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古代河西走廊的環境問題《河西史探》

孤煙直霄 2018-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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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河西走廊由于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以及在政治、軍事和中西交通方面所具有的極其重要的地位，歷代中央王朝以及地方割據政權都十分重視對河西的經營和開發。其間，令人尤為注目的一個方面就是人們盡量利用天然環境發展農牧經濟，并取得了相當的成功。至唐代，這里已是“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史稱“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但是，自西漢至清末近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中，由于種種原因，人類的活動卻導致了一系列環境問題的產生，給人類自身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危害，嚴重地制約了河西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因此，正確審視歷史上環境問題及其產生的根源，對于我們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環境問題的存在

　　環境問題是指環境的結構與狀態在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作用下發生的不利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變化。在古代河西走廊兩千多年的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所產生的環境問題歸納起來，突出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天然綠洲的沙漠化

　　河西地區地處西北內陸，屬干旱和半干旱地區，歷史上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許多地方的天然綠洲沙漠化現象表現得非常突出，典型的區域主要有：

　　1.石羊河下游民勤西沙窩古綠洲

　　在今石羊河下游民勤綠洲的西部，有一條南北長135km，寬20～30km的沙漠化地帶，俗稱西沙窩。如今在這片茫茫沙海中還殘存著沙井柳湖墩、黃蒿井、黃土槽、端子號等新石器時代原始聚落遺址，并由北向南依次排布著三角城、連城、古城、文一古城等多座廢墟，其周圍還暴露著各種豐富的古代遺物和成片的古棄耕地，向人們昭示著昔日綠洲的繁榮。據李并成先生考證，連城和文一古城遺址分別是西漢武威郡所轄武威縣和宣威縣治所；最北端的三角城遺址是漢代一處城障烽燧；處于連城和文一古城之間的古城漢時稱平澤亭或晏然亭。漢代這里曾是一個土地肥沃、五谷豐登的地區，史稱武威（即連城遺址）以西地方，“風雨時節，谷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于內郡。”從這些城址的設置和史料反映的情況看，漢代石羊河下游大規模的農業開發正是在今天沙浪滾滾的西沙窩地區展開的。但不久位于西沙窩最北端的三角城一帶首先遭受沙患之害，自然條件趨于惡化，天然綠洲漸次向沙漠演化。1945年閻文儒先生曾在三角城一帶掘得漢五銖錢、漆木片、銅鏃等器物，并斷定此城在漢末即成廢墟。歷經魏晉南北朝，西沙窩綠洲由北向南沙漠化進程更為迅速。至唐代，涼州所轄武威縣雖仍置于漢武威縣故址（即連城遺址），但該縣在唐初僅存在了27年即已廢棄，而漢代宣威故址（即文一古城）在此時僅為一戍所，已非昔日縣之規模。可見，西沙窩這片曾經綠波蕩漾、人煙撲地的古綠洲，歷經漢唐就已逐漸變成了流沙壅起的不毛之地。

　　明清兩代，隨著人口的增殖，石羊河下游南部綠洲（今民勤壩區綠洲）又進行了大規模開墾。不僅壩區綠洲農田集中連片，而且湖區綠洲也得到耕辟。無節制的開墾，過度的樵柴，最終也導致了這一地區土地的沙漠化。乾隆十四年《鎮番縣志》載：“今飛沙流走，沃壤忽成丘墟。未經淤壓者，遮蔽耕之；陸續現地者，節次耕之。一經沙過，土脈生冷，培糞數年方熟。”正是在這種惡性循環下，這一地區土地最終沙漠化。

