柳永雖說浪漫風流，卻懂得憐香惜玉，面對一絲不掛、嬌嫩可人的嬌娘，竟楚河漢界、分外憐憫，同床共枕、百日無犯，后來成為師生。柳永進京后才與她成其美事，卻遭仁宗處罰，從而悲憤染病，不治而亡。死后，謝玉英將其埋葬，然后撞碑殉情。一個女人，擁有綽約的風姿，又活得真實、正氣、磊落、有情有義，的確也可稱之為女中豪杰。

      總之，盡管古代的青樓掩藏著種種痛苦和罪惡，但為推動古代文化作出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尤其是對藝術的傳承作用不可低估。雖說妓女們是在出賣肉體和靈魂，但罪惡的根源不在其本身，實際上她們是封建社會的犧牲品，是男權統治的陪葬物。事實如此，難道我們不該以辨證的眼光去看待、去分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