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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驛站
張翎
在網絡新媒介問世之前，文字的保存和流傳方式是如此的簡單和決絕：它只能通過印刷出版的程序而成為報刊雜志或者書籍。然而，靈感成為文字再成為出版物的過程，卻是一個充滿了歧路和玄機的過程，它可以在任何一個毫不起眼的路口突然進入豁然開朗的佳境，也可以在同樣的路口拐進一條黑燈瞎火的死胡同。對有些人而言，這條路是一條“點字成金”的平坦之途，處女作即是成名作，起點便是終點，幾乎沒有過程可言。而對另外一些人而言，這條路是一條艱難的蠕爬之路，中間充滿了溝壑和陷阱，過程漫長得讓人幾乎忘記了最初出發時的目標。我想我就是那些在文學的溝壑中步履維艱的群體中的一員。 在經歷了多年的困惑和掙扎之后，我終于成為向往已久的“作家”。在把懵懂的寫作向往一步步落實到具體行動之中的過程里，我遭遇了一些事，一些人。這些事這些人，都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這樣或那樣的印記。有些印記膚淺而模糊，在歲月流沙的無情磨蝕中很快就消失了。而有的印記卻像刀鑿斧鏤那樣地清明雋永，在年華的流逝中超然存留?！妒斋@》大約就是其中之一。 1995年，我結束了長達十年的留學生涯和實習經歷，成為一名擁有美國、加拿大兩國行業執照的專業聽力康復師。我終于卸下了維生這副千斤重擔，開始撿拾我的作家夢想。那年，我完成了一部名叫《尋》的中篇小說。這部小說寫的是一個留學多年終于學業有成的男子回國尋偶的故事。我把這部用今天的標準看來難免有幼稚之嫌的作品，用航空信的方式，寄給了上海的《收獲》雜志社。寄出之后，我幾乎沒有任何的忐忑不安。在此之前我咨詢過一位已經在海外寫作多年的資深作家，他告訴我《收獲》這個級別的文學期刊，幾乎不接受任何自由來稿，尤其是像我這樣完全無名，又沒有名家推薦的作者。我對《收獲》不報奢望，而且已經在考慮給另外一家名氣較小的省級期刊轉投這部小說。 就在三個星期之后的某一個深夜，我被一陣尖銳而怪異的電話鈴聲驚醒，過了半晌才醒悟過來，那是樓下辦公室里的傳真機。我起身下樓，發現傳真竟然來自《收獲》，是一位叫李國煣的人寫的，通知我《收獲》即將刊登我的小說《尋》。那時一封從多倫多寄往上海的信，行程就需要兩個星期。而《收獲》以如此快捷的速度，回應一位毫無名氣的新作者的自由投稿，我當時的震驚和喜悅不言而喻。 從那以后的每一個新年，我都會收到一份從李國煣那里送過來的傳真，帶著濃郁男性特質的遒勁字體里，傳輸著溫馨美好的新年祝愿，也夾帶著一個來年賜稿的請求。在很后來的日子里，我才知道那個寫得一手好字的“他”，原來是她。 后來李國糅退休，一個叫王彪的人，替代她成為我的責編。我家樓下的傳真機長久地沉默了——因為它的歷史作用已經完成，電子郵件成了我和《收獲》之間更為便捷的溝通紐帶。王彪秉承了李國煣的細致和效率，對我的每一封郵件幾乎都會作出極為迅速，基本不超過二十四小時的回復——無論是關于小說還是其他。 我開始在《收獲》上頻頻露臉，從那時迄今一共發表了八部中篇小說，幾乎每一部都被廣為轉載，并進入各式年度精選本。我的小說在走向《收獲》的途中行程各異，有的幾乎一字未改就見了刊，有的則經過了反復改動，甚至逐字逐句的精修，才得以面世。而這些精修的建議，有時來自責編，有時來自主編李小林。 我和《收獲》的大部分工作人員都見過面，并和李小林、肖元敏、李國煣一起吃過飯。那是一頓幾個女人一臺戲的午飯，我終于把靠文字和聲音激起的聯想，落實到一張張具體的臉上。奇怪的是，那天的飯桌上，居然沒有一張臉讓我產生驚訝和震撼——文字和聲音的聯想，竟與她們的真人嚴絲合縫地相吻合。精致，優雅，嚴謹，那是我能想得起來的符合她們個性的幾個形容詞。 《收獲》雜志社里真正讓我驚訝的人，不在這些人里。有一年，我回國探親路經上海，順道去《收獲》雜志社探訪。那天主編李小林沒在，接待我的是副主編肖元敏。辦公室里坐著一位我不認識的人，肖元敏介紹說他是副主編程永新。后來元敏有事離開辦公室，把我和程永新扔在了初識的尷尬之中。我久聞程永新的大名，有些興奮，急于與他對話。他在看稿，只用眼角的余光和我對視，使用的是極為簡潔的幾個語氣助詞。我企圖挑起話題的嘗試以徹底的失敗告終——我很快落荒而逃。 后來在華語傳媒大獎頒獎典禮上，我再次見到了程永新。那天我喝了一些酒，他喝了很多酒，彼此的機智相撞在一個極為合宜的點上，話題像花兒一樣開放。他的醉態如孩童般天真可愛，睿智顯露無遺。那次的再遇使我明白了一件事：酒真是個好東西啊，它叫人真相畢露，它讓我終于知道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程永新——原來他和他的雜志一樣具有真性情。 從1995年在《收獲》上初次露面到今天，將近二十年過去了，《收獲》一直是我文字的驛站，為我點著一盞燈，擺放著一張凳子和一杯熱茶，陪伴著我行走在從丑小鴨到天鵝的漫長路途中。道路依舊崎嶇，我依舊還在暗箭和荊棘之上行走。我最終能否看到路的盡頭，能否真正蛻變成一只天鵝，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經在路上發出了獨屬于我的鳴叫。而《收獲》，則忠實地記錄下了這些足跡和叫聲。 每當我身邊一些有志于文學創作的年輕朋友抱怨國內文壇的混亂無序和期刊雜志的勢利時，我總會輕輕一笑，說一聲“不見得”。我知道也許沒人相信這句話，可是我信了。這三個字很重，承載了一群熱愛文字的人對一個無名作者的知遇，和一個辛苦耕耘的作家對一本知名雜志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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