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行的周六古玩市場已沒有多大的吸引力，我曾對朋友說直到今天還來這里，是因為在此能見假，見到形形色色的假。見假對于收藏者來說也是一件幸事，是必不可少的過程。 今天最讓我高興的是朝明兄為我購得了一套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五十一冊。這是他從天津乘火車提回來的，據說有十幾公斤重，難得朝明兄一個近六十歲的人，這般為我操勞。 李慈銘（１８２９－１８９４年），號莼客，晚署越縵老人，是清末同光年間才望傾朝的學者，其人仕途蹭蹬，困頓落拓，但又清高狂放，以至落得“性狷介，又口多雌黃”之評。他在詩文、考據、小學諸方面造詣精深，聲名斐然，尤其是積四十年心力，銖積寸累寫成的洋洋數百萬言的日記，可謂其治學之集大成。還在李氏在世時，其日記就被“士友多傳抄之”，當年文人圈內甚至有“生不愿作執金吾，惟愿盡讀李公書”之語。李氏日記如此受青睞，除作者名望外，主要在日記內容，一則，日記對從咸豐到光緒近四十年間的朝野見聞、朋蹤聚散、人物評述、古物考據、書畫鑒賞、山川游覽、北京等地社會風貌等均有詳實記述，足資后代文史學者參采；二則，大量的讀書札記，“略如四庫全書提要之例，而詳贍過之”，學術價值很高。因此，《越縵堂日記》讓后人稱為“晚清四大名日記”之一，譽為日記之大觀，掌故之淵藪。1920年出版正編，稱《越縵堂日記》。1933年出版補編，稱《越縵堂日記補》。1988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又出版其中一部分，稱《郇學齋日記》。 為什么一個人的日記卻分三次出版，且跨越了68年才得以完成。這其間充滿了鮮為人知的曲折過程。 甲午年末，李慈銘病逝，遺留日記手稿70余冊。當時，沈曾植、繆荃孫等極力推動將該日記付梓，曾經師事李慈銘、并與李合刊《工家詞鈔》的樊增祥“以速刻自任，索最后一盒（日記）去，卒未刻”。至1919年，在蔡元培、傅增湘等人的捐助下，將現存64冊日記稿的后51冊，即同治癸亥至光緒戊子（1863－1889年）的日記以《越縵堂日記》共其名，由商務印書館于1920年影印出版。而時在其先的13冊日記，本擬分類節錄出版，后經錢玄同提議，仍全部影印，以與前印日記銜接，這便是1936年10月出版的《越縵堂日記補》。20世紀60年代初，出版界曾有過用鉛字排印《越縵堂日記》普及本的動議，然未能付諸實施。 而樊增祥帶走的李慈銘暮年日記手稿數冊 (傳說為八冊，實際為九冊)音信杳然，盡管各時期都有熱心的出版者呼吁追尋，但始終沒有下落，使學界難窺日記全璧。據曾任《東方雜志》主編的蘇繼卿稱：上世紀30年代曾在北平遇識樊增祥之女，獲知樊氏一直珍藏李氏日記，樊去世后家人將日記轉讓給某書商。敵偽時期又輾轉為漢奸陳群(人鶴)所獲，抗戰勝利時則為湯恩伯接收。因此，鄭逸梅在《清娛漫筆》中預言，“所謂已被毀的部分日記或許尚在天壤間，但不悉何時始得出現”。1988年月《人民日報》海外版刊出署名“海波”的文章，題為《關于李越縵郇學齋日記》，該文章披露：這宗珍貴的手稿已經失而復得。這部分重見天日的手稿最終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88年影印行世，名《郇學齋日記》，共9冊，記事起自光緒十五年七月十一日，迄于光緒二十年正月初一日，中間亦有輟記至此，李慈銘日記始以完璧面世。 在拿到朝明兄為我尋得的《越縵堂日記》正編的當天，朝明兄又聯系一位藏家，因這位藏家手中有《越縵堂日記補》，好事迭至，這位藏家慨然應允，以進價轉讓于我。那么缺的則是燕山出版社的《郇學齋日記》了。豈料這最后一部分雖是1988年出版的，但印數僅有500套，因此今天也很難買到，一部難求，朝明兄尋了五年也未果，至今他也只有前兩種。許多人為了配套，總是在網上發貼子求購。 為了配齊《越縵堂日記》，我當天晚上即在各網站搜索，功夫不負有心人，當夜九點，我終于在“孔夫子舊書網”上查到《郇學齋日記》，且還是兩套，未售。我當即點下，另一套正好送朝明兄。我當即電話告知朝明兄，他在電話的那一端興奮地拍起了桌子。第二天從大銀魚處得知，為什么我能在孔夫子舊書網中得到這兩套，原因是售家剛剛發上來才幾天即讓我發現，趕巧！ 大正月天，喜事連連，得此《越縵堂日記》全部三種，實為幸事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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