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韓愈貞元十九年（803年）夏，四門博士任期已滿，經過御史中丞李漢的薦舉，韓愈被擢升為監察御史。韓愈到任不足兩個月，關中大旱，田種無收，十不存一。此時已改任京兆尹的李實卻隱瞞災情，欺騙皇帝說：“歲雖旱，不害有秋。”他置朝廷蠲兔租賦的命令于不顧，仍然加重征斂，使大災后的百姓“棄子逐妻以求口實（湖口的糧食），拆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途，斃踣溝壑”。但李實系皇族近臣，權勢炙手可熱，他“恃寵而愎，不循法度”，誰向皇帝吐露災情，他就將誰置于死地。此時已擔任監察御史的韓愈發出“決云中斷開青天”的呼聲，“劍與我俱變化歸黃泉”決心。便和張署等一起擬就《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的奏章，上奏皇帝，要求減免災區賦稅，揭發了李實欺君聚斂之罪。韓愈為此遭到李實等權貴的嫉恨和報復。不久，韓愈被兔去監察御史之職，逐出長安，貶為連州陽山沖廣東陽山）令。與韓愈同案遭貶的還有張署，張署被貶為郴州臨武（今湖南臨武）令。 韓愈和張署便于貞元十九年底，結伴離開長安，踏上南下的旅途。在隆冬數九的路上，風雪連天，艱難備嘗。當來到陽羅河畔時，韓愈想起楚國的一代忠良屈原因忠見棄，不勝傷感。貞元二十年（804年）春，他們渡過洞庭湖，南下湘水。一路上韓唱張和，“百篇在吟”，到達郴州，受到郴州刺史李伯康的盛情接待。李伯康不僅問寒問暖，設宴相待，而且拿自己的文章和書法請韓愈過目，從此二人結下了友誼。在郴州，韓愈與張署分手，各自向貶所行進，不久，韓愈就達陽山。唐代的陽山是一個邊郡的窮僻小縣，那里“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重竹之間，小吏十余家”（糙區冊序》）。韓愈初來乍到，語言不通，水土不服，所到之處，既有瘴氣之害，又有虎豹之虞。韓愈因忠被貶，本來心中不平，眼下又被發配到此地，冤恨煩惱更深。隨著時間的推移，韓愈逐漸平靜下來，公務之余，他的最大樂趣就是讀書為文。韓愈在《縣齋讀書》中描寫過：“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蕭條捐末事，邂逅得初心。哀狖醒俗耳，清泉潔塵襟。詩成有共賦，酒熟無孤斟。”讀書為文，賦詩唱和，寄情山水，朋友對酌，使韓愈進入另一種境界：似乎有些寵辱皆忘的感覺。 韓愈當時已名重天下，他來到這邊郡小縣不久，有一些人不遠千里慕名來投。在韓愈到達陽山半年之后，有一位名叫區冊的青年就從南海乘舟而來。還有個游歷多年的狂生劉師命，他浪跡天涯，一事無成。就來到陽山，拜韓愈為師。韓愈首先用前圣的故事打動教育他，又指導他賦詩習文。經過一年的努力學習，劉師命在文學上有了長足的進步。 韓愈在陽山逐漸對當地人民傍山水開山、耕耘捕魚的生活產生了興趣。有時他和朋友們一起參加漁民的叉魚活動，看著點點火把照耀下魚又起落的勞動場面，聽著漁民粗放的漁歌，詩興大發。每當這種時刻，韓愈幾乎忘卻被貶抑的憂憤。由于韓愈在陽山治事清平，有愛在民，當地百姓為了紀念他有不少人家以韓愈的姓或字給自己的孩子取名。據說韓愈常去讀書的山，后來被名之為“賢令山”，韓愈常去釣魚的地方，后人也筑起了釣魚臺。 唐順宗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春，即位的消息傳到連州，衙門前擂起大鼓，通告百姓，大赦天下，韓愈也在被赦之列，從而結束了貶逐陽山一年多的生活。 韓愈蒙赦離開陽山，前往郴州待命。在去郴州的途中，又與同時被赦的好友張署相遇。他們結伴而行，心情歡暢，詩興大發。韓愈“回頭笑看張公子，終日思歸此日歸”。他們到達郴州后，受到好友郴州刺史李伯康的接待。韓、張二人在郴州等候了3個月，其他當年遭貶的官員多數已恢復原職，北返中原，而他們任命卻遲遲不下。在郴州待命期間，韓愈潛心著述，完成了《原道》、《原性》、《原毀》、《原人》、《原鬼》等被稱之為“五原”的重要著作。 朝廷新的任命八月上旬終于下達，不是官復原職，而是調韓愈去江陵（今湖北江陵縣）擔任法曹參軍，張署任江陵工曹參軍。韓、張二人的希望隨之煙消云散，更加充滿委屈和憤懣。因為“參軍”的職位和地位很低。韓愈雖然不滿，但君命不可違，又與張署一起經衡州（今湖南衡陽）、過潭州（今湖南長沙）、渡洞庭、歷岳州（今湖南岳陽），爾后渡江去江陵上任。