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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一、奇怪的旅客 1980年暮春的一個下午。天津火車站。 南來北往的旅客，扶老攜幼，拎包扛箱，在檢票處和候車室進進出出，給這個北方著名的一級大站制造著喧嘩。 2時14分，從鄭州開來的416次直快列車鳴著汽笛駛進了天津車站。數在百計的旅客涌出通往廣場的出口，一部分去市內；一部分走向售票處的簽票窗口，他們簽過票后走進候車室，準備分赴東北三省和內蒙古。 走進候車室的中轉旅客中，有一個穿著毫不顯眼的婦女，她身材較高，肩膀很寬，卻并不胖，一副十分健壯的樣子，上身穿一件半新舊的女式藏青春秋衫，下穿舊的黑色細燈芯絨褲子，足蹬解放鞋，頭發蓬松，卻很干凈，細細觀之，既無灰塵亦無頭皮屑；她雙手上舉，抓托住肩上的一口不大不小的藤條箱。這口箱子看上去顯得沉甸甸的，但是它的主人卻似乎并不覺得吃力，步履輕松地走著，行至候車室右側角落的長條椅前，女旅客并不要人幫忙，一呵腰便把箱子從肩上卸下來，輕輕地放在椅子上。 這一幕，恰恰被正在候車室里進行例行巡查的車站派出所便衣警察忻俊義看在眼里。忻俊義是個吃了8年公安飯的老警察，抓扒手的本領聞名整個市局，多年的實踐使他練就了一雙敏銳的眼睛，縱是如此，此時他也僅僅對這個青年女旅客產生一種“刮目相看”的想法，暗忖對方很有一把力氣，不愧是鄉下的莊稼人。 那個女旅客把藤條箱放在椅子上后，便在旁邊坐下，掏出簽過的車票湊到面前看了看，小心翼翼地放進另一個衣兜，爾后歪轉身子，背脊靠在藤箱上，微閉雙目養起神來。 大約過了一個小時，原先還算空敞的候車室由于接連放進了兩批去南方的候車旅客，而顯得擁擠起來，一排排長條椅都坐滿了人，擠不上的只好坐在放在地上的包裹或者箱子上。一個腆著個大肚子的青年孕婦找不到座位，只好坐在同伴帶著的鋪蓋上。走道上不時有人經過，免不了磕磕碰碰。每磕碰一次，那孕婦的的身子便搖晃一次，以致不得不伸出雙手，捧住自己的腹部，以防跌倒。那副情景，使周圍的人看了心懸，卻沒一個讓出自己的座位。 這時，忻俊義正好經過，見狀上去詢問：“這位女同志，你坐哪次車？” “俺去齊齊哈爾。” 去齊齊哈爾的列車要到晚上9點多才發車，忻俊義尋思著給這孕婦找個位置安置下來，否則保不準會出事的。他轉臉四顧，目光在一排排長條椅上掃溜，最后停留在右側角落里。那邊，先前給他留下過印象的那位女旅客正倚靠在那口藤條箱上打瞌睡。整個候車室，忻俊義日光所及處，只有她把行李放在椅子上，占著一個人的位置．該叫她騰出來， 忻俊義沖孕婦點點頭：“你跟我來，我給你找個位置坐下來。” 忻俊義帶著孕婦來到右側角落，在女旅客前面停了下來：“同志！” 女旅客只管閉著眼睛打瞌睡。 “同志！”忻俊義提高了嗓音。 對方仍然不動，也不睜一下眼睛。 忻俊義想只有推一下了，但對方是女性，男女大防，觸動一下萬一對方耍潑，糾纏起來就不好了。這火車站乃東西南北要沖之地，什么樣的人沒有？忻俊義在這里待了多年，啥樣的都碰到過。吃過虧的人，遇事不得不多費些心思。他望著女旅客倚靠著的那口藤條箱，靈機一動：我不動她而動這箱子，不怕她不醒。 忻俊義這個主意不錯，他的手剛碰到藤條箱，便如在女旅客身上推一下一樣，對方馬上作出反應；身子一直，挺坐起米，右手閃電似地伸出，緊緊抓住箱子的拎襻；一雙眼睛睜得又大又圓，戒意十足地盯著站在面前的便衣警察。 忻俊義事后回想起來，覺得自己當時實際上就已經發現了可疑跡象——對方的那只手，又大又硬，皮膚粗糙，全然不似女性之手。但也看在眼里，卻未想一想，只是想給孕婦女安排座位，當下點點頭道：“請你把箱子放地下，讓這位懷孕婦女坐一會。” 