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清供知多少？

文房清供知多少

      優雅閑適的生活情趣，首先是從營造自己書房做起的，因而便有了文房清供。古玩、字畫、奇石這些東西固然不可或缺，而筆墨紙硯、筆筒、筆架、筆掭、筆床、筆洗、水盂、硯屏、硯滴、水注、鎮紙、臂擱、印章、印盒、之類更是文房書齋中必需之物，這些器物雖為寫字、作畫之用具，卻必求精致奇巧、清雅可賞。這些文房清供，不妨也稱之“文房清玩”，他們不僅是書房主人藉以揮灑才情的工具，亦寄寓了主人的憂樂與諸多玩味意趣。它們使書房彌漫著一種文雅氣息，形成了一個氣場，把人的情感存進去，使步入其中的人能從中得到一種寧馨，一種快慰。

    套印（五枚可以套在一起。大的四枚各五面印章，最小一枚六面印章）

  黃楊木蓮蓬

       動物造型鎮紙，既具紙鎮功能，又因其形態天然，成為文人書房娛情解悶的小玩物用于支撐肘、腕的是“臂擱”，用途類似于我們現在的鼠標手腕托墊。據說在古代，臂擱被稱為“秘閣”。“秘閣”是漢代內府的圖書檔案機構，由秘書監掌管。紙張發明以前，皇家藏書是刻寫有文字的竹木片。這種藏在秘閣中的竹木片后來也被代稱為“秘閣”。再后來，人們將用來枕臂的竹片沿用“秘閣”一名。到了明清，“秘閣”的基本用途是擱臂，“秘閣”與“臂擱”讀音相似，于是逐漸只稱“臂擱”了。古代文人書寫時，懸腕自右向左豎書，稍不留意，手臂或衣袖極易刮到剛寫完的字畫。臂擱，就是為了防止手臂沾墨的枕臂之具，同時防臂上汗水滲紙，有時還可當鎮紙，十分好用。臂擱因此成為文人的必備之物，猶如美人之鏡，須臾不能離身。臂擱上通常雕刻豐富的圖案，如刻書畫以作欣賞，鐫座右銘以為警策，刊摯友親人贈言以為留念。臂擱以竹、檀木、玉、象牙、瓷質為材料，以竹制臂擱最多。玉制臂擱材料珍貴，傳世數量極少。象牙臂擱是到了雍正、乾隆年間才開始流行起來，而且大多是皇宮御用品。

  琺瑯文玩一套，具有水盂的功能

  便攜式筆墨，據說清代官員上朝，可將此器藏在靴筒中，便于路上隨時修改奏折

  葡萄雕飾隨形硯

        正如硯滴雖小物，卻能幫助磨墨，磨掉浮躁，磨掉喧囂，調心養性，文房清玩便是在這種蘊含著光陰哲學的文化中，寄寓著中國文人士大夫修身養性的思想世界。便是在這個被精心營造的幽靜、秀美、典雅的書齋里，主人置身其中，可讀書、可吟詩、可唱和，可作畫、可彈琴、可對弈……還有那可坐看云起的散漫閑逸。沒有塵囂市擾，鳥語花香，書案、幾架上雜陳清玩，一任精神逍遙。在彈指一揮的波瀾中，文墨芬芳被浩瀚成不朽的詩篇。夜深人靜，聞蟲語，閱詩書，閑觀錦繡，摩挲清玩，不覺心事氤氳漫延，于這時光淅瀝之間，總會令人有幾分或萬壑驚雷的喜悅，或案頭孤燈的相思，或丹青椽筆的寫意，或心懷天下的纏綿……或去縱橫九州河山……，分不清是心靈回歸還是情懷再現，只知于劍膽琴心之中，一享那難得舒顏的清歡！

        而這，也正是書房主人心中獨抱高標的衣錦之處。

  玉件，或可以承墨條“蝶舞重陰”鎮尺 

        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文書工具，即筆、墨、紙、硯。文房四寶之名，起源于南北朝時期。歷史上，“文房四寶”所指之物屢有變化。在南唐時，“文房四寶”特指安徽宣城諸葛筆、安徽徽州李廷圭墨、安徽徽州澄心堂紙，安徽徽州婺源龍尾硯。自宋朝以來“文房四寶”則特指宣筆（安徽宣城)、徽墨（安徽徽州歙縣)、宣紙（安徽宣城涇縣)、歙硯（安徽徽州歙縣）、洮硯（甘肅卓尼縣）、端硯（廣東肇慶，古稱端州），元代以后湖筆（浙江湖州）漸興，宣筆漸衰，改革開放后，宣筆漸漸恢復了生機。安徽宣城是我國文房四寶最正宗的原產地，是飲譽世界的“中國文房四寶之鄉”，所產的宣紙（涇縣）、宣筆（涇縣/旌德）、徽墨（績溪/旌德）、宣硯（旌德）舉世聞名，為歷代文人墨客所追捧。

        舊時對紙、墨、筆、硯四種文具的統稱。硯臺，別名潤色先生，文房四寶中能傳世最久的一寶。文房謂書房。北宋蘇易簡著《文房四譜》，一名《文房四寶譜》，敘述這四種文具的品類和故實等。這些文具，制作歷史悠久，品類繁多，歷代都有著名的制品和藝人。如安徽涇縣（原屬寧國府，產紙以府治宣城為名）的宣紙，歙縣（原徽州府治）的徽墨，浙江吳興（原為湖州府治）的湖筆，安徽涇縣(原屬寧國府，產筆以府治宣城為名)的宣筆，廣東高要（原為肇慶府治，古名端州）的端硯，以及與端硯齊名的有甘肅省的洮硯、歙縣（原歙州府治）的歙硯。

