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世南的委屈，我們的不幸運

虞世南的委屈，我們的不幸運——說《孔子廟堂碑》

文/郁則

書法上關于唐代楷書有初唐四家的說法：歐陽詢（557～641年）、虞世南（558～638年）、褚遂良（596～659年）、薛稷（649～713年）。薛稷輩分最小，又是學虞、褚二人的，有點湊數的意思；日本人就徑直剔除了薛稷，只有“唐三家”的說法。前三人放一塊對比對比，就能看出虞世南委屈在哪了。

“光榮koei”畫風的虞世南

歐陽詢簡直就是唐楷法度的代言人，歷來人氣都很旺。民國吳湖帆的書齋叫“四歐堂”，因為他收集到了一套召喚神龍的“四歐寶笈”——《化度寺碑》、《虞恭公碑》、《皇甫誕碑》還有《九成宮碑》。褚遂良留存下來靠譜的東西也不少，《雁塔圣教序》、《伊闕佛龕碑》、《孟法師碑》、《房梁公碑》等等。有人運氣好的話，也是完全可以搞個“四褚寶笈”玩玩的啊。

歐陽詢作品一覽

褚遂良作品一覽

虞世南呢，就《孔子廟堂碑》和《破邪論序》被人記住的多，虞摹《蘭亭》又純非自家面貌，其他的《昭仁寺碑》、《汝南公主墓志銘》還有種種尺牘刻帖更多都是些托偽之作。如果要拿出楷書代表作品（《破邪論序》是小楷），能跟其他人叫板的只有一個《孔子廟堂碑》。所以想來就有點委屈了，流傳的作品不多，人氣就慢慢降低了。斯人已逝，也無從知道虞世南有何感想。要知道書法家尤其這這樣頂級名家的面目肯定多端，單從一件作品來了解其書學體系無疑是片面的。管中窺豹盲人摸象的做法只能造成認識上的偏差，讓自己在書法學習中走彎路。最保險的辦法就是在取法對象的書寫歷程中去認真琢磨體會，也就是說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要知道這個范本也許連書家自己眼里看來都不足以代表自身呢。前面舉過的顏真卿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也是在不斷積累糾正改變進步著的。

不存在一成不變的書家，如果有，他只是適合去寫美術字的匠人而已。回到虞世南身上，我們真很無奈了，面對近乎唯一的《孔子廟堂碑》，能做的就是盡量梳理其流傳，還原最貼近虞伯施的面貌。

破邪論序首開

太宗欽定虞世南為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更稱贊其身兼五絕——忠讜、友悌、博文、詞藻、書翰。不提虞世南主編過《北堂書鈔》，也不說寫過那首膾炙人口的《蟬》“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單論這書法一項，是絕對的實力派。最要緊的，他是得正宗的人，因為虞世南的書法老師是智永。智永什么來頭？書圣王羲之七世孫，第五子王徽之后代，號“永禪師”。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當時就是在他那保存著的。智永也是書癡，并且極為刻苦。他在永欣寺時，就曾蓋一座小樓專供練字，發誓“書不成，不下此樓”；“退筆冢”也是他身上的典故。

智永千字文

虞世南從書圣后裔那習得真傳，那種滿buff加身的狀態真不是歐、褚二人能匹敵的。換言之，學書可以從虞世南這條線索往上一直追溯到王羲之，這是從歐、褚那很難辦到的。剛才是往上說，往下談呢，虞世南書法傳褚遂良（虞世南和褚遂良老爹褚亮同為文學館大學士），褚遂良傳張旭（張旭是虞世南的外孫），張旭傳顏真卿（顏真卿向張旭求教筆法）。這形成了唐代書法主脈。虞、歐兩人一個代表“外拓”，一個代表“內擫”。外為陽，內為陰。正是虞世南、張旭、顏真卿這條書法“外拓”的陽剛主脈深深影響了后世書法。

虞世南書法的高度不是“形”，而是“韻”。《孔子廟堂碑》雖然是標準意義的楷書，但和盛唐、晚唐的楷書有著明顯的區別。盛唐、晚唐的楷書規范而程式，講求結構的精準，筆畫的骨力，字體大小趨同。 但《孔子廟堂碑》明顯受到了魏晉楷書的影響，結構不是那么精準但意態圓勁從容，筆畫筋骨遒勁而又清逸蕭散，章法字體依筆畫收放大小自由。他有唐朝書法的法度，但是更多的卻是魏晉的意韻。所以翁方綱說：“會通晉唐書家正脈，直溯山陰”。洵為至論也。

“西廟堂”原碑，現藏西安碑林

正題就是好好說道這《孔子廟堂碑》。碑文記唐高祖李淵于武德九年（626年）立孔子第33代孫孔德倫為褒圣侯及重修孔廟事，唐太宗貞觀七年（633年）立（是年虞世南75歲）。據傳此碑僅在貞觀年間拓得數十本賜近臣，旋經火，石毀。現存重刻有二：一是宋初王彥超重刻，碑在陜西西安，俗稱“陜本”或“西廟堂”；一傳為元至元年間重刻，碑在山東城武縣，俗稱“城武本”或“東廟堂”。前者字較肥，后者字較瘦。黃庭堅詩云：“孔廟虞書貞觀刻，千兩黃金那購得。”可見北宋時候都已經非常珍貴，不過很幸運的是他至少見到過三本唐拓。

