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少華：即使不從事寫作，也需要有效思維

在我看來，大學是一個知識的“超市”。每位同學通過必修課、選修課和圖書館，來組裝自己的知識結構，而有關思維規律的知識是每個人知識結構的基礎構件。因為我們無論現在學什么，將來做什么，都需要思維。

我們中學的文科教學，一直以來突出寫作，高考也考寫作文。但并沒有一門思維的課。思維在哪里呢？思維當然在寫作中，也在課堂發言中，但是，中學的語文教學和高考的作文試題，卻并不注重思維。（梁啟超在在清華和南開的講義“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 中注重形式邏輯，是深有見的的。）

我這里說的思維，不是指那些在寫作中達到感人效果的“形象思維”，而是指使我們的自己觀點和對其論證在認識和交流中“有效”，具有說服力的思維。這就是邏輯思維。

我們一生，除了在中學寫作文，并不都需要“寫作文”。如果我們上大學選是的新聞學專業，工作以后還會寫報道，寫評論；如果我們立志當作家，我們還會寫小說，寫劇本，但是，如果我們沒有選擇這些專業和工作，我們就不需要“寫”什么東西了嗎？

即使不“寫”，我們就不需要與他人交流什么了嗎？就不需要提出自己的觀點、主張、計劃，并且通過有效地論證，使你的領導、同事接受它們了嗎？作為一個關心公共事務的公民，我們就不需要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表達和論證自己的觀點了嗎？

如果這些都需要，也就需要思維的邏輯訓練。

我在暑假里翻閱了一本從圖書館借到的書，書名叫做《Everything’s an Argument》。這個書名很觸動我。Argument這個詞，中文往往譯為論點、論據、理由、質疑，甚至爭吵，用在這里，似乎都有點大了。因為按這本書的看法，“每件事”（Everything）都是它。

這本書揭示出的是：我們在生活中的任何對他人表達，都是（或可能是）自己的一種主張、訴求，因此都需要有效的論證。

比如，這本書的第一頁上的一個例子來說：

“一個少年向圣誕老人提出要一輛變速自行車，他聲稱自己一年中絕大部分時間里都是一個好孩子。”

（Claiming to have been a good boy for most of the year, a youngster asks Santa Claus for a bicycle with lots of gears.）

你看，這個小孩難道不是在用一個“論據”來論證自己的“主張”嗎？而且，他顯然明白，在自己的論據之上，還有一個普遍存在的理由（即圖爾敏論證模式中的warrant）：圣誕老人會獎勵好孩子。

我們大部分的推理論證，都需要這樣的要素和結構。英國邏輯學家圖爾敏的“圖爾敏模式”（Toulmin Model）在西方思維教學中普遍使用，就是為了分析日常表達中的論證。

而同一頁的另一個例子就似乎不那么低幼了：

“在接受有線電視網的電話采訪中，一位參議員提出：國會議員需要加薪，因為大部分政治津貼都已經消失了，而要在華盛頓維持一家人生活則花費很大。”

（A senator argues with a C-SPAN caller that members of Congress need a raise because most political perks have disappeared and it is expensive to maintain a home in Washington, D.C.）

——這已經是一個公共議題了。但它的論證結構其實與那個小孩的完全相同。

我之所以在此錄出原文，是因為除了“因為（because）”這個典型的“邏輯詞”之外，原文中的Claim、argue都是具有論證傾向的詞語，我沒能用中文譯出來。

而我提到的那本書，就是從最常見的生活語言開始，對說理論證的結構和規律進行深入分析和訓練的教材。這樣的教材在西方大學教材中很多。

那本書的書名——《Everything’s an Argument》之所以觸動我，是因為它可能揭示了我們每個人在社會中與他人的普遍關系。這是一種理性的關系。而要協調好這些關系，就需要我們有效地思維和表達。

你可能注意到了，我提到思維的時候使用的是“有效”這兩個字，而不使用“正確”。這是因為一個觀點是否正確，不是在思維領域就能夠完全解決的，往往要在實踐中解決。但是，對一個觀點的論證是否“有效”，則是邏輯層面就可以判斷的問題。

邏輯意義上的“有效”不一定“正確”。但邏輯意義上的“無效”，一定不會“正確”。

比如，我舉個例子：

“有些美國人是女人。湯姆·漢克斯是美國人。所以，湯姆·漢克斯是女人。”

顯然，這是一個推理論證，而這個論證的結論是錯的。是這樣嗎？因為你知道那個演過《阿甘正傳》的美國演員的男的吧？

那你再看下面這個推理：

“有些美國人在電影界工作。梅麗爾·斯特里普是美國人。所以，梅麗爾·斯特里普在電影界工作。”

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吧？——因為你非常熟悉那個美國影后。但是，這個推理與前面那個得出“姆·漢克斯是女人”的錯誤結論的推理在邏輯結構上是一樣的啊！它們都違反了演繹推理的邏輯規則。這些規則，我在后面還要說到。

