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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2017年征訂正在進行，恭請讀者朋友到當地郵局訂閱。郵發代號1-201 《山海經》是一部先秦古籍，內容極為豐富，堪稱研究上古中國社會的寶庫。由于時隔久遠，圍繞著《山海經》的各種問題也是撲朔迷離。如關于《山海經》的作者問題，自古及今，說者不一，有禹益作書說、禹鼎遺像說、夷堅作書說、鄒衍作書說等。但以上各種說法都缺乏實在的證據。在文獻記載缺失的情況下，想要確認其作者，并非易事。現代學者大多致力于考證《山海經》產生的時代，有人認為產生于遠古大禹的時代，這是禹益作書說的延續；有人認為產生于東周，這是根據《山海經》的內容而得出的推斷；還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觀點，認為《山海經》非成于一時一地。正因為《山海經》一書充滿了各種謎團，也讓我們后人在研究時倍備感樂趣。 今傳《山海經》為西漢劉歆所校定，共有十八卷，分兩個部分：《山經》五卷和《海經》十三卷。《山經》的主要內容是記敘山岳道里、河川源流、礦產草木、鳥獸蟲魚、鬼怪禁忌、祭祀習俗等，類似于地理志、博物志與風俗志的混合體。《海經》的主要內容是以遠近方國為經緯，記敘神話人物及傳說故事，類似于方志或異域志。 劉歆對校經的情況作過簡單的介紹，他說：“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為十八篇。”（《上〈山海經〉表》）可見他收集到了多種抄本進行對勘。今本《山海經》是劉歆合校的成果，我們可以在書中看到很多此類痕跡，如《海外南經》曰：“南山在其東……一曰：南山在結胸東南。”清人畢沅指出：“凡‘一曰’云云者，是劉秀校此經時附著所見他本異文也。”《海外經》及《海內經》中幾乎每條經文后都有“一曰”云云的校記，從中可以一窺西漢時期各種抄本的異同。 《山海經》一名何時出現，今已不可考。畢沅、小川琢治、何觀洲等人認為先有《山經》，后合《海經》，遂成《山海經》。這種看法很具有普遍性，人們往往因《山海經》的結構，將“山海”理解為山與海。實際上，“山海”應是泛稱，指天下之山川河海。 “海”在古時大多借指遙遠。《左傳》僖公四年記載了這么一件事，齊王伐楚，楚王于是派使者對齊王說：“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齊處山東，楚居荊湘，楚王譬以北海和南海，即指雙方相距甚遠。《海經》中有“海外經”“海內經”，海外的語義與現代不同，泛指邊遠之地，海內、海外相當于域內、域外。《爾雅·釋地》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古人以“四海”與“四荒”指稱偏遠蠻荒之地，所以《海經》中又有“大荒經”。因此，《山海經》恐怕并非僅僅因《山經》與《海經》之合體而得名。 《山海經》之“經”，并非經典之謂，學者們認為有經歷之義，畢竟《山經》所載山川河流無法憑空杜撰，必須以親身經歷之見聞為依據。因此之故，很多人依然相信《山海經》是大禹治水遍歷九州后之所作。江紹原先生甚至認為《山海經》是古代旅行家之指南。 《山海經》或許也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圖經，因為《山海經》最初是有圖的。 《山海經》古時有圖，不過《山經》《海經》與圖繪的關系并不相同。《海經》純系圖繪之解說，這一點可以從其內容中反映出來。如“兩手各操一魚”（《海外南經》）、“其人兩手操卵食之，兩鳥居前導之”（《海外西經》）、“食人從首始，所食被發”（《海內北經》）、“兩手操鳥，方食其頭”（《大荒東經》），這種敘事方式，無疑是在對圖繪進行詮釋。因此，《海經》之主體應該是圖，而今存的文字內容則只是圖的說明。而且，《海經》是先有圖后有文字。《海經》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海外經》四卷和《海內經》四卷，二是《大荒經》以下五卷。這兩部分在內容上有著大量的重疊，僅僅在敘事方面各有詳略而已，說明這是對同一圖繪所作的兩種文字解說。顧頡剛先生在《中國上古史講義》中曾對此進行過考證。 《山經》與圖的關系有所不同，由于其內容豐富，所以不能簡單視為圖繪的說明。根據《周禮》的記載，周代的地圖制作已經相當發達，不僅可以周知山林川澤、丘陵道路，還可以辨各地的財用。因此，《山經》的寫作或許有本于此類地圖。 《山海經》的圖不知何時亡逸，劉歆校書時已不見其圖。魏晉時期有人補繪了《山海圖》，東晉郭璞特地寫過《山海經圖贊》。陶淵明在瀏覽了《山海圖》之后，創作了十三首《讀〈山海經〉詩》。其第一首曰：“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陶淵明所看到的畢竟只是補繪之作，所以和原圖已經相去甚遠。