北宋“西廟堂”拓本

梁啟超藏“西廟堂”拓本

有學者考證說“成武本”刻于北宋，時間當在公元 1025～1063 年之間。然后是這么個故事。宋初成武人龐籍（沒錯！就是那個莫名其妙跟包拯包青天對號入座的‘龐太師‘啊！）進士及第后，歷任地方官，后累官至宰相職，監修國史。憑借其閱歷和地位很有可能得到了《孔子廟堂碑》的唐初拓本。而龐籍在北宋為官時，恰又參與了故鄉成武修建孔廟事宜，并為之撰寫了碑文（“城武廟學……蕩無孑存，惟宋丞相龐公籍廟記存焉”）。所以成武本很可能就是龐大人在重修家鄉孔廟時順道依照唐拓翻刻而來的。

“東廟堂”，明拓

不管怎么說，《孔子廟堂碑》的體系倒是很清楚，存世的就這兩種翻刻最出名。雖然還有“曲阜刻本”，“錦江書院刻本”，潘氏“海山仙館本”等，也都是以這兩個版本做底子鼓搗出來的。其中的曲阜翻刻本就是翁方綱搞的，翁方綱是清朝中期非常有名的金石學家，他摯愛《孔子廟堂碑》，做了非常詳盡的考證文章，還在李宗瀚藏的拓本上留下了一段長跋。《孔子廟堂碑考》上先是將原拓做雙鉤，再在旁邊批注。

翁方綱跋孔子廟堂碑

《孔子廟堂碑考》

拓本體系雖然是兩個，但也都是后來翻拓的，還是抵不過唐拓。這唐拓也不是沒有，臨川李宗瀚手里就有一本號稱唐拓，其實是百衲本。所謂‘’百衲本”，就是用同一種書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種書的不同版本拼配起來的書本。連梁啟超都被蒙騙了，在他自己所藏的拓本上也都題跋道：“終須以李春湖（李宗瀚）家之唐拓為真面目耳”。但是翁方綱沒有這么輕易相信，這個神人不知是開了什么掛，信誓旦旦在跋中寫道：“此本予題曰：‘唐本’者。通計全石兩千十七字。而此內真唐刻者，已得千有四百四十六字，其余湊補者僅四之一耳。安得不以‘唐本’題之。”連如此精準的數字都掌握到了，這才是真正的考據黨！

李宗瀚藏本，“康里氏本”，唐拓百衲本

梁啟超跋《孔子廟堂碑》

翁方綱也是停不下來了，他很耿直的總結了一下：“城武本”、“陜本”二碑雕刻都非常精工考究。但“陜本”字體較肥，字口較深，筆劃稍粗。“城武本”則字體較瘦長，筆劃勻稱稍細，刻劃稍淺，顯得圓勁古秀更具神采。“若論圓腴有神采，則‘陜本’似更于肄習，若欲講求永興用筆之意，上追晉法，則‘陜本’實不及‘城武本’”。算是排出了座次。

如今看來，《孔子廟堂》通行的也就三個版本了。最接近原拓的“李宗瀚本”，還有“西廟堂”和“東廟堂”。翁方綱將“城武本行次位置與陜本不同，是從唐初本摹無疑耳”。也就是完全給定了一個高低關系：“李宗瀚本”>“東廟堂”>“西廟堂”。

事情有這么簡單？當然有轉折了啊。日本冒出了一個“七條本”。

“七條本”

“七條本”首開

而且還是自帶對比圖的，不得不說日本人出版的東西是要走心一點啊。

“七條本”對比“成武本”01

德川家達還給題了卷首。這家伙是末代幕府將軍德川慶喜的養子，可是個有頭有面的大人物。

遺風萬代——德川家達

“七條本”肯定得有所本才對，必然是一個翻刻本。很多疑問都出來了啊。這個翻本是出于什么時間，出于什么地方，所翻是據哪個版本翻的，早拓還是晚拓，還是翻了再翻的。是純翻還是摹寫，是石版翻還是木板翻……

不論什么情況，我們借著這個機會好好比對幾種版本吧，與其相信古人既有的看法，不若自己小心求證。古人看拓本也不容易，很多時候只能在一處看過留個印象，再在另一處看不同版本的東西時憑借回憶進行對比，根本沒辦法做到幾個本子同列一處逐步對照揣摩看出差別。所以這是我們的優勢，就應該將圖片并置，挨著一點一點摸索，讀碑的樂趣也正在此中。