女旅客眼睛里的戒意消失了，代之的是不屑的神色，那內容不難讀懂：我先占的位置，讓出來？沒門！ 這種不講道理的角色，忻俊義見得多哩，知道如何對付。他稍稍提高聲音，又說了一遍。通常，這應當是有用的。但這天他沒穿警服，對方把他當成尋常百姓，或者是孕婦的什么親戚，根本不理睬，盯著他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聲，竟把臉扭轉一邊去了！ 忻俊義終于惱火了，也幸虧惱火，若他還是耐著性子“和風細雨”，一起特大盜竊案的發現乃至偵破就失之交臂了，一名犯下嚴重罪行的“飛賊”或許就永遠得以逍遙法外。忻俊義一怒之下，伸出手去拎藤條箱，想把箱子放到地下。箱子的拎襻很長，大約有6寸左右，他和女旅客各抓一頭中間還有寬裕。忻俊義抓住了便往地下拖，他是偵察兵出身，轉業當警察后還三天兩頭練練啞鈴、拉力器，手上勁力應該說是有一點的，原以為一拖就能把藤條箱拖到地下，哪知藤條葙就象被繩子拴住了似的，連拖幾下竟然紋絲不動！ 忻俊義暗自吃驚，目光射向對方那是抓在拎襻上的手。就在這時，對方的另一只手突然一巴掌期忻俊義臉上撩來。忻俊義也算是個“會家子”，腦袋急往旁邊一歪避讓。但是，那一巴掌還是在他耳朵上掃了一下，一陣疼痛！ “他媽的！”忻俊義罵了一聲，低喝一聲“我是警察”。往后退了一步，一手往衣兜里伸，想亮出證件鎮住對方。但對方一巴掌掃出之后，已經閃電似地回掃過來，他只好舉手去擋。手一舉一伸，不知怎的碰著對方的頭發，一下子掉落下來！ “啊！”周圍旅客一齊驚呼起來，原來那是個假發套，那“女旅客”是個留有半寸許頭發的男子！ 男扮女裝，又是這副蠻不講理韻架式，十有八九是歹徒。忻俊義也顧不得掏摸證件了，大喝一聲撲過去想揪住這個嫌疑分子，那家伙身子往旁邊一歪（從他動手開始，坐在他旁邊的旅客早已嚇得站起來了）讓過，身子一挺急站起來，雙腳一提齊離地面。竟倒退著竄到椅子上，金雞獨立，飛起一腳踢向忻俊義。 忻俊義連忙閃避，對方跳上椅背，只一躍，便跳過走道，落在另一排長條椅的掎背上，驚得那邊坐著的旅客大呼小喚，紛紛避開。那家伙摘溜溜轉動眼珠子，急速掃視候車室，一個轉身欲向通往車站廣場的那扇門逃竄。他還沒邁開步子，突然見兩個穿警服的警察聽見候車室里的喧嘩聲從外面奔進來，于是改變主意，踩著椅背、椅子、來不及逃開的旅客的肩膀、放在走道里的行李，飛快地朝進站臺的檢票處逃去。 “追！”忻俊義大叫—聲，和兩個前來增援的戰友抄近路朝站臺奔去。 忻俊義三人奔進站臺時，那家伙已經逃到第三站臺。他們一邊吆喝著“站住”，一邊撥腿急追。那家伙逃到第五站臺，被一列裝著貨物的列車擋住了道。這時，第六站臺正在裝貨物的一群工人聽見叫聲，也一齊叫起來，同時在站臺上散開準備攔截。那家伙見勢不妙，急奔幾步，抬腳往那列停著的貨車的車廂壁上一蹬一竄，竟躍上了車頂！ 忻俊義見了一怔：這人當過兵還是怎么的？身手竟是如此輕捷，就這么一蹬就上到車頂了！不過這樣也好，這小子已經處于兩面夾捕之中，他逃不掉了。 站臺上出現了這樣一幕：那個男扮女裝的家伙在貨車頂上疾奔，兩側站臺上，一邊是三個警察，一邊是十幾個工人，在地下緊追。停著的這列貨車有18節，那家伙是從第6節跳上去的，上到車頂便往車尾方向奔。兩則站臺上，眾人緊追不舍，看看奔到末一節車廂了，忻俊義料想他必定往下跳，馬上搶先一步躍到路軌中間，想來個“以靜制動”。卻不料他突然來了個急轉身，往車頭方向奔去。 眾人隨即調頭緊追，追到車頭，那家伙又是一個轉身…… 如斯追了三個來回，站臺上的追捕者十有八九已經氣喘吁吁，車頂上那家伙卻仍若無其事，來回疾跑。忻俊義看看情勢似乎不對，正好這時叉來了十來名警察和車站工作人員，于是讓大家散開站下，將貨車圍住。