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會搞錢的經濟大臣，如何支撐起帝國霸業？

公元前81年，一代雄主漢武帝已去世6年。此時是漢昭帝始元六年。

這一年，朝廷鄭重其事地從全國各地召集了60多名儒生，參加政府經濟政策評議座談會。朝廷這邊出席會議的高官有丞相田千秋，以及主管財政經濟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

會議的氛圍一點兒也不團結友好。

作為前任皇帝執政時期主要經濟政策的制定者，74歲高齡的桑弘羊在會上遭遇“言語圍攻”。儒生們沒有一絲尊重這名兩朝元老的意思，紛紛向他發難，痛罵他主持的鹽鐵專賣等國營經濟事業是與民爭利，君子不齒。

根據后來的會議實錄，桑弘羊明顯處于守勢，但他依然頑強地為國家既定的經濟政策進行辯護，前后發言100多次。

儒生在道德立場上秒殺桑弘羊，但桑弘羊絕口不提仁義道德。他說，我就問你們一個問題。

結果，沒有一個儒生能夠很好地回答他這個問題。

▲ 鹽鐵會議相當于西漢國家經濟政策辯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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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劉徹是個雄才大略又好大喜功的皇帝。在他接管整個帝國后，隨著國力的恢復，他的內外政策有了明顯的轉變。尤其是對外政策，從漢初的韜光養晦、和平崛起，調整為高調征服、武力稱霸。

史書上說，武帝在位50多年，基本上有40年都在對外戰爭。

他開疆拓土，北逐匈奴，南服滇越，開通西域，建立了規模空前的大帝國。當時的熱血青年，很是揚眉吐氣：厲害了，我的帝國。

但是，戰爭是要燒錢的。錢從哪來？

漢朝開國，到武帝即位，一直實行休養生息的基本國策，中間出了個“文景之治”，國家積累的財富相當可觀。史載：“漢興七十余年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

這筆國庫積累成為武帝對外征戰的底氣和啟動資金，支撐了他在位前二十年的主要開支。

到了元狩年間，公元前120年左右，國庫里的錢燒得七七八八了。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武帝要想辦法搞錢。

在武帝的授意下，御史大夫張湯最早提出了鹽鐵官營的建議：“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

武帝第一時間批準了這一建議，主管此事的大農令鄭當時立馬著手辦理。考慮到自己不諳鹽鐵經營，鄭當時向武帝推薦了兩個人：大鹽商東郭咸陽和大冶鐵商孔僅。

西漢初期，商賈是不能為吏做官的。這條規定或許是出于對商人階層的歧視，但更主要是為了防止權力尋租，避免官商勾結，破壞社會公平。

武帝打破了這條鐵律，對他來說，非常時期任用非常之人，再正常不過。東郭咸陽和孔僅這兩個大商人，被任命為大農鹽鐵丞，分別負責鹽和鐵的國家專賣事務。

此外，武帝為了快速充實國庫，還搞了“軍功爵”，明碼標價，賣官鬻爵。

▲ 漢武帝，有人說他雄才大略，有人說他窮兵黷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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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為什么要拿鹽和鐵，作為國家壟斷經營的領域？

大家知道，傳統社會中，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絕大部分生活必需品都無需通過市場流通。鹽和鐵，恰好是兩個例外。

《管子》中說：“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又說：“惡食無鹽則腫。”不吃鹽要生病，所以人人都要吃鹽。當時人已經認識到這一點。

鐵的重要性同樣不言而喻。從老百姓的生產生活，到國家的行軍打仗，都離不開的。

因此，鹽和鐵的生產銷售中蘊藏著豐厚的利潤。當時的大商大賈都出自這兩個行業。漢武帝當然希望國家通過一定的措施把這些利潤抓到自己手里，以達到爭奪商利。

東郭咸陽和孔僅上臺后，提出了鹽鐵官營的具體方案。具體來說，鹽的官營實行募民煮鹽而官府專賣的做法，就是由官府招募鹽戶，煮鹽的費用由鹽戶自己承擔，官府只提供煮鹽的鐵鍋（即“牢盆”），煮成的鹽再由官府統一收購并對外銷售。

鐵的官營則完全由官府壟斷。各地都設置鐵官，負責鐵的冶煉，鐵器的制作以及銷售。鐵的壟斷相當于從源頭控制了武器生產，對帝國的穩定也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鹽鐵官營，還有一點在漢武帝的掌控之中。

當年，由吳王劉濞帶頭的七國之亂是怎么亂起來的？肯定不是主張削藩的晁錯挑起來的，而是這些分封國利用鹽鐵生意大發其財，從而招兵買馬，收攏人心，才有了對抗中央的實力。

武帝在全國搞鹽鐵官營，不僅增加中央財政收入，對斷絕分封國的財源也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堪稱一石二鳥。這一招，比他的推恩令還絕。