“七條本”對比“成武本”02

先分析“七條本”和“成武本”（“東廟堂”）。直觀感覺就是七條本更加肥厚，成武本更瘦硬。

“七條本”對比“成武本”03

“七條本”對比“成武本”一行

“司徒”的“司”七條本是平正的，成武本帶一些傾側。

“七條本”對比“成武本”：“司”

“州”字，七條本比較穩重，整個字是平的；成武本中間的豎畫都比較長，整體感覺是高聳的。

“七條本”對比“成武本”：“州”

“太”字，七條本捺畫很夸張，成武本則平順。再注意起筆，七條本是先寫一短豎于橫交接之后才撇出；而成武本上手就是一撇，干脆。

“七條本”對比“成武本”：“太”

“左”字，很明顯七條本是平正的，而成武本取了一個向右上方傾斜的姿態。注意幾筆長短橫的平行關系。

“七條本”對比“成武本”：“左”

其次分析“七條本”和“西安本”（即“西廟堂”）。發現兩者粗細之間沒有太多差距，時強時弱交替發生。風格上來說始終有點怪異，不比不知道一比真差很多。

“七條本”對比“西安本”01

“七條本”對比“西安本”02

“七條本”對比“西安本”03

“七條本”對比“西安本”一行

“哥”字，七條本最后一筆的豎鉤是有一個斜度的，西安本的豎鉤是垂直落下的。七條本表現得更圓；西安本表現得方長。

“七條本”對比“西安本”：“哥”

“況”字，差異非常明顯。七條本是兩點，西安本是三點。七條本的“口”部更小，西安本“口”部偏大。七條本撇輕舒長緩；西安本的一撇短促有力。

“七條本”對比“西安本”：“況”

“帝”字，一正一斜。七條本的橫畫更圓，西安本橫畫更方。七條本的尾筆豎畫向左下方，西安本則是正的。

“七條本”對比“西安本”：“帝”

“中”字，七條本長豎貫穿，“口”部平正呈倒梯形；西安本長豎不長，更穩重，但是“口”部拉扯較劇烈，和故意和重心相錯。

“七條本”對比“西安本”：“中”

其次分析“七條本”和“康里氏本”（即“李宗瀚本”）。發現呃，真有點像誒。不過區別也很明顯，章法就有顯著的不同。注意下圖第三張，“訪道橫經請益”，七條本隔了一個空才寫“帝”字，而康里氏本直接跟了“帝”字。

“七條本”對比“康里氏本”01

“七條本”對比“康里氏本”02

“七條本”對比“康里氏本”03

“七條本”對比“康里氏本”一行

緊跟貼一個局部。發現一些字的寫法都不一樣了，七條本是“二月廿九”，康里氏本是“二月二十九”。很凌亂啊，而且這里“月”字和“九”寫法差別巨大。七條本“月”字上邊沒有封口，康里氏本竟然封口了。關鍵的是康里氏本多字漫漶不清，而七條本卻清清楚楚。真是咄咄怪事，看來找到突破口了。

“七條本”對比“康里氏本”一局部

看看梁啟超藏本同一局部，發現跟七條本非常接近，無論是能看到的字，還是各字的寫法，都是很像的。這答案就來了，這七條本可以說很多地方都與某一個本子相似，極有可能也是一個百衲本。而且是在經過另外的加工翻刻改造后的版本。

梁啟超藏本同一局部

之前不是提到過在東西廟堂兩個系統之下還有一些另外的很后面的翻刻本嗎。這些翻刻本并沒有見到過，倒還有可能在當時蒙騙了日本人被他們當做寶貝帶回到島上。的確，這七條本來路不明，半路殺出，把我們晃悠得夠嗆。用最后四個字“永宣金石”作對比就能明白七條本的狡詐，這分明又是從成武本當中挪用過去的。

四版本對比

可是虞世南的真是面貌真的就是“李宗瀚本”（康里氏本）那樣嗎？誰也不得而知，翁方綱的詳盡總結正確率又能有多高呢？罷了罷了，每個人心中都該有完全屬于自己的那份特有的印象。與其學個形似，不如浸淫其中，神游暢往。何況虞世南本身都還是個偉大的書法理論家，其《筆髓論》里有一段話，講得非常過癮。“ 夫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成書邪！”形式終是下等，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啊！“ 字形者，如目之視也。為目有止限，由執字體既有質滯，為目所視遠近不同，如水在方圓，豈由乎水？且筆妙喻水，方圓喻字，所視則同，遠近則異，故明執字體也。字有態度，心之輔也；心悟非心，合於妙也。且如鑄銅為鏡，明非匠者之明；假筆轉心，妙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運思至微妙之間，神應思徹。又同鼓瑟綸音，妙響隨意而生；握管使鋒，逸態逐毫而應。學者心悟於至道，則書契於無為，茍涉浮華，終懵於斯理也。 ”

最后用霸氣太宗對虞世南的評價結束這篇小文吧。

李世民：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絕。一曰忠讜，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詞藻，五曰書翰。虞世南于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備，文為辭宗，夙夜盡心，志在忠益。虞世南學綜古今，行篤終始，至孝忠直，事多宏益。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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