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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概有十年時間不讀詩了，也不怎么寫詩了。說是“不怎么寫”，主要是，我每月還得為自己主辦的民間國學內刊《益生文化》的封面寫一首“封面配詩”，刊物已經出版了105期，大概寫了近百首“封面配詩”，加上妻過生日時，她有個霸道的要求，必須寫一首詩作為生日禮物，不得已，拿她的霸道話，“你憋也得給我憋出一首來”。妻很喜歡我的詩，當年她決定嫁給我，還是看了我寫的一首散文詩，據說，她讀得怦怦心跳。但是，她有個誤解，那篇散文詩的末尾，我引用了徐志摩《再別康橋》里的一節，她以為也是我寫的，而她最喜歡，也許讓她最心動的，就是那四句。看來，詩歌迷蒙了她的雙眼，假如她早知道她最動心的那幾句是徐志摩的詩，真不知她當時是否動心，是否嫁給我。
尋夢？撐一支長篙， 我對這幾句詩非常有感情，1994年到2000年，我在西安打工，每天晚上要收聽西安廣播電臺的文學節目“漫溯星河”。徐先生的這幾句詩是節目的開場白，也是結尾詞，我聽過數百遍，在孤獨的歲月里，這幾句詩滲透到我的骨髓里我的靈魂里了。剛到北京，我還養成聽收音機的習慣，有一天深夜，通過詩歌的鵲橋有了聯系，但沒見過面的那個在當時還是“可能就是未來的妻子”的女人，突然打來電話，我正躺在沙發上聽收音機，那時，也在打工，沙發是我唯一的床，我在沙發上睡了一年。她的電話把我驚下沙發。她問我在干什么，我說“聽廣播”，她竟然嘲笑我老土，都到21世紀了，還聽廣播，聽廣播是老人的事。經她嘲笑后，我就沒再聽廣播，老實說，2001年，“中國成功申辦奧運”的消息，我最早是從廣播里聽到的。 她后來做了我的妻子。妻喜歡唐詩宋詞，喜歡新詩，喜歡我寫的古體詩和新詩。多年來，她是我的第一位讀者、聽眾，我寫了詩，總是先朗誦給她聽，有時不止一遍地朗誦，偶爾，她也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見。我的普通話不標準，但朗誦詩歌很專業。經常是，有些著名詩人的詩，她感覺很平常，我笑她不會讀詩，我給她朗誦，結果，她一聽我抑揚頓挫的朗誦，馬上感覺到這首詩的微妙與美好了。詩，不僅能讀，還能誦，甚至能唱。不能光讀詩，至少要誦詩。唐詩宋詞，你朗誦出來，那感覺，絕對和眼睛盯著文字看一遍不一樣。范增說，他聽父親朗誦古人的詩文，能聽得落淚。我自己朗誦古人的詩詞，有時也會眼睛濕潤，甚至潸然淚下。記得有一年，我遇見了中國著名的農民詩人王學忠，給我朗誦他的代表作《農民工》，他朗讀著朗讀著，哽咽難誦，我聽得淚流滿面。我做過多年的打工者，我也是一個農民工，上過建筑工地，當過臨時電工，給工廠看過大門，掃過地，也被有錢的老板欺騙過。打工的歲月，讀詩、寫詩，是我釋放心靈壓抑能量的最好方式。 自從來京后，我不讀新詩了，古詩，在京十年，我至少讀過萬首，看看我寫的《道德經真義》（團結出版社2008年出版），就知道我是多么喜歡古詩詞，我用了一千多首詩詞注解被稱為“哲理詩”的《道德經》，這恐怕是個創舉。因為，古代有許多偉大詩人的詩作里有老子的思想，他們的不少詩作里能看到《道德經》的影子，更不用說專門修仙成道的呂洞賓、陳摶老祖、張伯端、王重陽、張三豐這些博大真人、玄門詩家了。