　　2.黑河下游居延古綠洲

　　黑河古稱弱水，在其下游的茫茫沙海中，如今殘存著古居延城、烏蘭德勒布井城、溫特根博日格城、亞不賴城、綠城、小方城、大方城、破城子、黑城、唐寧寇軍城等多座古城遺址，地表景觀為連片風蝕古耕地遺跡與吹揚灌叢沙堆、流動沙丘相間分布，早已干涸的古渠道時斷時續，歷歷在目。由此表明，這里的沙海戈壁昔日曾是一片繁榮的綠洲。據史書記載，西漢時這里曾是張掖郡居延縣的轄區，東漢置居延屬國，唐代設寧寇軍，西夏置黑水鎮燕監軍司，元代設亦集乃路總管府。由于這一地區軍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為解決邊防駐軍的糧食供給，從西漢至元代都曾進行過不同規模的墾田。但這片昔日繁榮的綠洲是從什么時候、又是如何演變成今天荒無人煙的大漠戈壁的呢？對此，眾多學者做過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一般認為居延古綠洲的沙漠化，初期發生在古居延澤地區（即漢代墾區的大部），時間約在6世紀中期以后，后期則發生在三角洲的中上部（即黑城一帶），而整個綠洲的荒廢沙化，其時間當在14世紀以后。

　　3.馬營河、擺浪河下游古綠洲

　　馬營河、擺浪河屬黑河支流，流經今酒泉市清水鎮、屯升鄉、高臺縣新壩鄉和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明花鄉等地。現今下游地區，因早已無地表徑流注入，形成大片沙漠化土地。其范圍南起高臺駱駝城以南，北抵上干河、古堆窩，西至明海鄉五個疙瘩，東到柳古堆墩灘以東，南北延伸10～20km，東西橫亙35km許，總面積約450km2。其地表景觀為連片的風蝕棄耕地以及分布其間的裸露新月形沙梁、片狀流沙地和半固定白刺灌叢堆。大部地區阡陌、渠堤的痕跡仍清晰可辨，馬營河、擺浪河下游干涸的古河道貫穿其中。地表隨處散落著紅色和灰色陶片、碎磚塊、石磨殘塊等物，區域內殘存著駱駝城、許三灣城、新墩子城、草溝井城、明海子城等多座古城廢墟。據考，駱駝城為十六國時期北涼建康郡故址，迄北周沿而無綴，唐代設建康軍。許三灣城在漢晉時為一軍防屯戍之所，唐代沿之。新墩子城為東漢光和三年以前之酒泉郡所屬表是縣城，光和三年（180年）表是大地震后廢棄。草溝井城為光和三年表是縣城（新墩子城）廢棄后所筑表是縣新城。明海子城可能即后涼至西魏涼寧郡園池或貢澤縣城。這些古城除新墩子城廢于光和三年大地震外，其余均在唐代以后廢棄。清代前期許三灣城、草溝井城又復被利用，筑堡屯田，不久再度荒廢。

　　4.昌馬河洪積沖積扇西緣古綠洲

　　昌馬河為疏勒河上游，自玉門市昌馬大壩出山后，形成了一片半徑約50km的洪積沖積扇平原。沿此扇西緣有一條長約80km、寬5～8km的沙漠化地帶，西起鎖陽城以西11km的踏實農場，東北至布隆吉鄉肖家地古城以東，總面積約450km2。今天這里雖已滿目荒涼，沙塵泛起，但古代的灌溉渠道、田壟阡陌的遺跡仍清晰可辨，無疑曾是古代一塊繁榮的綠洲。古綠洲內殘存兔葫蘆、鷹窩樹兩處青銅時代的文化遺址和鎖陽城、南岔大坑城、破城、馬行井城、半個城、旱湖腦城、肖家地城等多座古城遺址。其中以鎖陽城規模最大，周圍古墾區面積最廣，文化內涵最為豐富。城址東南殘存古攔水壩一道，其上源與昌馬河出山口相通，下流則分為數十條古灌渠引至鎖陽城周圍，每一灌渠又分為若干支渠，呈樹枝狀分布，綠洲面積約50萬畝。據李并成先生考證，鎖陽城始筑于西晉元康五年（295年），為新置晉昌郡郡治冥安縣城，十六國五涼政權沿之，北魏時為晉昌戍城，北魏末廢戍復置晉昌郡及所領冥安縣（治所仍在鎖陽城），隋設常樂縣，唐代為瓜州治所晉昌縣城，五代、宋初、西夏時亦置瓜州。夏亡，州廢，元至元十四年（1227年）復立，二十八年徙居民于肅州，至此廢不為州，人去城空，鎖陽城開始衰落。至明代，鎖陽城又被重新利用，名為苦峪城。然正德（1506—1521年）后，由于明廷對嘉峪關外采取棄置政策，不復經理，關外諸城被吐魯番、哈密、蒙古等部爭奪，苦峪城隨之殘廢，周圍大片農田荒頹，到清中期已完全沙漠化。

