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在法律行業已經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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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

一個時代為人們感受到的需求、主流道德和政治理論、對公共政策的直覺———無論是公開宣布的還是下意識的，甚至是法官與其同胞們共有的偏見，在決定賴以治理人們的規則方面的作用都比三段論推理大得多。

法律蘊含著一個國家數個世紀發展的故事，我們不能像對待僅僅包含定理和推論的數學教科書一樣對待它。”

· 1880年 ·

霍姆斯《普通法》

Q

&

A

Q

人工智能可以做什么？

A

可以標準化的事項，以及大數據的處理與分析。

Q

人工智能的局限性在哪兒？

A

無法標準化的事項，以及涉及情感判斷的事項。

Q

律師會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嗎？

A

看你是什么樣的律師。

以上這些問題和回答，是7月28日-29日在杭州舉行的“2017‘法律 科技’領軍者國際峰會”中討論最多的。多名一線法律界人士參與討論，讓關于人工智能在法律領域的討論，不再僅是理論與預測分析，而是具體到當下日常法律工作的實務。

未來已來，人工智能已切實地應用于法律領域。在當下，對于律師和法務，人工智能在做什么？還不能做什么？

01

促進市場規模從800億到5000億：人工智能可以替代律師的部分

律師和法務是息息相關的兩個群體。法律的作用之一在于預防，律師和法務的工作之一也是預防工作；一旦預防不了，就需要進行解決方案的設計與提供。法務可以參與談判等前期工作，但到訴訟階段，外聘律師免不了；非訴業務也需要律師介入。

絕大部分公司內部都會有一個案件管理系統，主要涉及律師/律所聘請、成本評估、審批流程等方面。對于國企等大型企業而言，原來的定向委托律所的方式亦將成為歷史。據招商局集團高級法律顧問王春閣介紹：“以前基本上分成三種情況來處理，律師費用大于300萬必須通過公開招標的方式來聘用律師；大于50萬小于300萬可以通過邀標競價的方式來聘用律師；50萬以下可以定向委托。但是從今年7月1日開始，法律服務業要求上采購平臺，定向委托這一項取消了。”

不過，有以下情況可特殊處理：1、案件/項目具有特殊性，可供選擇的律所有限且不適合承接這個案件；2、該案件/項目此前一直由一家律所跟進，中途替換不利于案件/項目的進行，可以通過特聘方式維持關系；3、需要立即采取保全措施的突發事件，通過采購平臺會影響保全進度，經過特批可以采取定向委托；4、需要保密的案件/項目。

在這個過程中，人工智能可以至少完成兩個方向上的工作：

1、協助法務篩選律所。當下，如錢伯斯（Chambers & Partner）等評級機構出具的榜單在業內很有權威性，大型企業委托律所時會參考這份榜單，以降低推薦風險。倘若有一項技術，可以通過輸入案件/項目情況、需求等信息，即可篩選出合適的律所，結果是否會更客觀公正呢？

2、協助法務處理原本需要外部律師處理的事項。如果這個目標可以實現，那么所有的企業法律問題均可內部消化，前述1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了。

此外，人工智能還能處理可標準化的事項。“現在技術驅動法律更多的還是依賴于可以進行標準化的業務，在這種情況下技術驅動法律才具備可能性。”內蒙古電力集團法律事務室主任劉海龍舉了一個例子：“通過裁判文書網里的大數據分析一位主審法官裁判思維的導向。假如這位法官判決的80個案子的裁判觀點都是某一傾向，到你這兒變了，那你是可以質疑其判決的。”

對企業而言，在處理以千為單位數量的訴訟案件時如果不采用科技手段，按照傳統的做法其工作量是不可估量的。為了節省時間與人力成本，百事通開發了一套訴訟案件管理系統，可以對案件進行類型的劃分，并制作出標準化流程。據浙江澤厚律師事務所副主任滕衛星介紹，以交易糾紛案件為例，通過交易訂單、交易快照、交易日志中的重點交易事實抓取，將案件簡化使之可以標準化，進而利用系統制定證據模板、答辯模板、開庭報告模板等。

東方希望集團總法律顧問劉毅也說，隨著產業的多元化發展，很多行業的數據和相關項目資料信息非常龐大，遠遠超出人類的極限。在企業日常經營決策報表里面，如果說沒有信息化手段和科技手段作為輔助，可能每天要看100張報表；但是有了科技作為輔助工具，就能建立一套集成化戰略管理模式，實現統一在線的標準化管理方式。

而這部分完成后，就能實現方廣資本管理合伙人及CEO，華為前副董事長、首席運營官洪天峰所期望的，讓法律服務“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洪天峰說，美國法律服務市場規模已達14000億美金，而中國現在只有800億，差距懸殊；而正因為此，我們可以期待，在技術的支撐下，未來十年中國法律服務市場會達到5000億的規模。