我對詩歌的情感，影響到我的寫作，我在《人生從這里走來——中國名人少年時代的經典訓練》一書中（團結出版社2009年出版），介紹了128位中國現代名人小時候讀經典的歷程，幾乎每一個名人的簡傳中錄有一兩首他們的詩作，比如寫到冰心、蕭三、林徽因時，會把他們的名作也融化到文章中，寫張愛玲、蕭紅這些并不以詩出名的小說家時，也找到她們早期的詩歌嵌進去，目的就是我主張的“人生詩教”，用詩歌教化心靈。這樣，了解這些名人成長的經歷的同時，還能欣賞詩歌，得到詩教。我的小說《終南修仙記》里，到處是詩歌，我用詩歌表現古代真人、仙人們的詩興、文采、情懷。這樣的寫作方式，緣于我對詩歌的熱愛。 我從小喜歡古詩詞，小學的時候，背誦了不少唐詩宋詞，中學時代，不僅自己背誦，也給同學講唐詩宋詞中的名篇佳作，初二時，我給同學講李白的《蜀道難》，一邊朗誦，一邊講解，現在想來，依然能感受到那時的豪情。從初中開始，我學寫新詩，中國老詩人如臧克家、艾青、劉大白、郭小川的詩讀了不少，《艾青》的《詩論》，郭小川的《談詩》，我初二就讀過了，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詩人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從初二開始，一直到我來北京前，我讀過雪萊詩歌的好幾種譯本，讀得最久的是江楓的譯本。2009年八月，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敏生教授主持的一次漢字學術會議上，見到了八旬老人江楓教授，原來他是社科院的著名學者。我對他說：“江先生，25年前我就讀了你翻譯的《雪萊詩選》，謝謝你，是這本書為我打開了新詩之門。”江楓先生給我留了他的“伊妹兒”，但我沒有給他寫過信。那種感激與驚喜，沉淀在心底。我幾乎讀遍了西方著名詩人的名作，從英國的彭斯、雪萊、拜倫，到德國的歌德、海涅、尼采，俄羅斯的普希金、萊蒙托夫、葉塞寧，匈牙利的裴多菲，再到美國的惠特曼、艾米麗·狄金森，南美洲的聶魯達和米斯特拉爾，印度的泰戈爾和黎巴嫩的紀伯倫，這些偉大詩人的詩歌，滋養著我的靈魂。 到我上高中時，中國朦朧詩興盛，我不僅閱讀了《五人詩選》、《朦朧詩選》、《黑眼睛》這些著名詩集，還在貧困中訂閱了《詩歌報》，那時，我半年的學費才五元錢，而我一年訂《詩歌報》的費用比我的學費高。我二哥喜歡詩，也寫詩，盡管他沒有發表幾首詩歌，但寫了很多詩，恐怕數以千計。當代中國詩人的詩作，我讀了不少，像我二哥那么深邃、美好的詩并不多見。他是法官，寫詩只是愛好，并沒有拿出去發表。在鄉村的時候，我們經常在一起讀詩，二哥在油燈下朗讀普希金詩歌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老屋的土炕上，冬夜，門外吹著寒風。屋里，我靜靜地聽二哥讀普希金的詩，讀葉芝的詩，英國偉大詩人葉芝的《麗達與天鵝》，我差不多聽他念了一遍，還有前蘇聯偉大詩人葉夫圖申科的詩篇，也是二哥朗讀的。 讀詩的記憶，是我一生的珍藏。 在西安打工的歲月，我讀了不少中外優秀詩歌。我從2000年夏天到北京打工，只是，不再是掃地看門的活，我做了一名編輯，從事喜歡的傳播傳統文化的工作。在西安的時候，我寫過一首詩，其中一句是：“北京，我要用詩歌敲開你的大門”。