　　以上所舉歷史時期河西走廊綠洲沙漠化地區僅僅是大面積的具有典型性的，除此之外，石羊河下游紅沙堡沙窩及其以南地區，紅崖山附近黑山堡以至野豬灣堡一帶，張掖“黑水國”地區古綠洲也是在歷史時期逐漸沙漠化的。

　　（二）林草植被的嚴重破壞

　　在祁連山冰雪融水的哺育下，古代河西地區天然植被較為良好。史載：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燕支山（又名焉支山）“東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亦有松柏五木，其水草美茂，宜畜牧，與祁連山同”。涼州番和縣有南山，又名天山、雪山，“山闊千余里，其高稱是，連亙數郡，美水豐草，尤宜畜牧”。不僅走廊南山如此，就是今天已成禿山童嶺的走廊北山龍首山、合黎山一帶，西漢時亦是“生奇材木”，“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林木”。走廊之內更是綠洲連片，草木蔥蘢。史稱，姑臧東西門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溝渠流入澤中，其間或乃無燥地。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年。”昭武“地當山麓，前臨水湄，材埠林椒，天然幽勝”。高臺“水泉環繞……樹木蔭濃，殊有郁蔥佳致。”敦煌“山水環抱，林木蔥郁。”甘泉水（今黨河）河谷“美草……流曝布桂鶴……蔽虧日月”。在河西設郡前，這里曾是眾多游牧民族理想的牧地。我們僅從一度占領河西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匈奴被迫西遷時所留下的那首“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的民歌中，不難想象早期河西地區林草豐茂的良好天然植被。

　　然而在河西兩千多年的開發過程上中，由于人們大量地用做燃料、飼料、肥料、手工業原料等對其大量砍伐，過度放牧，造成大面積的植被嚴重破壞。與此同時，隨著歷代在河西大規模移民實邊，屯墾開發的進程，綠洲內的天然植被被大面積刈伐破壞而代之以人工栽培作物；用于建筑材料、薪材等，山區的天然林木被大量砍伐，致使許多天然綠洲漸次沙漠化，曾經草木蔥郁的山嶺變成了濯濯童山。

　　史書記載中最顯明的地域，如走廊東部的莊浪衛（今永登縣）境內，其“東西山木，系一方屏蔽”。到清代中期以后，林木被砍伐殆盡。古浪縣東南的黑松林山，清乾隆時“昔多松，今無，田半”。至嘉慶十年（1805年）這里已是“絕少草木，令人悶絕”。縣南三十里黑松堡，“昔則松柏丸丸，于今牛山濯濯”。黑河上游的松山（民樂縣南），昔日“山上山下布滿松柏”，至清末“雖變為良田，而松山之名猶未改也”。又武威山區“往者林木茂密，厚藏冬雪，滋山泉，故常逢夏水盛行。今則林損雪微，泉減水弱，而澆灌漸難，歲唯一獲，且多間歇種者”。山區林木的大量砍伐造成水源涵養功能減弱而給農業生產帶來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再如前述秦漢之際水草美茂讓匈奴留戀不已的焉支山，到清嘉慶二十一年（1861年）修《永昌縣志》記載：“又名青松山，向多松，今樵采殆盡。”以上所舉，僅僅是一些典型性的材料。有關河西地區歷史時期植被破壞與變遷的歷史進程，李并成先生已做過詳盡的考證。

