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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辛的罪狀是“千年積毀”的結果，是“層累地選成”的結果，那么，人們自然而然地要問：誰在抹黑帝辛？ 哪些人參與了“千年積毀”的“選謗”隊伍？仔細分析帝辛罪狀的累積過程，剖判其背后的目的與利益取向，結合“層累地造”的年代，這些人便再難躲著在陰暗的角落里，其身份亦呼之欲出，清晰可見。 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敵周人。周人自大王季歷起便大肆擴張，據《竹書紀年》，帝武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歷命為殷牧師。自此時起，季歷先后攻伐始乎之戎。 周王季歷的擴張，引起了帝武丁的警覺，帝武丁十二年，殺周王季歷。繼季歷為王的周侯昌，亦即后世所謂的周文王，更是變本加厲，帝乙二年，周伐商，敗于帝乙。但周王昌并不甘心，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覺，為黎之搜——在黎舉行軍事演習，亦有人認為是商、周戰于黎，拘周侯昌，囚之里。周侯昌的命運，《史記》、《竹書紀年》、《左傳》均說是帝辛有條件地釋放了西伯昌，而當代有人說是帝辛英明果決殺了周侯昌。兩代周王的命運，使商周成為死仇。繼位的周武王在厘清內政的同時，更理頻頻觀兵孟津，為報仇雪恨。攻伐大商做準備。 然帝辛積威甚重，使用武王畏懼極甚。第一次觀兵孟津，諸侯皆曰可伐，武王卻因害怕而托詞“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戰前夕，周武王仍戰戰兢兢，不敢應戰，是呂尚強迫其出戰，才不得已而賈其余勇勉力一戰。《史記》、《竹書紀年》、《左傳》以鐵鑄的事實證明著這一切。對大商的仇恨、對帝辛的畏懼，使得周人不進一切地詆毀、抹黑自己強大的、天神一般的對手，以建立戰略聯盟，激起將士的同仇敵愾，減輕自己的畏懼和恐慌。抹黑帝辛的第二主力是是叛徒、內奸，按現代的話，應該叫做“商奸”——那時尚未有漢民族。 “商奸”的隊伍是龐大的，但總體可分為兩類人。一類是神棍們。這便是帝辛罪狀中的“昏棄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祗，遺厥先宗廟弗祀”、“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狀的由來。自帝武乙戲弄神祗，“革囊盛血”以“射天”，至帝辛，四世之中，王權與神權之爭愈演愈烈。雖然經四代商帝數十年的奮力搏擊，王權占據上風，成為統治主導力量，但神權數百年的無上地位，致使隊伍龐大的神棍們不甘心失敗，一而再地與王權相抗衡，力圖再現伊尹、巫咸等時代超越王權的輝煌。至帝辛時，由于帝辛的分外的強勢，神棍們撼之不動，便勾結外敵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成為倒商的急先鋒。曾經是商王朝中堅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此時卻成為動搖商王朝統治基礎的主力。 一類是內部的叛逆者。這一類人又可分為兩個群體。一個群體是以微子、箕子、比干為首的王族反對者。這是一群帝祖甲禮制改革的犧牲品。本來，按照商王朝“兄終弟及”的傳承方式，這群人是離王位最近的。尤其是微子，是帝乙的長子。本來是最有希望稱帝的，而且，在帝武乙在位，也確實有部分大臣擁立微子。但以太史為首擁立了帝辛。因為帝辛是嫡子。按帝祖甲確立的禮制，是以嫡長繼承制為核心的。先是嫡長子、嫡次子、嫡三子等等，嫡子以后，嫡子以后才是以年齡次序排列，庶長子，庶治子等等。其實，微子、帝辛是同母父兄弟，但因生微子時，其母是妃不是后，因而是庶子；而生帝辛時，其母已是后，故辛為嫡子。 帝武丁做為商王朝武功赫赫的大帝，在欲用千古名相傅說時，仍不得采用“先帝托夢”的手法以掩飾其真正目的。而到帝辛時，帝國內部已四分五裂，神權、王權之間，執政集團與反對集團之間，帝權與貴族之間，諸多斗爭已積重難返，帝辛無人可用，只好重用外來的人才——費中、飛廉、惡米等，而這又引起了反對、尤其是貴族一系的強烈反彈。這兩群人雖利益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帝辛。 而費中，飛廉、惡米是拋棄了自己的氏族來邦助帝辛的，這在當時是不允許的，是引起公憤的。因而，帝辛的罪狀中的“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來。而神棍們、王族反對party、貴族們的怨言亦成為帝辛的罪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力行無度，播棄犁老”、“崇信奸四，放黷師保；屏棄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不一而足。抹黑帝辛的第三類人，則是戰國諸子。出于對證明自己觀點的需要，先秦諸子無不“案往舊以造說”（《荀子》），以歷史來證明自己的政治主張。這也是為什么“層累地造”的中國古史誕生于戰國的原因。帝辛被作為反面典型，為證明仁義重要，就舉帝辛不仁不義的事例——沒有事例可以象蘇東坡那樣“想當然耳”；為證明尚賢、用賢的重要，就舉帝辛殘害忠眾以亡國的教訓；為證明天道亡國，就制造帝辛“斮朝涉之脛”、“刳剔孕婦”的實例；為證明防微杜漸的作用，就制造帝辛“為象箸”，等等。反正帝辛已是污水坑，大家能想象到的千奇百怪的罪名都加諸帝辛身上已是習慣之舉，多潑一瓢污水又有何妨，由此造就了“千年積毀”的商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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