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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銘(1829—1894)，晚清著名文史學家，清末同光年間才望傾朝的學者。浙江會稽(今紹興)人。初名模，字式候；后更名為慈銘，號莼客，所居名越縵堂，晚年自署越縵老人。清道光三十年(1850)秀才，次年補廩生，屢應鄉(xiāng)試不中。咸豐年間入京，納貲為部郎。光緒六年(1880)中進士，補戶部江南司貲郎，后累官至山西道監(jiān)察御史。 李慈銘一生仕途蹭蹬，困頓落拓，但又清高狂放，遇事敢于直言，以致世人有“性狷介，又口多雌黃”之評。他博學能文，兼擅詩、駢文、詞曲、考據(jù)諸方面，造詣頗深，成就斐然，尤其是積四十年心力所記《越縵堂日記》，集其治學之大成，與《翁同龢日記》、王闿運《湘綺樓日記》、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齊名，并稱晚清四大日記。早早在李慈銘在世時，《越縵堂日記》就被“士友多傳抄之”，同治、光緒間文人圈內(nèi)甚至有“生不愿做執(zhí)金吾，惟愿盡讀李公書”之語。李慈銘的日記之所以倍受學界青睞，一方面固然在于李慈銘本人的名望，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日記本身的內(nèi)容和價值。日記對清咸豐到光緒近四十年間的朝野見聞、人物評述、名物考據(jù)、書畫鑒賞、山川游歷以及北京等地的社會風貌等內(nèi)容均有翔實記述，足資后代學者參考借鑒；日記中記錄了大量的讀書札記，仿《四庫全書總目》之例，撰寫書籍介紹及評論，內(nèi)容涉及經(jīng)史百家；日記中還錄有李慈銘本人的詩詞、駢文作品，對于研究作者本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頗具參考價值。 《越縵堂日記》的出版經(jīng)過極為曲折，前后歷時六十余年，分三段三次進行。清光緒甲午年(1894)末，李慈銘病逝，遺留日記手稿七十余冊。當時，沈曾植、繆全孫等人曾極力推動將日記付梓，曾經(jīng)師事李慈銘的樊增祥“以速刻自任，索最后一盒(日記)去，卒未刻”。至民國八年(1919)，在蔡元培、傅增湘、王幼山、王書衡等及學界二十余人的共同捐助下，商務印書館于民國九年(1920)影印出版了現(xiàn)存六十四冊日記稿的后五十一冊，是為李慈銘同治二年四月初一日至光緒十五年七月初十期間的日記(中間亦有短暫輟記)。1935年10月，在錢玄同的倡議下，由蔡元培主持，其余十三冊日記，仍由商務印書館石印出版，名為《越縵堂日記補》(1936年)，是為李慈銘咸豐四年三月十四曰至同治二年三月三十日期間的日記(中間亦有短暫輟記和毀失者)。六十年代初，出版界曾有過鉛字排印《越縵堂日記》普及本的動議，但未能付諸實施。 而樊增祥帶走的李慈銘暮年日記手稿數(shù)冊(傳說為八冊，實際為九冊)音信杳然，盡管各時期都有熱心的出版者呼吁追尋，但始終沒有下落，使學界難窺日記全璧。 據(jù)曾任《東方雜志》主編的蘇繼卿稱：三十年代曾在北平遇識樊增祥之女，獲知樊氏一直珍藏李氏日記，樊去世后家人將日記轉讓給某書商；敵偽時期輾轉為漢奸陳群(人鶴)所獲，抗戰(zhàn)勝利時則為湯恩伯接收。因此，鄭逸梅在《清娛漫筆》中預言，“所謂已被毀的部分日記或許尚在天壤間，但不悉何時始得出現(xiàn)”。 1988年3月《人民日報》海外版刊出署名“海波”的文章，題為《關于李越縵<郇學齋曰記>》，該文章披露：這宗珍貴的手稿已經(jīng)失而復得。后重見天日的這部分手稿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88年影印行世，名《郇學齋日記》(后甲乙丙丁戊集)共九冊，記事起自光緒十五年七月十一曰，迄于光緒二十年正月初一日(中間亦有輟記)。至此，李慈銘日記始以完璧面世。 《郇學齋日記》的影印出版，無疑是學界的幸事，使得李氏日記遺稿得以完整流傳，其學術價值和意義自不待言。完整的《越縵堂日記》共由九部分組成，分別為：《甲寅日記》、《越縵堂日記乙集——壬集》、《孟學齋日記》、《受禮廬日記》、《祥琴室日記》、《息茶庵日記》、《桃花圣解盫日記》、《郇學齋日記》和《郇學齋日記后集》。日記起于清咸豐甲寅(1854)三月十四日，迄于光緒甲午(1894)元旦，共四十年。但據(jù)《越縵堂日記壬集序》記載，“予自道光丙午始作閂記，至戊申冬輟，閱五年，逮咸豐甲寅春，更為之迄今”。可見，李慈銘從1846到1848年還有近三年的日記，這些日記后人恐怕無緣得見了。 由于《越縵堂日記》的出版前后間隔70余年，又流傳不廣，因此時至近期，對于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的一些介紹性文章仍然未能揭示其全部內(nèi)容。2004年4月，廣陵書社重新整理影印出版完整的《越縵堂日記》，并得到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的重視，列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組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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