所以，一個結論碰巧“正確”的推理，也可能是“無效”的。它在梅麗爾·斯特里普身上的“正確”也是沒有用的，因為這種無效的推理，可以推出無數錯誤的結論。

邏輯學雖然把守的是思維“有效”的標準，但我們最終不是要在實踐中達到或接近“正確”嗎？

按我的理解，邏輯學作為人類思維規則的學科，就是解決思維的有效性的。邏輯學在最普遍的意義上理解，就是人類對自身“思維實踐”中積累的有效性經驗的深入理解：千百年來，人們這么想，結果往往就是對的；那么想，結果往往出錯。人們就開始考慮：為什么呢？人們在這些對的和錯的思維方式之間進行對比，琢磨，發現其間的規律——邏輯學，就是這么建立起來的。它的基礎是有效思維的經驗。

思維的“有效”雖然并不保證事實中的“正確”，但卻為“正確”準備了條件——排除了那些“無效”，因此也不可能正確的思維方向，實際上也是爭取了思維和實踐的效率。否則每一件事都要在許多無效的思維方向上瞎碰。人類千萬百來的思維經驗就白白積累了。

上一個世紀30年代，英國邏輯學家斯泰賓寫過一部邏輯學普及著作《Thinking to some purpose》，我國語言學家呂叔湘沒有將原來的書名直譯，而譯為《有效思維》。這是非常準確地把握了作者本意的，因為“有效思維”非常準確地突出了邏輯學的普遍作用。這里說普遍作用，就是對所有人都有用。

其實，基于邏輯學規律的通識教學，在西方大學一般叫做“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這門課程的“批判性”主要在于：在邏輯規則的基礎上發現和分析日常思維和交流中可能存在的謬誤。

而在我看來，鑒于“批判”這個詞在我國語境中特殊的沖突感，用“有效思維”可能更好一些，更溫和一些。邏輯規律的通識教學，不一定為了“批判”別人的錯誤思維，更重要的是保證自己思維的“有效”。

早在中國近代邏輯學的中文譯名還沒有最終確定來的時候，受日本影響，還曾使用過“論理學”這個概念。比如梁啟超《墨子之論理學》，就是研究《墨子》中的邏輯學的。在小說（和電視劇）《圍城》中，留學歸國的教師方鴻漸在教室黑板上寫下的就是：“論理學”三個字。

但無論叫做什么課，無論你是否選修這樣的課程，我都建議你從“有效思維”的角度來理解和接觸被人們稱作“邏輯”的這一門有關思維的知識。

幾年前，我開設了一門面向全校學生的選修課“論證與辯論分析”就是基于邏輯學知識的實用課程。一次課間休息時，一位同學給我提供了一個三句話的案例，讓我看是否有效。

“美國大學是優秀大學。中國大學不是美國大學。所以，中國大學不是優秀大學。”

我感到，這個案例具有典型意義：

第一，它非常接近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即使遠離邏輯和論爭，也難以避免與別人在這個層次、這些問題上進行交流，并接觸到這樣的論證；

第二，它既有明確的觀點，也有明確的論證。實際上，有邏輯素養的人馬上就可以辨認出：它是一個典型的演繹推理的三段論。

第三，它是一個違反演繹推理規則的形式謬誤。要清醒地看出這個“似是而非”的謬誤，則需要掌握邏輯學的基礎知識。

以“美國大學是優秀大學”作為大前提，之所以不能推導出“中國大學不是優秀大學”的結論，是因為：這個三段論在前提中只是對“優秀大學”的“部分”（即“美國大學”）做出了判斷，卻在結論中對“優秀大學”的全部做出了判斷——即以“否定的方式”（否定中國大學包括在其中）提到了它的全部外延。這樣，結論明顯超出了前提的范圍。

演繹推理是依靠一些形式規則來避免這類謬誤的。其中關于“周延”的邏輯概念和規則就是分析上面那個謬誤的工具。

一個判斷中的主項（或謂項）是周延的，就是說，這個判斷斷定的了主項（或謂項）的全部外延。一個判斷的主項（或謂項)是不周延的，就是說，這個判斷沒有斷定主項（或謂項）的全部外延。

而三段論的一個規則是：在前提中不周延的，在結論中也不得周延。

在上面那個論證中，“優秀大學”在大前提中處于肯定判斷的謂項，并不周延。但是，它在結論中處于否定判斷的謂項，因此是周延的。所以，這違反了三段論的規則：在前提中不周延的項，在結論中也不得周延。

三段論關于“周延”的規則，在本質上限制的正是結論超出前提的錯誤推理。

當然，中國到底有沒有優秀大學，是一個需要在世界范圍內認真考察對比才能得出的結論，而不是一個簡單推理得出結論。具體而言，我覺得這介問題不適合從抽象前提出發的演繹推理，而適合從具體數據和案例出發進行歸納推理。

說著說著，我就有點犯教師的職業病了。我在一封信里不可能給你講邏輯課。我之所以用邏輯學術語和規則來向你揭示那個看似普通的論證中的謬誤，是想向你說明，如果受過一點邏輯訓練，這類“似是而非”的謬誤是一眼可辨的。

而那樣的謬誤，在我們的日常交流中，在我們自己的思維中，完全可能隨時出現。

在一個利益多元，眾聲喧嘩的現代社會，Everything’s an Argument。我們要做一個能夠有效論證自己的主張的職業人，要做一個能夠參與公共議題的公民，就要能夠發現自己或他人的思維謬誤，保證自己思維的有效性。

有效，既是思維之效，也是交流之效，合作之效，爭取共識之效。

愛你的大伯

馬少華

2018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