他又招呼另一個警察，準備雙雙攀上車頂去捉拿。 就在這時，從北京方向開來一列貨車，從第四站臺和第五站臺空著的鐵道上“轟隆隆”地駛過。那家伙眼睛一亮，嘴里叫了聲什么，從車頂上一躍而下，跳過一個工作人員的頭頂，落在站臺中間。說時遲，那時快，馬上有四五人急撲過去，想按住他。但那家伙雙腳一沾地便如踩著彈簧似地重新躍起，連彈幾下，眨眼間就“飛”上了疾駛而過的貨車。 眾人見之又驚又怒，一個警察馬上奔進站臺邊的值班亭，向站外的扳道房發信號讓攔截貨車。列車是停下了，但“飛”上去的那位早已不見影蹤！ 忻俊義幾人返回車站派出所，打開那口藤條箱，不禁大吃一驚：里面裝著滿滿一箱鈔票！ 二、追查底細 警方當場清點，鈔票是一式的拾元票面人民幣，一百張一疊，用牛皮紙條緊緊扎著，紙條上還蓋有銀行點鈔員的名章。點檢下來，一共是一百扎，正好十萬元！ 十萬元錢在1980年是怎樣一個數額？只要看一下當時工薪階層的收入就可想而知了：1981年，屬于國家8類地區的上海市的一個工齡5年左右的青年工人，每月的工資加獎金不超過50元；天津市的警齡超過20年的老公安，其中有的是派出所長、指導員、月收入也不過60元上下。以這兩十數字相比，就可以知道十萬元是怎樣一個數額了。也就是這一年，蘇州市青年女工杜蕓蕓，將自己合法繼承的十萬元遺產上交給國家，從而成為全國聞名的新聞人物。直到15年后的今天，許多人也還記得她，因為，十萬元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乃是一個天文數字！ 車站派出所初步認定，這十萬元錢是那個“飛”上火車逃跑的家伙非法所獲的不義之財，否則他決不會扔下箱子拚命進竄了。從他那非同一般騎身手看來，這一箱子鈔票多半是他盜竊而獲的。因此，有可能這是一起特大盜竊案的一名主犯。派出所于是立即撥通了天津市公安局的電話，報告了情況。市局下令：立即將藤條箱送來。 一箱子鈔票送到市公安局后，刑事偵察處幾位領導都來看了，又詳細聽取了當事人忻俊義的情況匯報，一致認為這是一起特別重大案件。但是否可以立案，一時卻無法決定。因為還不清楚這筆巨款是那個逃跑的家伙用何種犯罪方式所得，尤其不清楚案發地。根據公安部規定，只有案發地的公安機關方能立案偵查；如果這十萬元錢的案發地不在天津，天津警方就不能立案，而要轉給當地警方立案偵查。因此，刑偵處領導決定指派偵察四科副科長黃益良負責調查這筆巨款的案發地。 黃益良是一位中年刑警，六十年代初期畢業于華東政法學院，曾在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干過，七十年代中期調到公安戰線。他接受任務后，先察看了藤條箱和里面的巨款，又閱讀了車站派出所關于發現巨款情況的書面紀錄，認為一般說來，涉及如此數額的案件，不管是盜竊、搶劫或者詐騙，案發地公安機關都會通報全國各省市公安局的。因此，第一步盡可從公安局內部的《情況通報》、《協查通知》中查。與此同時，以市局名義責成本市各區、縣分局各自調查本轄區是否發生了未曾被發現的巨款刑案。 黃益良從刑偵處檔案室調來了近兩年來各地公安機關發來的《情況通報》、《協查通知》，堆了滿滿一桌子，叫來兩名刑警，三十人開始翻閱。第一步先把已將案件查清而蓋有“注銷”字樣印章的文件剔出來，放在一邊；然后將剔剩的文件逐份查閱。這項工作進行了一天再搭上半個夜班，結果是一無所獲，一直到上周為止，全國沒有一個公安局通報過當地發過十萬元或者超過這個數額的特大刑案的。這時，本市各分局的報告也上來了，千篇一律的否定。 黃益良隨即走第二步：向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公安廳（局）發出傳真或電報，詢問近日是否發生了十萬元或者更大數額巨款的刑事案件的。