02

法律不外乎人情：人工智能不能替代律師的部分

科技的進步總是能夠不同程度地解放人類的雙手，且一次比一次更深入、更細化。不過，目前多數業內人士認為，初級的、機械性的、標準化的事項可由人工智能取代，但是復雜的、因案而異的事項仍需律師的主觀判斷與處理。尤其是高端訴訟律師和并購律師，基本不可能被取代。霍姆斯法官的那一句“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也正是此意，技術主要依靠邏輯和代碼，但法律并不僅是邏輯。所以，筆者的觀點一開始就亮明了，人工智能并不能完全取代律師。

金光集團總法律顧問徐新林認為，還有一項也是人工智能無法替代的工作：檢討與復盤。公司訴訟糾紛處理完結之后，事后分析發生的原因，是公司管理制度的問題還是人員操作的問題，能否通過制度完善進行預防等，是人工智能無法完成的。“人性是機器設備不具有的，人性里面有愛，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因而科技發展并不能取代律師，取代法務。”

訴訟像一場戰爭，需要不斷進行演習，就劉海龍所在的希望集團會采取以下三種方式：1、標的額100萬以上的案子要求外聘律師出具訴訟策略分析報告；2、對于重大案件或標的額高的案子要求外聘律師在庭審出具庭審提綱；3、重大案件要求召開庭后復盤會。或許在未來，1和2可以均有人工智能完成，但是3還需依賴律師本人，而這部分律師也絕對不會是現在的某些“萬金油律師”。

可以說，某種程度上，人工智能也能對律師們進行“大浪淘沙”，完成“優勝劣汰”。當律師從汗牛充棟的法律條文等資料庫中解脫出來之后，他會有更多的時間去關注其服務對象，關注人本身，更好地連接法律和人。

可以預見的是，未來法律與技術領域的雙專業人才，一定是香餑餑。在劉海龍看來，技術驅動法律并沒有多復雜，現在很多法律人都在借助辦公App進行案件管理、客戶管理、日程管理等，這個趨勢不可逆轉。他發現，“學法律的人和學技術的人在觀念上最大的差異在于迭代思維，技術人員今天提交的還是1.0版本，過兩天可能就是2.0版本了。所以，不管作為法務還是作為律師，如果我們真正掌握這些技術軟件背后的迭代思維，相信對于提升管理與效率是很有幫助的。”

這對于法律人的啟示是，加強自己的不可替代性。不可否認科技給人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但同時也有諸多不便。例如，手機較之于電話的便利之一是可以隨身攜帶，但是在沒有電量的情況下寸步難行，而電話仍能使用。因而，正確的方式是善用科技。

03

人工智能正在影響整個法律行業

這場由上海百事通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百事通”）和杭州錢塘智慧城管委會共同舉辦的峰會，邀請了英國大法官首席信息技術顧問Richard Susskind、IBM Watson Legal聯合創始人、首席專家Brian Kuhn、湯姆森路透社法律集團市場信息部總監David Curle、Neota Logic亞太區總裁Julian Uebergang，以及來自國內法檢兩院、司法行政、BAT相關部門、法律科技企業的諸多人士與會。

《Tomorrow’s Lawyer: An Introduction to Your Future》的作者Richard Susskind是“法律 科技”界的教父級人物，其早在30多年前，也就是1986年，即預言計算機和人工智能將徹底改變法律服務模式。Susskind認為，技術將對法律工作的各個方面進行“分拆”，形成行業性的深度分工合作：資深律師將花時間在法律服務中更加高階的部分，其他將交由第三方，真正實現法律服務效率與質量的雙重提高。

作為本次“法律 科技”峰會的主講嘉賓，Susskind進一步補充解釋道：“許多法律人認為，機器永遠不會像我們這樣思考，永遠不會像我們這樣處理問題，它們最多只能機械復制專家的行為和思維方式罷了，這類想法其實是錯誤的。機器之所以能夠超越人類，并不是因為它會復制專家的行為和思考能力，而是因為它們處理問題的能力、它們處理數據的規模，比所謂專家要大得多，也深刻得多。”

Susskind所設定的這種未來法律服務模式，部分已經實現了。美國剛剛發布一款軟件可以快速完成一名律師36萬小時的工作量，幫助客戶省下上百萬美元；而這些工作過去是需要律師手工完成的。放眼中國，也有如百事通研發的多角色協同SaaS法律服務平臺等，在影響法律行業原來的行為模式，并且目前仍在持續創新與踐行中。

對于未來“法律 科技”的趨勢，騰訊研究院未來科技中心高級研究員曹建峰作了以下總結：

活躍的市場競爭離不開專業高效的法律服務，而人工智能正在改變整個法律行業——未來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