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影《海上花》里頭一上來就是一位王老爺在慪氣，一個現實生活里吆五喝六的人物甘心情愿在長三堂子里受女人氣，似乎還頗以此為樂。其實在古代中國，男人從來不缺女人，尤其是成功的士大夫或文人，幾乎個個三妻四妾。他們上妓院去的真正目的并非一夜繾綣，而是去覓獲一種平等的男女關系。換言之，妓院對古代中國男人來說好比是學習和實踐談戀愛的場所。在尊卑有序的家庭內部，他們是不可能獲致這種快樂的。也許與我們想的恰相反，妓院中的嫖客與妓女就買賣關系而言或許并不平等，但就臨時性的角色扮演而言，嫖客反倒是自覺拋卻現實身份，單純享受普通男女之間的互動樂趣。 長期以來，我們對青樓文化的研究多處于一種不自知的意識形態之中，總是假定青樓女苦大仇深、任人玩弄，而相應的出于雇主地位的嫖客皆不知廉恥、道德敗壞。固然不能說全錯。但這種簡單化、充斥著廉價道德審判的眼光，其實將豐富繁雜的青樓文化變得極其無味無聊，更要緊的是完全忽視青樓作為中國古代上層社會極為重要的公共社交場所的實際作用。讀這樣的古代娼妓史或青樓文化研究，恍如讀一冊古代中國婦女壓迫史或是拯救女性的空洞口號大薈萃，看到的既是側臉亦非真容。 事實上，作為人類歷史上最為古老的職業，娼妓的存在，除了人性天生的蔽障之外，亦有其與諸多社會領域的勾連原因在。單單從性的角度去觀察這一現象既是最直接往往亦是最粗糙的方法，嘗試著從關于娼妓的話語、討論娼妓的群體各自所抱持的目的以及對娼妓的不同態度反映出社會變遷以及其中的權力結構關系，或許才能洞見全相。 日本中國漢學學者齋藤茂先生的《妓女與文人》即嘗試從“妓女的起源”、“妓女的技藝和日常狀況”、“名妓與文人”、“妓院與小說、戲劇”、“新文化與妓女、妓院”等六大方面對古代中國最重要的兩大社會群體之關系做了一次小小的梳理。 按《說文解字》所釋，“妓，婦人小物也”，意指卑下微賤的女人，而“妓”字右邊的“支”亦含有“技能”之意，好比“娼”字來源于“倡”，原指放聲歌唱之人，故“妓”和“娼”其實都指的是“具有歌舞技藝的婦人”。由歌舞技藝逐漸發展到在宴飲上應酬接待，進而侍奉主人或客人同床共枕，妓女的形象轉變概如上述。 自春秋時代始，妓女即存在于中國社會諸多方面，大致可分為宮妓、家妓、營妓、官妓、民妓五大類型。除純粹的身體交易外，古代妓女必須學習各種技藝，尤以琴棋書畫、歌舞詩詞為重。古代社會，上等家庭的婦女耽玩絲竹，或恐有傷德行，亦不宜文學程度太高，有時同樣會被認為有損婦道，至于繪圖吟詩、織錦刺繡，大多作為頤養氣性的方式而被允許，若詩詞中相思之作太多，亦少為人首肯。但妓女不如此，單憑身體交易的只是低等妓女，只有具備出眾的才學技能者方能獲致青眼。作為特殊的風月場所，傳統道德對于女性的拘囿在此全無作用，男子在這里找的并非另一個妻子，而是迥異妻子之外的一種女性。可以聊天嬉鬧、唱曲歌舞、飲酒對詩，在這種相對解放的空間擺脫封建禮教對男人的同樣束縛。 雖然妓女接觸社會上各色人等，但無疑，她們和文人的交往流傳最多。文人群體自古就有，漢代時期是“宮廷倡優文人”、南北朝時期為“皇家貴族文人”，直到唐代后半期開始延續到北宋以后，“官僚文人”才正式“將作為公職個官僚生活和個人私生活區分開來”，稱得上是真正的“文人”。