　　（三）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

　　歷史時期河西走廊由于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導致自然災害特別是旱、蝗、沙塵暴等災害時有發生，并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日益加重的趨勢。據馮繩武先生研究統計，河西地區自西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至明末崇禎十三年（1640年）的1774年間，有史志記載的與歷史氣候相關的自然災害資料共計138條。若按年份計算，平均12年1條，其中尤以旱、蝗災害最多，占47%。從清順治四年（1647年）至1947年的整整300年中，與歷史氣候相關的自然災害資料共計218條，實有記載的年份公134年，不到300年的一半。但其中旱災及與之相關的蝗災鼠害等占27.4%，其次是沙塵暴，占13.7%。同時從這些資料還可看出，在這300年間，前一半時間，幾乎無沙塵暴的記錄，自18世紀中葉以后，沙塵暴開始增多，至近代以來，頻率愈高而風力愈來愈強。在這里，應當指出的是，這其中有資料記載的缺陷。因為一般而言，年代越久遠，資料記載越不全面，甚至是空白，隨著時代的推移，資料相對豐富。但即使是這樣，也可以從一個方面反映出這一變化的趨勢。

　　當然，河西走廊自然災害的發生與歷史時期全球性的氣候變遷及其他因素有著密切的關系，但是，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與某些自然災害的發生也有著必然的聯系。特別是明清以來河西林草植被的嚴重破壞，造成水土流失，對自然災害特別是沙塵暴的肆虐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環境問題的危害

　　歷史時期河西走廊環境問題的產生給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危害。

　　首先，綠洲土地的沙漠化導致地表為沙丘所侵占，土地生物生產量急劇下降，土地滋生潛力衰退和可利用土地資源逐漸減少。乾隆《鎮番縣志》曰：“今飛沙流走，沃壤忽成丘墟，未經淤者遮蔽耕地，陸續現地者節次耕之，一經沙過，土脈生冷，培烘數年方熟。”在本區方志中，因沙壓水沖要求豁免賦糧的耕地，從順治年間直到清末民初不絕于載。明末清初，民勤縣因沙患竟到了“五谷枯槁，歲不豐登”的地步。沙患給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清末民勤人盧生華所寫的《祭風表》這樣描述道：“邇來狂颼肆虐，陰霾為災。黑霧滔天，刮盡田間粒子；黃沙卷地，飛來塞外丘山；鬻女賣兒，半是被災之輩；離家蕩產，盡是沙壓之民。此田之播種無資，將來貢賦安在？此誠念上帝之痛念，而下民之哀訴者也……征之風必揚沙，乃知箕離于月，拔苗逐種，怨氣與風氣交加，呼天吁地，號聲與沙聲并烈。侵傷于斯為甚，饑饉因而薦臻，未有如今日者也。”

　　與此同時，嚴重的沙患也使河西許多軍事重鎮和要塞處于廢置不定之中，有的完全成為廢墟。歷史上河西許多軍事重鎮大都處于生態環境相對脆弱的邊遠地區，如石河下游西沙窩古城、黑河下游居地區古城等。這些城鎮曾為鞏固國防，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擾，保障走廊安全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就是由于不斷受到沙患威脅而最終廢棄。如歷史上有名的鎮番城（今民勤縣），史稱“南蔽姑臧，西援張掖，翼帶河隴，控臨絕塞，地形陡絕，戎馬之場也”，而至明代嘉靖時這里已是“風沙壅積，兒與城埒”。當時的都御史楊博無不憂慮地說：“萬一猾虜突至，因沙乘城，豈惟涼、永坐撤藩籬，實甘肅全鎮安危所系。”清初雖經整修，但到道光年間又成為“樓頃磚落”的沙漠孤城，咸豐時“環顧四周，西北則飛沙壅堞，東南則腐土委塵，殘垣斷墉，徑竇豁開，除西城及東北隅有數十丈均被沙淤尚存城墻外，余皆坍平，車馬往來，直成通衢”。同治四年（1865年），陜甘回變，回軍蜂擁城下，此城內外已“沙磧枕藉，高于城齊”，已無復昔日之險要。而其他一些昔日恃為險要的軍事要塞，也因長期風沙的侵襲，大多變成了殘城破垣。如鎮番城東二十里東安堡，俗名四壩寨。明時為鎮番外圍重要之營堡，乾隆時“傾圮，沙淤無居民”。許多重要的隘口，至清代“沿邊墻垣傾圮者，十有七八，沙淤者十有二三，聽民之便，隨處皆通衢，不特無所謂隘口，并闇門亦屬無用矣”。完全喪失了軍事防御的功能。