其第二首曰：“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但實際上《山海經》中的西王母有著一副“虎齒善嘯，蓬發戴勝”的可怖面目。 南朝張僧繇也為《山海經》作過圖，不過這些圖都未能流傳下來。宋真宗咸平二年（999），舒雅根據張僧繇的殘畫重新補繪，共有十卷。歐陽修有《讀〈山海經圖〉》一詩，他看到的或許就是舒雅所畫。舒雅的畫后來也失傳，明清時期補畫之作甚多，但都是書肆俗手所為，難為典據。 劉歆雖定《山海經》為十八卷，但好事者每每改動卷次，所以歷代著錄的《山海經》篇目頗有出入。宋代的《道藏》本雖然也是十八卷，但編者為了平衡內容，將原有卷次打亂，《西山經》和《北山經》各分作兩卷，《中山經》則分為三卷，而《海經》各卷次則因為內容較少被互相合并。南宋尤袤對此有所不滿，所以他經過三十年時間，收集了十多種版本進行參校，于淳熙七年（1180）加以刊刻。尤袤刻本是今存最早的《山海經》版本，文獻價值毋庸贅言。 南宋尤袤刻本 傳世的第二個版本是元代曹善抄本，成于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曹善是書法名家，所以這個抄本不僅具有重要的版本價值，同時也是書法精品。  元代曹善抄本 明代正統年間的《道藏》本很值得注意。它缺了第十四和第十五卷，按理說要找一個完整的版本很容易，但《道藏》卻偏偏把這個殘缺了的本子收進去，足見這個本子為《道藏》編纂者所重視。這個版本極具文獻價值，所以清人郝懿行對它的參校頻率最高。我們似可推測這是一個年代頗古的版本。 此外，還有一些善本可資校勘之用，如明成化元年（1465）吳寬抄本、明成化戊子（1468）刻本、清乾隆槐蔭草堂刻本等。 漢代經學盛行，再加上世人視《山海經》多奇怪俶儻之言，故其書乏人問津。魏晉時期學術思想開始活躍，《山海經》才受到學者的關注。最早替《山海經》作注的是東晉郭璞。郭璞是喜好陰陽算歷及卜筮之術的學者，他并不以《山海經》之怪為怪，唯恐世人“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注〈山海經〉敘》）而致其湮沒，于是為之創傳。郭璞學問淵博，所以他的注釋也成為后人研究的基礎。 郭璞之后，直到明代才有王崇慶和楊慎為《山海經》作注，但其內容略顯單薄。清代考據之學大盛，《山海經》開始受到學者的重視，出現了一批水平較高的注疏，如吳任臣《山海經廣注》、汪紱《山海經存》、畢沅《山海經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吳任臣之《廣注》收入《四庫全書》，但內容較蕪雜，為四庫館臣所詬病。畢沅之《新校正》于地理考證頗具功力，影響也極廣。清人成就最高者，為郝懿行之《箋疏》。郝懿行是乾嘉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長于名物訓詁及考據，故其箋疏深受學者之推崇，夏曾佑先生曾將孫詒讓《墨子間詁》與之相提并論。 袁珂先生所著《山海經校注》是建國后出版的第一部《山海經》研究著作，該書征引文獻相當豐富，對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多有取鑒，既是現代《山海經》研究的基礎之作，也是初學者之津梁。 《山海經校注》，袁珂校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4月出版，128.00元 《山海經》所記載的神話傳說非常豐富，而神話又是引發遐想的源泉，這或許就是當代《山海經》研究漸成熱潮的原因。很多學者視神話為歷史，他們的理由是神話折射歷史。神話折射歷史是毫無疑問的，但他們似乎未曾區分折射和直射之別。不同的神話內容需要綜合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才能揭示其意蘊，而不能籠統地以神話折射歷史來代替證據。關于神話傳說的研究方法，可以參酌顧頡剛先生的“層累說”。 《山海經》中有大量地理方面的內容，由于古今地名大多不同，再加上古人對方位道里的勘定不甚精確，所以很多內容已經失考，這自然也引起現代學者的研究興趣。但此類研究也存在不少問題，很多學者宣稱《山海經》所涉及的地理范圍，東至太平洋、南至南海、西至中亞、北至西伯利亞。有人甚至說，《東山經》記載的是美國西部地區，理由僅僅是《東山經》里的山川和那里太相似了。這些說法固然可以吸引世人好奇的目光，但在缺乏可靠證據的情況下，就有夸夸其談之嫌，絕非學術之正道。學術研究需要充足的證據和縝密的邏輯推理，而不能代之以臆測。古人可以通過想象來解釋未知的世界，但我們不可以通過想象來解釋古人的世界。 今天，《山海經》之所以仍然充滿神秘，是因為我們對古人的世界還缺乏了解。惟有樸實的研究，才能揭開其神秘的面紗。 （“怎樣讀經典”由中華讀書報、杭州骉馬文化傳媒公司聯合推出。本文作者為上海政法學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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