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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言（1761-1802)，字皋文，號茗柯，常州武進人，學者稱其為茗柯先生。嘉慶四年(1799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精于《易》《禮》，擅長古文，兼擅篆書。后來他授館于金榜家，得以通過金榜結識鄧石如。張惠言本人善篆書，與他曾經句鄧石如學習篆法不無關系。他曾言:“余之知為篆書，由識石如。”張惠言對鄧石如篆書成就評價甚高，認為他“振藝林之絕塵，追軼軌于秦始”。 張惠言此副篆書八言聯縱 126厘米，橫25.5厘米，紙本，現藏于常州博物館。張惠言的詩詞譽滿夭下，且著有《詞選序》《詞選》等。其書法作品比較少見，此篆書書聯就顯得彌足珍貴。此副書聯釋文為;“上古下今，所思不遠；誦經繹史，其樂在思。”款署“張惠言”，鈐“皋文”朱文方印。
這副對聯整體結內平整開闊，章法布局端莊大氣，字間關系和諧且相互協調統一。張惠言在結體把握上、在字間結體關系的處理上都頗為恰當，比較能夠突山此副書聯端莊舒朗的整體氣質。張惠言所生活的年代，篆隸之風在形式發展上正在進行巨大的轉變。在形式上，舊的篆書風格逐漸受到新風格的沖擊，特別是一批敢于創新的書家的出現，為當時的書法圈注入了新的血液。張惠言雖然不算是具有開創意義的書家，但也足以算得上是獨辟蹊徑、個性突出的書家。他在單個結體的處理上以方為主，方圓并用，字間結體偏瘦長，字跡清秀端莊、橫平豎直，非常富有字間的節奏感。字間結構比較統一，在平穩中正的基礎上做到了每一個筆畫的清晰精準。對筆畫簡單的字，比如“上”“下”“古”“今”等字，結體外理得偏方，強求布局疏朗開闊，不做其他矯飾的處理。對干筆畫多的字的結體處理，盡量做到結構嚴謹又有區分，比如“誦”“經”“繹”“樂”等字筆畫雖多，但并不雜亂，將上下或者左右的結構先交代清楚再進行筆畫的搭接，顯得非常整體。以往的書家固守鐵線玉箸之分，過分強調工整秀麗，而忽略結體本身的創新之美。而張惠言時代的書家在用筆安排上已經開始將其對篆書的革新運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不再像之前書家那樣強調光潔統一、末尾處借助燒毫截鋒，使得單個字出現一氣呵成的效果。張惠言更多借鑒了鄧石如篆書的特點，用筆靈活，不再求疾求快。因此，在橫畫和豎畫的安排上，再加上圓弧的筆觸，通篇看起來非常有行云流水般的音樂律動感。比如“所”“經”“思”等字，有部分筆畫呈轉折的彎曲姿勢，顯得秀麗而委婉。在用筆上用力均勻，起筆時用力略強，在運筆書寫中盡量控制手中的力度，收筆處稍作停頓，略作收筆，形成一個圓尖的筆觸效果。仔細端詳此書聯，張氏的書寫是非常認真從容的，總體以中鋒用筆為主，筆筆肯定，但是局部筆畫亦有側鋒用筆的參與，比如“所”字的豎畫應當是側鋒用筆的結果。在用墨的處理上，由于用筆力度上的均衡，墨色沒有太多濃淡的變化，這可能也是困囿于篆書書體，并且在書風變革中很多變化有待于更多的書家去豐富。 張惠言在篆隸書上另一大受人稱贊的貢獻則是他算得上是鄧石如的“伯樂”。鄧石如離開江寧，游寄山水時，張惠言見得其作品，大加贊賞，并且將其推薦給了當時的名流金榜、曹文敏等人，這對鄧石如的書風被接受都是極有益處的。乾嘉時期的學者多愛好金石碑版的搜集和著錄，學者們在治學之余多留意書法，也經常一同探討金石碑版，這對篆書新風的形成頗具影響。乾嘉時期的書家多以學者的身份示人，其書法作品也多作為學者之間的互贈墨跡而寄友情于其中。就其文字內容來說，大多與研討學問有關，或者是其本人矢志學術研究的決心的流露，或者是對朋友學問的肯定和贊揚，這就與某些純粹的書家專門注重筆墨趣味的書法作品迥異其趣。張惠言的此副篆書八言聯從其內容來看，也正好印證了作為學者，其深厚的文化內涵以及對自己墨跡文辭內容的推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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