在江陵期間，韓愈一想起前半生的曲折經歷，就陷入矛盾與苦悶之中。他百思不得其解，為什么自己命運如此悲愴？為什么那些無才無德的勢利小人卻能保其祿位？在這種心情的驅動下，韓愈又寫出一組發抒自己感情的憂憤之作，即《五箴》。全文由“游箴”、“言箴”、“悔箴”、“好惡箴”、“知名箴”五篇短文組成。它集自嘲、牢騷、憂憤、焦慮、企盼、不屈等諸多矛盾心理和深沉的感嘆于一體。他在《五箴》小序中說，他雖然只有38歲，但白發卻越來越多，牙齒也松動脫落，智力明顯不如從前。大發未老先衰之嘆。抑郁寡歡的韓愈，終于在元和元年（806年）六月被朝廷任命為代理國子學博士，重返長安。 韓愈結束了貶逐生活，離開江陵，又回到長安。國子學博士一職又屬一種閑官，并且他的頭銜還是暫時代理博士。在這種情況下，韓愈的公務并不繁重，過著“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愿”的閑適生活，使他有較多的時間與一批新老朋友張籍、孟郊、張徹、侯喜等頻頻相聚。他們在一起飲酒、賦詩、聯句，興致盎然地同作“文字飲”，追憶離別后的愁緒煩惱，敘說重逢后的喜悅友情，互相勉勵。 韓愈除以詩文會友外，很少與官人交往。他在《答馮宿書》中說：“仆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仆之所做。與己合者則從之游，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表現出韓愈恥于趨炎附勢的本來面目。韓愈正因為如此，又遭到無端的誹謗。當時鄭絪在朝為相，他十分賞識韓愈的文章，讓韓愈呈獻自己的“詩書若干篇”，并準備起用韓愈擔任翰林學士之類的文學之職。此職是土林中人最羨慕的榮耀職務之一，于是，一伙企盼謀取這一職務的人，就散布流言蜚語，中傷韓愈狂妄自傲，連宰相也不放在眼里。還有人公開威脅韓愈，讓他退出文學之職的競爭，盡快離開長安。為避免他人誹謗，蹈襲前轍，韓愈主動向朝廷提出調為外任的請求。韓愈于元和二年（807年）六月調到東都洛陽，仍然權知國子博士。 韓愈到達東都后的主要職責是分管東都國子監的教學工作。這是一個既無權又沒有多少事可做的閑散職務，韓愈認為“幸蒙東部官，獲離機與阱”是一件得以脫離是非之地的好事。 韓愈到東都后，身邊又聚集了一大批朋友，如鄭余慶。張籍、李翱、皇甫湜、裴度等。尤其是孟郊由長安移居東都后，以他倆為中心，形成一個十分活躍的詩壇。他們或把盞賦詩，揮毫為文，其生活并不孤獨，心情亦不寂寞。在韓愈的朋友中，還有一些名士、隱士、狂士和俠士，他們在詩賦文章方面都得到韓愈的指教。如苦吟詩人賈島，原來是一個和尚；他還俗后，于元和六年（811年）春天到洛陽拜韓愈為師。關于“推敲”的傳說和佳話，就發生在韓愈和賈島之間。有一次，賈島騎著驢在長安大街上緩步，隨口吟出一句“僧推月下門”。賈島又覺得“推”字似乎未能盡意，于是他又想到一個“敲”字。如醉如癡的賈島在驢背上完全進入意境，他用手比劃著推門、敲門的動作，冥思苦想，細細琢磨，不覺沖撞了韓愈的車駕。當韓愈了解到實情后，非但不怪，反而幫他選定一個“敲”字。 元和四年（809年）六月當時韓愈由國子博士改授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兼判祠部。此職主要執掌刑法政令并主管詞廟祭祀及道觀佛寺等事務。他到任以后，根據有關規定，把東都寺觀的管理權力從宦官手中收歸飼部。接著就整肅風紀，按法辦事，當禁者禁，當誅者誅，殺掉一批不法的僧尼、道土。這些事連尚書也“斂手失職”，所以此事與宦官有牽連。韓愈依法典辦事，觸怒了東都腐朽勢力宦官。元和五年（810年）冬，韓愈被調任河南縣令。這樣一來，韓愈就無權過問宦官的事了，對此，韓愈頗多感慨。為發泄對當時處境和社會現實的不滿，韓愈以擬人化的手法，撰述一篇《毛穎傳》。寫毛穎不但“強記而便敏”，而且又“善隨人意”，所以得到皇帝的賞識和重用。后來毛穎年老禿敗，“不能稱上意”，就被遺棄。從形式和表面看這是一篇游戲文字，但在嘻笑怒罵間，韓愈卻借毛穎的遭遇來諷刺統治者的刻薄寡恩，并悲悼遭到疏忌的知識分子的不幸命運。 當時的河南縣、河南府、東都留守三級行政機構都集中在洛陽城內，而河南縣職級最低，權力最小。韓愈元和六年（811年）44歲，想想幾年來投閑置散、無所事事的曲折經歷，他哀嘆自己就像“籠中鳥”一樣。他寫出一篇送《送窮文》抱怨“智窮”、“學窮”、“文窮”、“命窮”、“交窮”這五個窮鬼，糾纏了他40余年，他想驅逐它們，而終于又把它們請進了門。