3小時后，北京、上海、廣東、江蘇等9個省、市警方首先回電，答稱均無此類案件發生；又過了一個多小時，浙江、福建、青海等6個省廳也復電告知無此類案件發生；7小時后，最后一個省廳——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回電了：本區查無此案！ “怪事！各地都沒發生巨款刑案，那這是怎么回事？”偵察四科的刑警小董大為失望。 另一位刑警小夏說：“黃科長，會不會這是那家伙贏來的賭資？這，公安局當然是不會接到報案的。” “那這究竟是怎么一筆‘帳’呢？” “讓我們仔細議一議吧。” 幾個人議下來的結果，認為尋找這筆巨款出處的唯一線索是牛皮紙封條上的銀行點鈔員的名章，通過圖章所顯示的姓名可查明這筆巨款是從哪家銀行提出來的，知道地方后再查下去就容易些了。 次日，黃益良和小董帶了一扎鈔票坐火車去了北京，走進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大門，要求鑒定這鈔票是從哪家銀行里提出來的。一位金融專家接待他們，他看了鈔票，問清十萬元全是號碼各異的舊票，不無遺憾地說。“如果是新票，那就好查了，我們總行從造幣廠往各地銀行調撥現鈔時，都將號碼留檔的。” 從鈔票號碼查，黃益庭本來就不抱希望，他寄希望于名章：“是否可以從封條的名章上面查一查？” “這當然是可以的。不過，全國大陸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有建設銀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客戶都可以提取現鈔，這三家銀行設在下面的分行、支行以及儲蓄所，全國加起來一共有2萬多家。總行發函至各省分行，分行再下達到支行、儲蓄所，如此一個圈子兜下來，至少要兩個月才有結果，你們等得及嗎？” 這，黃益良倒是不曾料想到的。兩個月后才查到“鈔票從哪家銀行提取”這一步，進度實在太慢了。如果那個逃走的家伙即是盜竊這十萬元巨款的犯罪分子，這兩個月中他無疑又要犯下新的罪行。不過，既然來總行走一趟了，看來還是要讓他們查一查，于是，他把那張封條留了下來，告辭而去。 黃益良兩人返回天津，尋思這樣還不行，得另外尋找線索。他坐在辦公室里，冥思苦想許久不得要領。這時，處長辦公室打來電話，讓四科把那筆巨款送往局辦公室暫時封存。接電話的刑警小夏問道；“箱子要進去嗎？” 電話里說；“光送鈔票不送箱子。” 小夏對黃益良一說，黃益良把鑰匙遞給他，讓和小董一起把箱子抬往局辦室，點清封存。一會兒，夏、董兩人去而復歸，把藤條箱放在屋角。黃益良無意識地走過去，提開箱蓋，發現箱子底下墊著防潮用的塑料紙，隨手揭起來一看，下面還有一層牛皮紙和塑料紙。牛皮紙是用幾張小的以漿糊粘貼而拼的，他提起來，意外發現其中一張的背面育一個模糊的郵戳和剪去一半的掛號標簽。猛然，一陣欣喜象電流似地掠過黃益良的全身，因為激動，他的聲音都有些變調： “好！線索有了？” 強光燈下，高倍放大鏡對著那枚模糊不清的郵戳照了又照，幾雙眼睛緊緊盯著，分辨了無數次，終于認定郵戳上的字是：“河南汝南胡家溝1979年11月29日14時”。這是一枚蓋在郵件背面的落地戳，由此可以推斷：藤條箱的主人和河南省汝南縣有可能相關。 黃益良當即決定：趕往汝南縣調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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