到了北京，反而不再讀新詩，也很少寫詩，精力全放到國學的研究與傳播中去了。 對我影響巨大的另一位偉大詩人是泰戈爾，我閱讀了已出版的他所有的詩作，詩歌、散文詩，一遍一遍地品讀，泰戈爾的詩歌中有宗教情懷，有佛陀的慈悲，也有《圣經·詩篇》里的熱情。我向他學習，在西安時，我模仿他的作品，寫了不少有宗教情懷的詩歌，我信仰佛教，修煉丹道，對中華文化有自己的體認，通過詩歌，像泰戈爾一樣表達悲世憫人、天人合一的宗教體驗與思想，我寫了大量的詩作，有幾組散文詩被《佛教文化》雜志發表，編者按語里把我的詩歌和泰戈爾、紀伯倫的詩歌拉在一起評論，說已經達到“預流”的境界。“預流”是佛經里的詞語，是“預入圣賢”的意思，編輯對我的詩歌評價之高，讓我既興奮又惶恐。我知道，自己的詩歌還沒有達到那個境界。當時讀了紀伯倫的《人子耶穌》，是部長篇傳記體的散文詩著作。我想，將后也要寫這樣的作品，寫佛陀生平。 “憂患出詩人”，我現在的生活，沒有了衣食住行的憂患，心靈中漸漸沒有了詩情。也許，心靈世俗化了，沒有了青春時的純凈和幻想。幻想是詩歌的翅膀，安逸的生活折斷了詩歌飛翔的翅膀。 我過去愛過的女孩，無一例外都是喜歡唐詩宋詞的女子，都是喜歡詩歌的女子，都是喜歡《紅樓夢》的女子。我為鐘情的女子寫過不少詩，經常為了她的生日而專門寫一本詩集，抄寫好后寄給她，或送給她。曾經，草原深處，有個女孩，因為喜歡我的詩歌，愿意嫁給我，當我來到天山腳下，來到牧場旁邊，她后悔了。因為，除了寫詩，我什么都不會。 我寫的詩歌，恐怕在兩千首以上，全都沉寂在稿本中，沒有面世，其中，也有給草原女子寫的情歌。 晚上，妻要我給她讀詩，或者，是她給我讀詩，她喜歡詩，也寫詩。她喜歡馮至的詩歌，我在書市為她找馮至的詩集就找了四年，后來在北京三聯書店找到了，還給她買來顧城、北島、海子等人的詩集。看到妻那么愛詩，我為她購書、讀詩的同時也打開久違的詩集。妻幫我建了博客，也許，借這個機會，能重新喚回我的詩情，我不再關注小小的我，不再僅僅是個人的風花雪月，我愿意用詩歌，不論哪種體裁，來表達我對宇宙人生的體悟，對天地萬物的關懷。 這幾天，我發現了一個不一樣的顧城。我在《顧城作品精選》一書中看到了他的許多古體詩，令人驚嘆，覺得他的古體詩比他的新詩還好。他的五言詩有王維的空靈，他的七言詩有杜甫的沉郁。從他的詩論和散文中可知，他精通禪學，對老莊深有研究，對傳統文化情有獨鐘，他在我的心中像面壁的僧人。只是，貧困的生活、壓抑的心靈毀滅了他，但毀滅不了他的作品。 賈平凹曾說，他除了寫作之外，別的什么也不會。作家麥加說他把寫作當成了生活狀態，也是為了安頓心靈。 顧城何嘗不如此？我何嘗不如此？只是，他們的作品在文學界，而我把精力，放在了宗教，放在了修煉，放在了在民間傳播傳統文化。一生一世的詩情是不變的。如果依佛家的“輪回說”來遙想來生，我肯定還會是個詩人，至少，還會是個愛詩的、讀詩的人，能給愛我的女人、我愛的女人寫詩的人，即便不能發表，也能自娛，也能安頓心靈。妻對我說，她老是記不住那些讀過的詩，我說，“不用記，重要的是感受，是閱讀時當下的愉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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