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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出生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很多人，不但經歷過百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而且親身過過在日寇鐵蹄下的亡國奴的生涯。
生活在東北三省的中國老百姓成了”滿洲國人”；上海的徐匯區是法租界；虹口區是日租界；外灘公園門口掛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我們生活在自己的國土上，卻是這個國家的二等公民。那時每一個有自尊心的中國人，無不盼望中國能強大起來，能獨立自主，不再是列強的附庸。
抗日戰爭勝利了，中國百姓并沒有盼來能保護人民、為民作主的政府。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引起了廣大人民的強烈不滿。那時如果誰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會被認為這個人是位愛國者，是位進步人士，會受到人們的尊敬。那時大多數青年學生是唱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在盼望解放的。
新中國成立了，一掃舊時代的污泥濁水，空氣一片清新。
1954年，我的兒子七歲，上小學一年級，女兒五歲，還在托兒所全托。每到周末，下午三點鐘就可以接孩子了，但那會兒我和丈夫都還沒下班。于是我經常在早晨就雇好一輛三輪車，給好他來回的車錢，我兒子放了學就會坐上車去把妹妹接回家。我真感到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盛世。多年后，我兒子說：“我媽媽那時候每天都是滿臉陽光燦爛?！?/p>
如果有人曾反對這樣的黨，這樣的新社會，那無疑是對全國人民犯了罪，是極其可恥的。
有人檢舉邱岳峰曾參與國民黨軍隊抓過人，他無法面對自己“曾與人民為敵”的處境。在那個“有罪論定”的極左時代又無法證明自己的清白，所以在他的交代上多次寫道：“我以后還有什么臉見人？”他想一死了之。也許在他當時看來，這是唯一可走的路。沒成想卻被認作抗拒運動，罪加一等，反而戴上了“歷史反革命”帽子。據說，原先只是記大過。
我做這本書的時候, 翻箱倒柜都找不到一張我和邱岳峰的合影，哪怕是幾個人在一起的。只有一張1954年拍的集體照。上面大約有二三十人。潘我源說：“邱岳峰是個自尊心很強的人，不但你沒有跟他的合影，誰也不會有啊。1956年以后，凡是大伙兒拍照，他都會躲得遠遠的，免得別人尷尬，叫他還是不叫他呢？”
也許幾十年來，他從未奢望過“平反”，在那些動蕩的年代里，能平安地活著，就是全家人最大的希望了吧。黃毛告訴我：“我媽媽每天會在爸爸下班的時候，抱上我最小的弟弟，到襄陽路45路車站去接他?！毕尻柭奋囌倦x邱岳峰的家，最多不過十分的路吧，靳雪萍(邱岳峰妻子)為什么要這樣做？我猜，也許她擔心這一天不知道邱岳峰又遭遇了怎么樣的生活，他是否會平安歸來？早一點看到他才放心啊。
從生產“內參片”的1970年開始，直到他辭世的1980年，可以說是他業務上大豐收的十年。那些年他的配音任務不斷，而且都是名片、大片，如《紅菱艷》《簡·愛》《羅馬之戰》《悲慘世界》以及隨后的《猜猜誰來赴晚宴》《大獨裁者》《凡爾杜先生》……難怪趙慎之至今還想不明白：“我真不懂，那些做牛鬼蛇神、掃馬路的日子，他都挺過來了，眼看翻身了，也讓他做導演了，怎么倒去死呢？”
“四人幫”倒臺以后，“胡風冤案”“丁玲冤案”都陸續得到平反，特別是“右派”得到平反，使我廠的楊文元和溫健也分別回到演員組和翻譯組，我想也許這一切使他燃起了希望吧。
1980年早春，他特別高興地告訴我：“我的同案犯寫信來說，他平反了。”我一聽也高興地說：“那你只要跟領導匯報一聲，把材料調過來就行了?！?/p>
不久，陳敘一廠長找我、邱岳峰、楊成純和伍經緯四個人開會，說廠里來了兩部重點片，一部是《霧之旗》，是在“文代會”上放過的，大家將來會對照著看，如果我們配得不好，人家會說譯制片到底不如原片，就會損壞譯制片的名譽。另一部是《白衣少女》，是中央電視臺委托我們加工的，也一定要搞好，以便占領這塊陣地。最后廠里把《霧之旗》交給了我和小伍，《白衣少女》交給了邱岳峰和小楊。
這樣的安排和重視，更使我相信邱岳峰的“平反”問題指日可待了。
可復查結果出來，他沒有得到平反。
老邱死后，翁振新告訴我：宣布“復查結束”的會以后，他看到老邱在一支蠟燭上烤眼鏡腿，火都把眼鏡腿燒著了，他還木然不覺……
他死后，我曾問過我們廠支部書記老金：“邱岳峰的同案犯平反了，為什么老邱沒有平反？”他說：“他的同案犯平反是因為小偷問題，跟老邱沒關系?！?/p>
也許，早該把這一切都看得淡一點。
其實，早在70年代初，領導上就已經給邱岳峰摘了帽子，可他做人太認真，就像他配戲一樣。他還是渴望還他政治上一個清白，還是太在乎組織對自己的評價。如果，能把這一切都看淡一些，那么，也許他就不會死了。
選自《峰華畢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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