作者對“文人”身份在這一分期的轉變的揭示極為正確，同時，作為比較成型的、逐漸擺脫權力宰制的妓女群體也大致自唐代始，是故我們如今會讀到較之前朝要多得多的關于唐代文人和娼妓的奇聞軼事。不過或僅是戔戔一冊小書，作者未再行抉發。想深一層，此前的魏晉南北朝是以門第作為組織基干和權力組合的社會，唐代的社會階層關系雖仍以此為主體，但權力組合開始改變，世族門第逐漸分化，原先那種集血緣族群、權力政治團體、知識階層等多種社會功能于一體的世族，漸次將政治社會權力交付給從平民階層中攀升上來的知識分子。知識階層，自中唐后，業已徹底成為一個文人階層。一方面依附王權，具備巨大的政經權力，另一方面因其掌握運用文字語言的特殊能力，占據話語權，導致文人群體的思考和風尚漸為整個社會的主導意識，構成一文學社會。在這等環境下，習得諸多文人技藝的妓女群體，自然會靠近攀附文人群體，將他們的好惡贊彈視為頗要緊的評價。文人的一句贊詞、一首題贈，不僅是對妓女容貌才藝的點評，甚至是風月場的身價指南。如文人品花，開蕊榜，擬花國群英于士林鼎甲，即可見出文人觀念對于青樓的滲透何其嚴重了。 不過文人和妓女的互動關系并非僅僅是前者影響后者。很多方面，妓女對于文人的影響同樣重要深遠。 本書指出，隨著兩大群體的交往日密，傳統詩歌對于妓女的描寫與關注也日益增多。如果說早期詩歌中的妓女形象大多是作為一種美麗的直觀體現而供人描摹，那自唐代始，妓女形象漸趨豐滿，更多文人會在詩作中透露與妓女的戀情。如元稹在江陵貶職期間，與樂妓楊瓊相識，十多年后，還不忘這段舊情，在蘇州“過瓊敘舊”，隨后又在浙東和詩述情。他的好友白居易與妓女的交往更是不可勝數，據粗略統計，見諸白氏自己詩文的各類女妓即有樊素、小玉、小蠻、阿軟等十數人，直到晚年，白居易尚有多名女妓侍候，最后因病才不得不放她們離去。由此可見，雖仍舊存在社會等級的差異，但不少文人已經“以親密的態度對待生活中的妓女”，并將她們視為“能夠共同分享體驗和感動的心靈伴侶”。唐代后期開始，文人往往通過書寫妓女被命運翻弄的故事，如著名的《琵琶行》，來表達自身對于仕途艱險、人心叵測的畏懼慨嘆，這種超越身份的關切同情也無疑證明了文人和妓女間的關系愈加親密。由此，中國文學中向來不發達的“戀愛詩”也有了大進步，能作詩的妓女與文人互相唱和，導致向妓女直接表達感情的詩作大量出現，《全唐詩》共收49430首詩，就中有關妓女的即占2000多首。開個玩笑，妓女不僅教會文人怎么談戀愛，也教會他們怎么寫情詩。 另一大妓女對文人的影響表現即是本書點出的妓女與妓院實在是當時“新文化的享受和傳播者” 在出版印刷業發達的明代之前，妓院是最重要的信息傳播渠道，尤其是以歌謠為主的音樂文化。當下研究音樂文化者頗不乏人，但少有關注音樂與性文化之關系者。其實在風月場所，除了酒食，最重要的即是歌謠樂曲，這點從古時的青樓到今日的KTV，可稱一脈相承。歌聲悠揚，曲調曖昧，這是風月場最自然的催情劑，客人點唱，既能助興，亦可減少初見面的本能尷尬。同時，有心人若將青樓中傳唱歌曲的內容與主題細加比較，最可見出一時代、一階級的民眾心態與生活，比起那些斷爛朝報要客觀動人得多。如近代以前的青樓多唱文學性較強的曲子，重詞采與懷抱寄托，因其面對的是一整個士紳文人階層，近代以降延及今日，風月場唱的歌，即不再與文學有關，更多表現風塵浪蕩、情事凄迷、人情浮沉之感，主題和風格自文人氣的黛玉葬花一轉為靡靡之音的男癡女怨。