東都的4年多，除了與新老朋友賦詩唱和、執筆為文大部分時間是在閑散、郁悶中度過。 韓愈元和六年（811年）秋天，奉調由東都返回長安，被授予職方員外郎一職，負責管理有關軍事地圖等資料。屬于一個閑職，當時的韓愈是興奮的。韓愈第二年二月，因為華陰縣令柳漳辯罪鳴不平，被加以妄論之罪，由職方員外郎貶為國子博士。這是韓愈第三次擔任博士之職。于是，他寫了一篇《進學解》，以國子先生與學生的對話方式，表達了自己懷才不遇的心情。文章首先寫一位博士先生教誨學生“業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他還告訴學生，時逢世道圣明，有司公正無私，只要“業精”、“行成”，是會有光明的前程。然后又借用學生之口，寫博士先生的不幸遭遇。學生挖苦博士先生在騙人，說：“先生你夜以繼日，又讀經，又著述，學問道德以及對儒學的功績都非常突出，結果自己卻仕途艱難，屢遭貶抑，以至于兒子受凍，老婆挨餓，你自己呢？頭也頹了，牙也豁了。”這篇文章實際上是韓愈借學生之口在訴說自己的遭遇，埋怨朝廷不信任，有司不公平。韓愈這篇自喻的牢騷文章，竟博得了當朝宰相的同情和賞識，于元和八年（813年）春提升韓愈任比部郎中、史館修撰。任命詔書還把韓愈的道德文章稱贊說：“太學博士韓愈，學術精博，文力雄健，立詞措意，有班（固）馬（司馬遷）之風，求之一時，甚不易得。加之性高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勢力，自致命望。”此時韓愈的文采聲望不僅得到士林的稱頌，也得到朝廷的首肯。掌修國史的修撰必須有登朝朝官擔任，讓韓愈擔任修撰，就給他加上一個相當的職銜比部郎中。 在他撰寫的墓志銘一類文章中，不落谷套，褒貶得宜，所以，當他擔任史官后，不少親朋好友均寄以厚望，給以鼓勵。瞻前顧后，對史官一職猶疑畏縮。他在《答劉秀才論史書》一信中，列舉了歷史上史官的悲慘下場，說孔子作《春秋》，卻辱于魯、衛、陳、宋等諸侯國，最后不遇而死；司馬遷作《史記》，卒受腐刑；班團著《漢書》，后受牽連，死于獄中；南朝宋之史學家、《后漢書》的作者范曄也死于非命……最后，韓愈得出結論說：“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表示對這種充滿殺身之禍的差事“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他認為，唐朝立國已有200年，其間“圣君賢相”、“文武之士”不可勝數，一人實難勝任修史任務；況且有關事跡記載，情況復雜，如果草率作傳，混淆善惡，不僅心中有愧。在韓愈看來，宰相所以讓他做史官，只是照顧自己老窮無能，暫且加一榮譽職務而已，并不是真的要他修史。總之，韓愈不想就任此職。 此信抄本不久就被遠貶永州（治所在今湖南零陵）的柳宗元看見。韓愈與柳宗元雖然政治觀點不完全一致，但二人私交深厚，他倆曾同朝為官，彼此都很敬重，有過相約將來著史的愿望。他了解到韓愈的想法后，既失望，又氣憤，感情十分復雜。他當即給韓愈復信，提出嚴肅、尖銳而誠懇的批評。他坦真地對韓愈說：“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柳宗元的真實想法是：韓愈應該當仁不讓，擔負起修史的重任。在當時“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人不多，要寫好“唐之史”，除你韓退之“卒無可托”。在柳宗元的誠懇批評和積極支持下，韓愈同意了他的意見。第二年，韓愈又被授于知制法，他完成了《順宗實錄》五卷的修撰任務。 韓愈在長安任京官期間，有了固定的俸祿收入，并在長安靖安里購置了住宅，其生活有了明顯的改善。 韓愈雖然仕途歷經曲折，他沒有因個人失意而消沉，一顆報國之心沒變。在政治上，他始終主張削平叛亂的藩鎮，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安定。唐憲宗即位以后，力主討伐軍閥割據，取消宦官監軍的弊制，起用正直和敢諫之臣，使國家出現了自安史之亂以來少有的中興氣象。還在元和元年（806年）九月，當朝廷平定川西軍閥劉辟的捷報傳到長安時，剛剛從江陵返回京師不久的韓愈聞之大喜，與孟郊一起寫成《征蜀聯句》，對此役的勝利給以熱情歌頌。他的許多散文也突出了漚歌國家統一、反對分裂割據的愛國主題。在韓愈擔任史館修撰和知制浩期間，朝廷正在醞釀平定淮西（軍鎮治所在今河南汝南）軍閥。 