▲ 古代煮鹽圖，鹽業專賣此后成為許多朝代的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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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經濟政策一出臺，效果杠杠的。漢軍連年征戰，都征調鹽鐵收入助賦。不到三年，孔僅就晉升為大農令。

不過，漢武帝很快就發現政策有漏洞，不能按照他的意圖完全施行。最愛君認為，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第一，孔僅等人是鹽鐵大商人出身，他們在掌握鹽鐵官營的權力后，引入和安插了更多的鹽鐵富商。這批商人成為最早的“官商”，不僅攫取中間利益，還企圖控制政治。據說，當時有大批商人通過各種手段進入官場，造成了吏治混亂。

第二，武帝實行鹽鐵官營的初衷，是要徹底奪取市場利益。孔僅等人日漸感覺到國進民退，自身商業利益受到侵蝕，于是對鹽鐵官營的態度也由積極變得消極。

孔僅最終遭到撤職。大農令幾經換人后，最初在鹽鐵官營事務中不唱主角的桑弘羊成了掌門人。

桑弘羊出生于洛陽一個富商家庭，是帝國最著名的算賦神童，13歲就彰顯出理財的天賦，因而被選入宮。很多人認為桑弘羊是鹽鐵官營的首倡者，其實并不是。他只是做得最出色的一個，所以大家習慣把開創之功也歸到他頭上。

桑弘羊逐步厘清孔僅時期的鹽鐵官營弊端，通過機構設置，建立起從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財經管理系統，并讓這套系統高效地運轉起來。

鹽鐵專營之外，他還大力推行相關的經濟措施。

比如建議漢武帝收回各郡國的鑄幣權，統一國家幣制，加強中央對全國財經的控制。

再如大力推行均輸政策。辦法是將各郡國應繳的貢物，按照當地市價，折合為當地商人一向販運出境的豐饒而廉價的土產品，繳于均輸官，再由均輸官將這些廉價土產品，運往貴價地區出售。中央政府不費一文資本，經過輾轉貿易，便獲得巨大利潤。

桑弘羊又創辦了平準制度，“置平準于京師……盡籠天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這實際上是天下均輸官在京師的總經理處，既有利于平穩物價，又實現了中央創收。

為保證鹽鐵官營政策的順利推行，桑弘羊還建議武帝配套頒布了算緡、告緡的命令。

算緡，就是向商賈地主征收財產稅。規定凡隱瞞不報或虛報的，除了沒收全部財產，還要被罰戍邊。

告緡，于是應運而生，即鼓勵對隱瞞財產不報或謊報的富商地主進行檢舉揭發，大搞舉報有獎。

桑弘羊的鐵腕手段，幾乎堵死了帝國私營工商業的發展之路。但對漢武帝及中央政府而言，桑弘羊立功了。他的巨大功績，就在于他千方百計滿足了當時中央政權對財政的繁重需求。

史載，在他掌握經濟大權的一年之間，“天下用饒”。

▲ 桑弘羊，漢武帝時期的經濟大臣和理財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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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知道，“天下用饒”其實是一種假象。準確地說，應該是，國家財力雖然上去了，但發展的成果并未能被廣大人民分享，而被皇帝用于更大的征戰事業，以及愈加無度的揮霍中去了。

武帝執政中后期，打賞有功將士，出手都是百萬計，一點兒都不心疼。搞形象工程也是一個賽一個，花多少錢，不在考慮范圍內。

因為，桑弘羊總能搞到錢來充實國庫。

官營經濟的弊病就在于此。當政策的實行是為了一個集體崇高的目的，比如打匈奴、反侵略，那么百姓、商人為國家讓路，勒緊褲腰帶，這都不成問題。但當政策變了形，成為掌權者滿足私欲的工具，比如好大喜功、揮霍無度，那么這個國家的主要矛盾肯定會發生轉移。

武帝晚期，鹽鐵官營、酒類專賣、均輸平準等“與民爭利”的國家政策，已經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民生艱難，犯罪大增。為了維持統治，又采用酷吏，以嚴刑峻法來彈壓社會不滿情緒。

這個過程，如徐復觀總結：“因黷武的關系，便逐漸實施戰時經濟政策。因實施戰時經濟政策，便不能不使用殘酷的刑法，三者互相因緣。”

北宋名臣司馬光評價漢武帝，說他的各種殘暴做法跟秦始皇幾乎沒什么區別，但“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是因為他晚年意識到自己的錯誤而改過。