而出自唐朝薛用弱《集異記》的“旗亭畫壁”的故事，說的就是王之渙、高適、王昌齡三人以妓女演唱各自作品多少來判斷三人作品流傳程度，妓女好比是各大流行歌曲榜單的主持人。 再如“詞”的流播與興起，詞與音樂酒令關系極大，古代最具代表性的詞作者，溫庭筠、柳永、周邦彥，皆有大量以妓院為背景的詞作，同時，作為表達男女之情最顯著的一種文學樣式，妓院中更易見到真實而生動的男女情事，這點或是現實生活遠遠不能提供給創作者的。詞作者們依憑自己在妓院中的眼目所及，通過詞的紓緩委曲將男女情事中最為幽微難測的心理一一呈示出來。在這種互激互蕩中，不僅延展出中國文學的新天地，更無形中墾拓出向來匱乏的對于男女之情的厘析與把握，此前受禮教拘束的男歡女愛終于在詞這一文學表達中稍稍獲得釋放，因此妓女對詞的發展做出了極為深遠的貢獻，她們不單是欣賞者，也是創作者，而妓院則提供了詞的創作環境和詞人難得的生活經驗。至于如《賣油郎》、《杜十娘》之類小說，則迥異此前傳統說部，不再執著于神魔鬼怪，妓女形象愈加增多，到了《金瓶梅》、《海上花列傳》，妓院更是重要的故事背景。 再一要點是，妓院，尤其是明清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亦是古代中國消費文化和交際空間的顯著標志。如江南地區城鎮經濟活躍，商貿繁盛，人群猥雜，文人、鄉宦、名妓、俠客等社會各階層人世皆多有過訪，自然促進奢侈消費場所的建立，明人有言“天下風俗，惟江之南靡而尚華侈”。由此亦刺激消費文化和時尚文化的勃興，加之交通便捷，舉凡江南種種靡麗豪奢深為時人所仿效，明代杭州人張瀚即言：“吳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觀赴于吳者，又安能挽之儉也”。作為社會財富有限的消耗場所，妓院對于刺激傳統中國商業發展和時尚更易顯然有著重要作用。而時常出入其間的士紳階層，遂亦免不了借此作為談判商議重要話題之地，如果說茶館作為中下層人民溝通有無的信息平臺，那妓院的私密性則有利上層士紳在此探討各類政經話題。若看《海上花》即知并非每個男人來此地皆為肉帛之歡的，相反很大一部分是看重此地的交際功能。 凡此種種，均可說明，在古代，妓院和妓女恰恰既是文人群體必不可少的傳播者，她們與文人的來往不僅提供了花樣百出的寫作素材，更無形中成為文人試驗新作品、體驗新感情的創作基地，才學出眾的妓女更是難得的作品賞鑒人，而南來北往的流通性更凸顯出妓院作為交際空間的價值——妓院原來是個好學校。 著青衫的文人多才慧亦多溫情，留連于平康之地，偎紅倚翠，聽玉人吹簫，看歌舞樓臺，或有純然的放蕩不羈，更多的卻是一種“才大世不用，此意誰能平”的落寞。理想不得實現，唯有在秦樓楚館中求慰藉。若碰上知情識趣的女子，興起的不僅是男歡女愛，更是同為落魄人的惺惺相惜。就此而言，文人癡迷妓女，癡迷的不是妓女本身，而是想從她們身上填補自己對于現實與感情的失望不平。齋藤茂先生的《妓女與文人》輕薄小巧，對于兩大群體之關系的重要處大致都一一點到，思理清晰，新見亦有，唯在細部的深入與材料的補充上尚難稱周至，有待作更進一步的深入探研。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