　　其次，由于大片天然林木和草地的湮滅，導致祁連山等地天然水源涵養林的蓄水功能大大削弱。河西走廊農業與生活用水主要來源于祁連山冰雪融水，明代陳棐《祁連山》詩云：“四時積雪明，六月飛霜寒，所喜炎陽會，雪消灌甫田。可以代雨澤，可以資流泉。”《重修肅州新志·山川》曰：祁連山“峰巒高聳，四時積雪，春夏消釋，冰水入河，以灌田畝，郡人賴之。”《高臺縣志·輿地志》亦曰：“此山峰戀極峻極同，四時白雪盈巔，如銀堆玉徹，望之皎然。盛夏冰消，水灌黑河，利溥張（張掖）、撫（臨澤）、高（高臺）、毛（新鼎）等縣。”但是，由于歷史時期祁連山區林草資源的大量破壞，不但使走廊內“泉減水弱，而澆灌漸難”，“夏水不潮，常若涸竭”，而且也造成水土流失，使本來就干旱少雨的河西地區水源短缺更為突出。與此同時，水資源的短缺又是引起土地沙漠化的主要因素。這種生態環境的惡性循環，其所帶來的后果也愈來愈嚴重。

　　第三，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特別是無節制開墾和過度放牧引起的耕地和草原退化增加了裸露土地的面積，為沙塵暴提供了額外的粉塵物質，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沙塵暴頻率和強度，給河西經濟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在一些正史和河西方志中自明清以來有關沙塵暴的記載很多，如明正德“十六年十一月辛酉，甘肅行都司黑風晝晦，翌日方散。嘉靖元年九月己巳，大風霾，晝晦。八年正月戊戌朔，風霾，晦如夕。二十六年七月乙丑，甘州五衛風霾晝晦，色赤復黃。二十八年三月丙申，風霾四塞，日色慘白，凡五日。三十年正月辛卯，大風揚塵蔽天，晝晦。四十年二月己酉，亦如之。四月癸巳，大風雨，黃土晝晦。四十三年三月望，異風作，赤黃霾，至二十一日乃止。隆慶二年正月元旦，大風揚沙走石，白晝晦冥”。正統“十三年四月戊戌，陜西、甘肅冰厚五尺，間以雜沙，有青紅黃黑四色。弘治十年三月己酉，雨土。十一年四月辛巳，雨土”。弘治十六年四月，“甘肅昏霧障天，咫尺不辨人物”。萬歷三十五年正月“肅州陰霾障天，狂風愈月，至二月初二日起，雪大降，深丈余，凡山川禽獸死者不可勝數”。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六月古浪“黃氣自西北起，大風晝晦，室中點燈，其風氣融人皆郁熱”。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山丹“天紅，大風大雨，晝晦，雨著衣成泥瘢”，同日鎮番“大風，飛沙蔽日，黑霧滔天，約三四時止”。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今天。

　　三、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

　　古代河西走廊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綜合起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大規模的不合理、無節制的開發是環境問題產生的直接原因

　　河西地區自西漢設郡后，其大規模的開發由此而始。但縱觀歷代開發經營河西之模式，似乎大都以軍事目的為先導，農牧經濟為后續，漢唐如是，明清亦如是。因此，為解決軍需不濟、轉輸困難等而在河西展開的屯墾活動和為解決勞動力不足而進行的移民實邊等措施幾乎歷代都推行。然而，由于歷代在河西進行的各種形式的屯墾大都帶有濃厚的軍事色彩，大多數墾區都分布在邊遠綠洲且戰之略位置十分重要的地區，如漢唐時的番和、居延、冥澤、敦煌等墾區。而這些地區恰恰處于沙漠邊緣或內陸河下游，隨著中上游地區的漸次開發的人口的增加，用水量增大，這樣就使得下游墾區來水量減少，許多已開墾的土地因得不到灌溉而荒頹。同時由于屯墾只考慮短期效益而亂砍濫伐周邊林草植被，從而使屯區不斷遭受風沙侵襲，最后逐漸沙化。前文所述石河下游民勤西沙窩綠洲、黑河下游居延綠洲等，就是因此而演變為沙浪滾滾的無人區的。