        “文房四寶”指紙、墨、筆、硯四類書畫用具，已是今人皆知的常識。但“文房四寶”一辭源自何者？源起何時？卻尚有未盡之解。比如《辭海》“文房四寶”辭目的說法，便是如此：“舊時對紙、墨、筆、硯四種文具的統稱。文房謂書房，北宋蘇易簡著《文房四譜》，一名《文房四寶譜》，敘述這四種文具的品類和故實等。”

        《辭海》說法的模糊之處在于：“一名《文房四寶譜》”的作者是誰？是另有他人？還是蘇易簡（958—997年）本人？如果是蘇本人，那么“文房四寶”一辭就當是蘇易簡提出的。但像《叢書集成》等收錄蘇易簡著作的各種文獻中，皆以《文房四譜》為書名，而未見注明《文房四寶譜》作者為蘇易簡者。也就是說，“文房四寶”一辭與蘇易簡的著作名稱，并無直接的原詞轉用關系。

        蘇易簡不是“文房四寶”一辭的直接發明者，這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為蘇易簡《文房四譜》一書做提要時有所記載：“《宋史》本傳但稱文房四譜，與此本同。尤袤《遂初堂書目》作《文房四寶譜》，又有《續文房四寶譜》。考洪邁《歙硯說跋》，稱揭蘇氏文房譜於四寶堂，當由是而俗呼四寶，因增入書名，后來病其不雅，又改題耳。”

        《四庫》提到的洪邁（1123-1202年）和尤袤（1127-1194年）生卒年代相近，但都晚于蘇易簡，二者與“文房四寶”一辭似乎都有關系。其中《四庫》在為洪邁題跋《歙硯說》等書目的提要中，更詳細地談到了上述“揭蘇氏文房譜於四寶堂”的人，是洪邁的哥哥洪適（1117-1184年）。換言之，《四庫》是說蘇易簡原著《文房四譜》本無他名，是因為洪適曾經把它揭示于徽州的四寶堂，才有人用“四寶”這種俗稱稱它為《文房四寶譜》的。因此，同為一個時期的尤袤在做《遂初堂書目》時，這才把俗稱的《文房四寶譜》等收錄了進來，也未可知。

        然而問題到這里并沒有解決，因為實際上，在比洪適早出生一百多年的蘇易簡生活的北宋時期，社會上已在普遍使用“文房四寶”一辭了。如詩人梅堯臣（1002—1060年）早就寫有“文房四寶出二郡，邇來賞愛君與予”的詩句。

        由此可見，“文房四寶”一辭的來源，盡管與蘇易簡著作名稱沒有直接關系，《四庫》所記得名于洪適的說法也經不起年代差的考實，但至少在北宋時期，社會上已廣泛使用了這一詞匯，當無問題。到再晚一些的南宋初年，陸游（1125—1210年），甚至還把“文房四寶”叫做“文房四士”：“水復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獨相依”。但是不知為什么，被陸游入題入詩、稱之頌之的“文房四士”一辭，卻沒有像“文房四寶”那樣流行并流傳下來。這大概與后者出現和使用的年代較早，更傳神地表達了紙、墨、筆、硯在書房中的地位，已被社會廣泛接受的緣故有關。

        筆、墨、紙、硯在宋代已成為書房中最重要的書寫繪畫用具，有考古學上發現也可作證。如在福建省福州市茶園山發現的南宋許峻墓中，就發現了整套“文房四寶”用品被隨葬的現象。再如河北張家口遼代張文藻家族壁畫墓的壁畫中，也有不止一幅迄今所見最早將筆、墨、紙、硯同繪于一處的“文房四寶”圖畫。其中7號墓“童嬉圖”壁畫中（如圖），有四童子藏于后面嬉戲的柜子，發掘者認為是食盒，但有研究者認為，應當是文房用具，可放置紙張、畫軸、書札等。這幅畫的墓主人張文藻卒于遼代咸雍十年（1074年），與蘇易簡、梅堯臣等人生活的年代甚為相近。這些無不說明，如果筆、墨、紙、硯不是經歷時代的積淀，逐步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實用基礎，那么“文房四寶”一辭是不會在宋代終成專門用語的。

        說起來，“文房四寶”中的“四寶”譜系還有據可考，但作為書寫、讀書等專用處所的“文房”的起源，卻實難考實得多。像唐代杜牧《奉和門下相公兼領相印出鎮全蜀詩》中所言“彤弓隨武庫，金印逐文房”，已是我們迄今能看到的比較早的“文房”用辭了。因此說“文房”一辭于唐代就已出現，或者還可能更早一些到南北朝時期，當不至于引起太大異議。但問題是，我們這里提到的文房，其實多屬于概念或屬性范疇，因為目前為止還沒有直接的文獻著錄、考古發現以及研究成果，能告知我們唐代的文房到底是什么樣的具體形態。

        將有關文房四寶的起源研究，延伸到與其關的書畫空間場景中，是在變筆、墨、紙、硯的靜態討論為書畫者行為的空間動態考察。因為文物的研究方法乃至文物觀，正在發生從單體到整體再到群體的轉變，了解和復原古代書畫用具與文房乃至與文人行為之間的關系，這樣才能更全面地了解書法用具發展的史脈。換言之，如果說文房是“文房四寶”的空間載體，那么，文人則是文房的活動主體。沒有文房承載的文房四寶是孤零散亂的用具，而沒有文人活動的文房則是沒有活力的空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