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張謇 狀元實業家

科舉失意，是不是人生的窮途？恐不盡然。清末名將吳長慶曾接納了倆落魄書生，一是袁世凱，不消說了；一是張謇，41歲時中了狀元不說，還另辟實業救國的蹊徑。他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業、300多所學校，其中包括通州師范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還有國內第一家博物館、第一所盲啞學校，等等。有一次，徐樹錚和孫傳芳曾跑到南通，以三顧茅廬的姿態，勸他競選民國總統。

張謇字季直，號嗇庵，1853年7月1日出生在江蘇南通的一個耕讀之家，父親張彭年務農之余，兼營一個制糖作坊。張謇在五兄弟中排老四，幼年聰慧好學，四歲啟蒙，五歲時背誦《千字文》，竟無一處錯誤。11歲讀《詩經·國風》，塾師以“月沉水底”命對，他馬上回以“日懸天上”。有次考試，他名落孫山，業師指責說：“哪怕1000人中錄取999名，考不上的那個還得是你。”張謇由此奮發，于臥房窗上和蚊帳頂上大書“九九九”三字，有臥薪嘗膽之志。

1868年，張謇考中秀才，卻惹了一場長達數年的官司。由于他祖上是三代沒有功名的冷籍，為了走上科舉之路，他只好冒用如皋縣人張氏的名義報名，考上秀才后遭張氏勒索無度，后竟被其告到官府，結案時已負債千金，家境大為困頓。當地知州孫云錦十分憐惜，介紹他去了浦口吳長慶幕府任文書，不久又有一個不得志的年輕人前來，一起成為吳的文武兩大幕僚，那人正是袁世凱。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吳長慶奉命督師從海路奔赴漢城，張謇連寫《善后六策》等策論文章，主張對日強硬，頓時受到“清流”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矚目和賞識。

吳長慶回國后不久病故，袁世凱留在朝鮮，接掌了“慶”字營，開始在歷史舞臺上大展拳腳。張謇婉拒了各方的橄欖枝，聲稱“南不拜張，北不投李”，回到故里苦讀。1885年，張謇終于鄉試中舉，且名列第二。1894年，此時張謇已進出科場20多次，單純考試的時間就有120天，自中秀才以來，在熬了26年后，終于時來運轉，中了甲午科的狀元。

當時考場收卷子的黃思永是他的舊交，見有一字空白且抬頭稱呼不當，當即給他改了過來，然后呈送給翁同龢。翁見是一等第十一名，馬上改為第十名。到了殿試，翁同龢以帝師之尊，特定張謇的卷子為第一，向光緒帝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如是，41歲的張謇中了頭名狀元，當了六品翰林院修撰。

甲午戰爭爆發，張謇對翁同龢說：“以日本蕞爾小國，何足以對抗中國大軍，不重創之，則無以宣我國威。”主戰派覺得中方艦艇噸位、作戰地理皆有利，無不勝之理；而一旦戰敗，馬上又變為最積極的主和派，讓李鴻章去收拾爛攤子。由于父親恰巧去世，張謇回籍守制三年，倒是幸運地躲過了帝后之爭。

其間，張之洞奏派張謇總辦通海團練。后張謇與陸潤庠設立商務局，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等到1898年，張謇到北京銷假，正值“百日維新”失敗，恩師翁同龢被罷官，他知道“三十年科舉之幻夢，于此了結”，決心自己闖出一條實業救國之路。張謇曾言：“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

張謇創辦的著名民族資本企業——大生紗廠

因為老板是狀元出身，紗廠早期使用“魁星”商標，下設紅魁、藍魁、綠魁、金魁、彩魁等不同品牌，投產后的第二年，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10萬兩；到1908年，累計達190多萬兩。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紡織品市場空間巨大，張謇抓住黃金機會，在原料、制作、營銷等環節精益求精，迎來了大發展。他說：“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的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像張謇這樣的商界大佬，注定與政治是撇不清的，或者說是會借政治的勢。1909年，張謇被推為江蘇諮議局議長，主持發動了三次國會請愿運動，是公認的立憲領袖。武昌起義之初，他找到江蘇總督，希望把革命鎮壓下去。不過，他很快看清了局勢，選擇了兩位勝利者：一是與孫中山會談，應邀擔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總長，但事后說了句“不知崖畔”，意思是孫有些不著邊際；二是聯絡袁世凱。

1913年，張謇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后來看到袁世凱的稱帝野心，趕緊躲回老家，繼續搞自己的教育及實業。早在1902年，他拿出兩萬元，創辦通州師范學校，此為國內設立最早的師范學校之一。張謇認為，最好的學校是培養老師的。隨后他一發不可收，搞了幾百家學校。江南子弟確實應該永遠記住這位老人家的恩澤。

徐樹錚是北洋杰出人才，他在歐洲考察時認定，張謇才是民國最合適的總統人選。回國后他就拉著孫傳芳跑來南通，勸張謇競選民國總統。張謇人老成精，哪里看不出北洋一盤散沙，革命軍勢將壯大的趨勢，于是吟詩作句，哄得小徐高興走人，但這份情誼難以忘懷。徐樹錚遭暗殺時，張謇在夢里成詩，事后恨死了馮玉祥。在吳佩孚四面楚歌之時，他專門寫信過去，大意是：那姓馮的絕對不是個玩意兒，被小人暗算不算啥，少飲酒，勿任氣，老哥哥的大門隨時為你敞開。感動得吳直說：“季老真乃窮途知己也！”

1922年，在京滬報紙舉辦的民意測驗中，張謇當選為民眾“最敬仰之人物”，此時恰逢他七十大壽。正當張謇顧盼自雄的時候，紡織市場突然遭創，他一下子虧損70萬兩。這廂迅速衰落，日本同業對手卻在其政府支持下走出了危機。造成這種局面的還有兩個因素：一是張謇做的公益規模過大；二是老人家性格“獨來獨往、直起直落”，對政府、對股東都過于強勢。他說：“我要去做東家，難有伙計；要做伙計，難有東家。”

張謇行書五言聯

1926年8月24日，張謇在南通病逝。他的陪葬品是一頂禮帽、一副眼鏡、一把折扇，還有一對金屬的小盒子，分別裝著一粒牙齒、一束胎發。沒有張謇，今天的南通城可能就是另一個樣子了，令人遺憾的是，張謇墓還是在“文革”中被損毀了。

作為狀元，張謇書法詩文都是極好的，否則，也不會由他來起草宣統皇帝的退位詔書。他有首《早梅》直抒胸臆：

無限含春意，朔風吹未開。

不知殘雪里，已有暗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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