　　再者，河西一些地區由于人們無節制的開發，超越了環境所能承受的限度，使環境資源失去了再生和可持續供給的能力，從而導致本區環境趨于惡化。以唐代為例，唐前期是河西歷史上經濟最為繁榮的時期，由于唐政府在河西進行大規模的屯墾，河西走廊的耕地面積已達330萬市畝（折合今畝），這一數字相當于1994年本區耕地面積565.98萬市畝的58%，相當于今天河西報表耕地面積810萬市畝的40%，突出反映了唐前期農業開發的力度。無怪乎古人言：“屯修于甘，四郡半給；屯修于甘涼，四郡粗給；屯修于四郡，則內陸稱蘇矣。”然而，由于水利及其他措施沒有跟上屯墾的需求，導致些地區生態平衡遭到破壞，唐中葉后河西許多地方“頓化為龍荒沙漠之區，無復昔日之繁榮矣”。

　　（二）頻繁的戰亂是環境問題產生的不可忽視的原因

　　古代河西走廊由于其東接秦隴，西通西域，南依祁連，北控大漠的軍事地理優勢，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是我國歷史上戰亂最為頻繁的地區之一。頻繁的戰亂不僅給河西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而且也誘發了一系列環境問題。其中最為嚴重的后果便是百姓流亡，大片土地的荒廢。如東漢時期為鎮壓人起義，“十余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五涼時期，河西境內政權更迭，戰亂頻仍，大批勞動力被征兵打仗，致使水利工程年久失修，土地荒廢，許多地方“連年不收，上下饑弊”，土地資源的荒頹十分嚴重。最為典型的是明代，由于河西“斗絕羌胡之中，孤懸河湟之外”，三面皆番夷戎虜之地，雖設衛所，無險可據，“番魯不時侵擾，居民日漸流徙，地土率多荒蕪”。嘉峪關外更是“夷羌雜處，寇掠無時”，導致“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至正德后，明廷只好放棄嘉峪關外于不顧，導致關外城池堡寨及周圍農田無人屯戍，任其荒敗。前文所舉以鎖陽城為中心的綠洲，一方面由于水源缺乏，另一方面就是由于戰亂而逐漸荒頹，到清初完全沙漠化。

　　（三）人口的激增是環境問題產生的深層次原因

　　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發展的基礎，人類從自然界獲取生產和生活資料的活動，必然使環境發生很大的變化，由此不可避免地產生一系列環境問題。縱觀古代河西環境變遷的歷史，環境問題的產生歸根到底是由于人口不斷激增而致。特別是環境問題較為突出的明清時期，政府為全力經營河西，一方面從內陸移民，增加勞動力，另一方面派駐大量軍隊戍守。僅明前期甘肅15衛所的兵員就有10萬人以上。同時，明清兩代相繼進行賦稅制度改革，中國封建社會延續一千多年的人頭稅逐漸取消，人口的自然繁殖不再受到國家政策因素的太多制約，河西同全國一樣人口空前激增。到清朝前期，河西人口已達291334戶，近200萬口。到后期人口數量更是直線上升。然而在當時生產力水平較為低下的情況下，人口的激增在河西一些地區已超出了土地資源的承載能力，但人們為求生存，必然進行掠奪式的經營，由此而引發更為嚴重的環境問題。《續修鎮番縣志》曾這樣記載：“（今）民日眾而土不廣，以三倍之地養五倍之人，人與地兩相比例超過之數已有二倍，此二倍之人墾田無田，墾地無地……有可耕之人無可耕之地，其病源已昭然可見。”可謂深刻反映這一時期經濟衰退的主要根源，同時也揭示出河西環境問題產生的深層次原因。

　　（原名《古代河西走廊環境問題初探》，載《甘肅高師學報》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