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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元乃舊式科舉考試中對皇帝親點的殿試第一甲第一名的專稱，是“天子門生”中的第一人，一般還是三年為一科的各科之唯一，屬于名副其實的全國第一。前人視狀元為神奇，那是因為“物以稀為貴”，而且還與神秘的皇權緊緊相連。如今，當人們習慣于把某省、某市的高考第一名甚至某省所轄的市級、縣級高考第一名都濫稱“狀元”時， “狀元”一詞的貶值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實，在那多災多難的近代中國，當西方列強的大炮與機器制品頻頻強入時，貨真價實的狀元名分就已面臨貶值之虞。對懷抱真才實學的張謇來說，專靠背誦四書五經換得萬人空巷的狀元頭銜無法救國，但如果為“商戰”而投身實業，那就不僅可以造福一方，還能報效一國。 在我看來，張謇取得狀元功名的過程并不規范，具有某些人為的因素；至于他以狀元之身創辦實業，成為20世紀初期中華民營企業之王，卻完全是他自覺選擇的結果，也是他披荊斬棘百折不回使然。 張謇(1853-1926)，江蘇通州（今南通）海門縣常樂鎮人，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四，南通民間習稱“張四先生”。可以說，科舉制下的讀書人無一不是自幼苦讀過關，習字作文也不在話下，張謇也不例外。他從虛歲4歲開始，就由父親教讀《千字文》，一年之內照背無誤，父親就把他和三位兄長一起交給鄰塾就讀，還幾易師長，其中包括海門訓導趙菊泉。 由于張謇祖上三代沒有功名，屬于“冷籍”，科舉制度卻規定“冷籍不得入試”，這對張謇很不利。為了步入科舉正途，他在16歲時，經人介紹，與如皋縣東鄉張銓取得聯系，以張銓之子張育才的名義注籍，通過縣、州、院三級考試，取得生員功名。用今天的話說，張謇的報考身份屬于冒名頂替，存在舞弊行為。貪得無厭的如皋張氏就索酬不已，還向如皋官府告發“冒籍案”，應訟連年，使張謇一家吃盡了苦頭，幸虧海門訓導趙菊泉全力為門生張謇說情，惜才的通州知州孫云錦也親自調停，后者還求助于江蘇學政彭九余，請求禮部讓張謇重填履歷，歸入通州原籍。此后接連5次鄉試，卻名落孫山。 1876年，張謇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之邀入幕，擔任文書，并輔導隨營的袁世凱讀書。1882年，朝鮮漢城發生，軍隊沖入王宮，殺死大臣，襲擊日本使館，日本軍乘機艦駛入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軍的侵略行徑。張謇隨軍赴朝，代吳氏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并撰寫《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以強硬的態度抵抗日軍，從長計議。其言辭之犀利，立論之鮮明，論證之完整，文字之暢達，深為“清流”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朝廷重臣所賞識，這就為他后來欽點狀元提供了資本。 就在這一年，張謇轉赴順天府鄉試，俗稱北闈，取中第二名舉人，俗稱“南元”（第一名必須是北人），由此聲名漸著，潘祖蔭、翁同龢等 “期許甚至”。但是好事多磨，潘、翁諸公在張謇四次的會試中都有意區別他的試卷，卻接連把他人之作誤作他的試卷，結果讓別人輕易地取中會元，張謇則接連敗北。 1894年乃慈禧太后六十大壽辰之年，特設恩科會試，張謇奉父命再次進京赴考。禮部復試時，中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改為第十；殿試時，翁同龢命收卷官坐等張謇交卷，然后直接交給他，還疏通其他閱卷大臣，把張謇定為第一，并且在光緒帝引見時，繼續舉薦。于是，張謇得以中為狀元，直授翰林院六品修撰。此時此刻，他已經是42歲的中年人了。 看來，光有科場上的真才實學還不夠，還需要機遇。如果張謇沒有“壬午兵變”時的展示機會，恐怕就不易為潘祖蔭、翁同龢等朝廷命官所賞識；如果不是潘、翁等人再三破壞規矩，不厭其煩地尋找他的試卷，拿出狀元的機會等著他，恐怕就難以使他最終如愿以嘗，因為奪魁畢竟屬于偶然性很大的美事。甚至可以說，如果不是張謇使出冒名逃避“冷籍”一招，別說狀元的殊榮，即便是秀才、舉人之類的基礎功名，也將無緣。 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張謇上疏彈劾李鴻章，震駭朝野。這時，張謇因父親病故，循例離職守孝。 1896年初，頗有遠見卓識的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分別在通州、蘇州設立商務局。張謇在南通創辦了“大生紗廠”，陸潤庠則在蘇州辦起蘇綸紗廠與蘇經紗廠。陸氏也是赫赫有名的狀元出身，而且還早于張謇20年奪魁，時值老母罹病，乞假歸養。但他的辦廠旨趣并不濃，還留戀仕途，兩年之后就復官國子監祭酒，累升至侍郎、尚書、大學士。比陸潤庠年輕12歲的張謇則不然，甲午戰敗的國恥使他深感兵強必先國富，兵戰還需商戰。當他回到家鄉，《馬關條約》的墨跡還沒干，只見通州內外到處都是日商傾銷的洋紗，卻看不到一個國產的紗淀。南通乃中國著名的產棉區，素以“沙花”聞名天下，不僅產量高，而且質地很好，顏色潔白，纖維長，彈性好。狡猾的日商深知此情，就紛紛將中國的棉花運回本國，成紗之后再運回中國市場銷售，牟取暴利。張謇的心里很明白，不能用中國的資源來養肥日本人，惟有通過發展民族工業，造福桑梓，振興國家。當張之洞的辦廠指令與他的實業救國之念不謀而合時，他就沒打算要回到紫禁城去尋找自己的歸屬。 儒生以修身齊家為基，以蕓蕓眾生為念，以國家富強與天下大同為懷。張謇的廠名“大生”，就是取自《易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要使大多數的百姓過好日子，走共同富裕之路，實現“大德”。 不過，書生辦廠，一如書生談兵，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同治狀元陸潤庠是如此，光緒狀元張謇也不例外，差別只在于，究竟是知難而退，還是知難而進。 要生財，先要有財，要辦廠，先要籌款，而且不是小數。為此，張謇多方調動，四處奔走，忍受了數不清的白眼、吃過無數的閉門羹。據他自己事后回憶，籌款的艱難刻骨銘心，使他幾度絕望，還想到自殺，是書生報國的理想支撐起他的身軀，延伸他的腳步。 1898年，經過為期3年的艱辛準備，大生紗廠終于動工興建，次年建成投產。當第一縷棉紗產出時，張謇激動得淚流滿面，愛不釋手。這也難怪，3年來，多少酸甜苦辣，歷歷在心頭。大生紗廠投產僅1年，就獲純利2．6萬兩白銀，到1922年張謇70歲時，大生集團擁有四個紡織廠，資本已達900萬兩白銀，有紗錠15．5萬枚，占全國民間資本紗錠總數的7％。 大生紗廠無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它還只是近代儒商張謇救國創業的一部分，否則，他就不是張謇了。 原載《法人》2006年第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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