淮西軍閥吳少陽卒，其子吳元濟元和九年（814年），自領軍務，抗命作亂，叛軍一度驚動了東都洛陽。唐憲宗元和十年（815年）春，下詔征調十六支軍隊討伐吳元濟。一些人主張赦免吳元濟，請求唐憲宗停止征伐。韓愈則堅定地認為討吳不能動搖。他上奏《論淮西事宜狀》，比較全面地論述了征伐淮西的有利條件和各項策略。首先分析了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指出吳元濟自叛亂以來，財力、兵力消耗嚴重，他以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余，而當天下之全力，其敗破可立而待也”。對取得平叛戰爭的勝利充滿信心。他建議朝廷勿事猶疑，果斷行事。“他認為久拖不決，半途而罷，不僅影響朝廷威望而且耗費巨大。所以要抓住時機，當斷即斷。他認為：作為統帥要盡力于前，參謀要盡心于后，內外要互相配合，這樣”其功乃成。他提出用兵過程中的一些具體主張與策略，如就地解決兵源，集中優勢兵力，激勵教育將士，優待俘虜，瓦解叛軍，以及樹立信心，嚴明賞罰等。韓愈在《論淮西事宜狀》中所表現的思想和所提出的戰略原則，在軍事上也有許多過人之處。當時的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也力主討伐淮西，叛亂的藩鎮對朝廷中的主戰派采取了暗殺的手段。 武元衡元和十年六月二日凌晨，在上朝的路上被刺客所殺，裴度也遭到襲擊，所幸沒有喪命。此事極大地震動了朝野，但一部分握有實權的大不員但不搜捕刺客，卻以此事件而停止征討淮西。韓愈在這種時刻，指出：“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為懦甚大。兵不可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 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裴度以彰義軍招討使的身份擔任進討淮西諸軍的統帥，他又表奏刑部待郎馬總為副，韓愈為行軍司馬。韓愈以文人置身行伍。他賦詩抒懷說：“暫從相公平小寇，便歸天下致時康。”韓愈在對淮西的戰爭中他針對吳元濟為迎戰平叛大軍，將兵力集中在邊界，而其本營蔡州空虛，建議裴度挑選精兵3000人，出其不意，直取蔡州，活捉吳元濟。只是裴度還沒來得及實施，大將李想采取同樣的戰術率精兵疾進，奔襲蔡州，生擒了吳元濟。李朔心的行動證明韓愈的建議是正確的。裴度進駐蔡州城，結束了淮西30多年的割據局面，征討戰爭取得了勝利。恰在此時，一位名叫柏譽的平民進見韓愈，建議利用淮西勝利的余威，派人去河北勸說軍閥王承宗歸服朝廷。韓愈認為此策可行，就將柏管推薦給裴度。裴度就派遣柏耆去河北，王承宗迫于形勢，只得上表請割原來由他控制的德州（治所在今山東陵縣）、棣州（治所在今山東惠民）給朝廷，表示歸服中央政府。討伐淮西戰爭的勝利，表明韓愈不僅是一位滿腹詩書文章的飽學之士，在政治和軍事方面也具有非凡的膽略。當年十二月，裴度率得勝之軍凱旋歸朝，到了潼關以后，華州刺史張賈已先期到此迎候。韓愈因之而作《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一詩：“荊山已去華山來，日出控關四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回。”表現了韓愈不可抑止的興奮喜悅之情。師回長安后，朝廷論功行賞，韓愈以從征之功，被拜為刑部待郎。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818年）正月，詔命韓愈撰寫平淮西的碑文。三月，《平淮西碑》撰就。碑文中對裴度事跡敘述較多，引起奇襲蔡州的李朔心的不滿。李朔心通過其妻唐安公主告了御狀，于是唐憲宗下令磨去碑文，令段文昌另撰一篇，重新銘刻。詩人李商隱是對此提出異議的第一人。宋代的蘇東坡也為韓愈鳴不平。他在《臨江驛》中說：“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臉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
|
|
來自： liuhuirong > 《唐朝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