公元前88年，漢武帝七十大壽，百官準備好好慶賀一番。沒想到，他下詔說，我無德于天下，無恩于人民，狂妄一生，不知死了多少人。我只覺得很慚愧，連飯都吃不下去，不要再提祝壽之事。

武帝變了，但桑弘羊沒變。

桑弘羊晉見武帝，建議派兵、移民到輪臺（位于新疆天山南麓），建城堡，開荒地，以安定西域。

武帝不以為然，頒發“輪臺罪己詔”。大意是，之前有人建議每個百姓增稅三十文，作為邊防軍費，加重了老弱孤殘的負擔；這次又要兵士和民眾到輪臺去開荒，那里遠在車師（吐魯番附近）以西千余里，上次收服車師，因運輸困難 ，死了幾千人，再派人去輪臺，不是要害死更多百姓嗎？

不難看出，武帝在里面對桑弘羊及其政策進行了批評，把黑鍋甩給桑弘羊。然后說，現在最要緊的是廢除殘暴的刑罰，減輕民間的賦稅，使天下安定。

一年多后，懺悔中的武帝駕崩。

▲ 《鹽鐵論》，西漢桓寬根據鹽鐵會議記錄整理的一部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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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幾乎否定了自己一生的事業和政策。在頒布輪臺罪己詔的同時，他著手尋找能夠貫徹他新政策的輔佐大臣。

據說他曾命宮廷畫師畫周公像，賜給霍光。意思是要年幼的昭帝繼位后，霍光行周公輔政之事。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一起受命輔佐昭帝。

新帝上位后，官營政策并未改變。

霍光作為武帝最后揀選的重臣，意欲改弦更張，實行類似漢初與民休息的無為之治。而桑弘羊，作為鹽鐵官營等一系列國營政策的制定者和受益者，并不愿放棄原有的政策。一旦放棄這套他賴以安身立命的經濟政策，他的存在意義就要受到質疑。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鹽鐵會議的召開正是為了解決武帝時期官營政策的存廢問題。

與桑弘羊辯論的儒生們，背后的支持者是霍光。

雙方的辯論很激烈。儒生們全面否定專賣制度，指責鹽鐵官營、酒類專賣、均輸平準等政策都是“與民爭利”，主張貴義輕利，自由放任，藏富于民。他們還指出了鹽鐵專賣之后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比如質量差、價格高、官商勾結等等。

桑弘羊竭力維護自己的政策。他前后發言100多次，可謂舌戰群儒。他不否認儒生們指出的問題，但強調這不是政策本身有問題，而是執行過程中人出了問題。

與儒生們講求執政的仁義不同，桑弘羊一直強調實際問題的解決。他現場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不搞國營經濟，那么一旦外族入侵，我們拿什么去保衛國家？

據說現場儒生無人能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只是堅持傳統的論調——“以仁義導之”。

戰爭時期，要采取強硬的集權政策。這一點古今皆然，桑弘羊憑此站穩了腳跟。

不過，現在形勢又變了。匈奴北徙，威脅暫時解除，而武帝后期對匈奴用兵，敗得一塌糊涂，此時是否還要歌頌戰爭呢，還是重拾漢初的和親政策，韜光養晦，等待下一次大國崛起？

桑弘羊沒想明白這個問題。他的世界里只有搞錢—打仗—搞錢—打仗。

儒生的理論雖然浮夸，有點假，但對于政權鞏固，迷惑人心，還是很有用處的。尤其是在百姓無法從大國崛起中得到實際好處的時候，皇帝如果宣稱實行仁政，百姓就又會感恩戴德，山呼萬歲了。

所以，后來的漢宣帝就曾對他的兒子（即漢元帝）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就是說，漢朝治理天下，向來是霸道、王道并用，只是有時候偏向王道多一點，有時候偏向霸道多一點。

具體何時側重王道，何時側重霸道，當然要根據國內的主要矛盾去衡量。

到鹽鐵會議召開之時，漢朝的主要矛盾已由民族矛盾轉變為階級矛盾。人民沒有活路，造成了日趨尖銳的階級矛盾。如果不對國家主要政策進行調整，以休養生息和輕徭薄賦來緩和這種矛盾，而仍然與民爭利、不作讓步的話，那么漢朝可能真如司馬光所說，到漢武帝之后就亡了。

鹽鐵會議的辯論結果，儒生宣布他們贏了。

作為皇帝行仁政的宣示，有且僅有酒類專賣被取消了。

而鹽鐵官營實在太有利可圖了，到手的東西總很難再還回去，到西漢結束，好像總共也就取消了三年左右時間。而且，此后歷朝歷代都對這塊肥肉上癮，絕少放手。誰曾想到，桑弘羊最終以這種形式，取得了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